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

论沈从文的报刊情缘与编辑责任李天福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现代媒介的演变有着较为密切的关联。

出版事业的日益繁荣，报刊杂志的兴盛发达，作家、编辑的身份聚合，对于文化思想阵地的繁衍、文学社团流派的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本文以沈从文为例，剖析现代传媒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及报刊编辑如何践履社会责任。

一、圈内效应与四面开花近代以来，大众传播的巨大变革使刊物成为团结同道、形成风气的核心力量。

各大报刊注重凝集作家、编辑和读者，形成风格多样、追求各异的社团和流派，彰显出文学报刊对作家个体和群体成长的重要意义。

同样，作家个体熟悉报刊市场，走进媒介圈，发现或培育自己的园地，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

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现代史许多举例示范作品，当时似乎即半为编辑催逼而成。

……弟二十年来多数作品，也多半是徐志摩、叶圣陶、徐调孚、施蛰存诸先生主持杂志编辑时，用‘鸡毛文书’方式逼出。

”［1］这段感慨算是幸福的回忆了。

众所周知，创作起步阶段，沈从文经历了无数刻骨铭心的投稿辛酸。

其中包含诸多的因素制约，如不熟悉白话文法和新式标点、不熟悉投稿门道、不了解办刊宗旨及作品形式和内容的缺陷，等等。

《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记录了初学写稿和投稿的不得已经历，《〈第二个狒狒〉引》表达了写作及投稿起步的艰辛与不易。

其实，沈从文对投稿诀窍并非一无所知。

他也曾不忘附加一封谦卑的书信向编辑求助，也曾对《晨报副刊》的宗旨和编辑方针进行研究，并采取集中投稿的方式以求接近，但终未得到首任主编孙伏园的赏识反而遭到嘲讽。

这让沈从文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并使他多年以后还难以释怀。

沈从文的幸运在于遇上了一个文学至上的时代，遇上了一批惜才爱才的大家。

郁达夫冒雪看望并相助的佳话早已广为传颂，胡适去酉西会馆探望并为其推荐作品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北大教授林宰平襄助，并向徐志摩、闻一多等推荐，也给了沈从文极大的动力。

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后，沈从文更是迎来了投稿生涯的春天。

沈从文不断融进媒介圈，结识了一大批著名作家、编辑、学者，作品随后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语丝》等刊物。

1925年，是沈从文的首个丰收年。

这一年，他公开发表作品61篇（首），除绝大部分（44篇）发表在《晨报副刊》外，他还把投稿范围扩大到《燕大周刊》、《京报副刊》、《现代评论》、《晨报·文学旬刊》、《京报·国语周刊》等近10个报刊。

1926年和1927年，沈从文继续以《晨报副刊》为重要园地，大量投稿或应约写稿，并向北京及上海的《晨报副刊·诗镌》（周刊）、《小说月报》、《世界日报·文学》、《现代评论》、《东方杂志》投稿。

两年间，发表各类文体作品80篇（首）。

这样，沈从文以作品为聚焦他人的“礼物”，与北京地区众多文学报刊建立了联系，并同报刊主持人由陌生到相识，由相识到熟知，逐步结识与文艺界相关的其他各界知名人士。

他由此获得各种学习、工作机会，北京北新书局和北京晨报社先后正式出版《鸭子》、《第二个狒狒》、《市集》三个集子。

这些都进一步扩大了沈从文的社会影响力，为其生活和写作带来极大的便利，让其作品在各大报刊四面开花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二、媒介责任与文学论争考察沈从文的报刊情缘，其参与、经历的文学论争自然进入受众的视域。

据统计，1917—1949年间，中国文坛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大小不一的文学论争近90次，几乎囊括了活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所有作家。

沈从文认为，这些论争属于“无原则无结论的攻讦誉扬，大都对人不对事”；“不是为阿谀死者，即只是点缀社交，逢迎生者”；“文运斗争争吵过多，竞争工作表现少，也作成我不懂‘政治艺术’为何事。

因文运中和政治中彼此分合无常形，无定性，难于适应。

”他认为这些论争“对工作进步实际毫无裨益。

对年青人尤无益有害。

”自己“取不介入态度”，“和文学运动的活动隔离。

”［2］其实，无论哪次文学论争，都可以使作家群体和个体在相互冲突中相互刺激，在相互竞争中相互制约，在相互对话中进步，在分化整合中趋于平衡，从而为文学事业的发展注入动力、提供活力，最终促进文学事业的良性发展。

沈从文显然过多突出了文学论争的负面效应。

同时，他并未超然于现代文学的内源性生态环境之外，更未与所有的文学论争或文学运动一概“隔绝”。

在那样的文学环境下，既有“顽固、执拗”的乡下人性格，又要坚守并重造自己的文学理想，沈从文不可能采取消极旁观的姿态，更不会作文学论争中的“山人、隐士”。

实际上，自1930年代开始，由沈从文发难本意在捍卫文学创作的独立自主原则，摆脱商业和政治的纠缠，最终难免陷入“政治”的文坛论争就达六次之多：第一次是1933年发表《文学者的态度》批评迎合文学商业化的“玩票白相精神”，希望作家谨守自己的职业，多在创作上取得成绩，引发“京派”与“海派”之争；第二次是1935年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太白》、《论语》、《人间世》等刊物间“对骂”式的论争提出批评，一句偏执的“凡骂人的与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引来鲁迅关于文学刊物之争的诚恳批评；第三次于1936年和1937年先后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和《再谈差不多》，批评作家们过于注意“时代”而少于过问“艺术”导致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现象，引发了一场“反差不多运动”；第四次为1939年和1942年针对抗战初期文学创作质量急剧下降的特定情况，发表《一般或特殊》和《文学运动的重造》，提出作家应以文学为武器，而不能去从事一般的抗战政治工作，被认为提倡“与抗战无关”论，遭到左翼文坛大规模的围攻；第五次在1940年代初因在《战国策》上发表《烛虚》等，被划归“战国策派”长期受到误解和批判；第六次是1940年代后期发表《从现实学习》、《一种新的文学观》、《芷江县的熊公馆》及小说《看虹录》、《摘星录》等，主张有识之士发起一场新的文学运动，重造民族建国的“经典”，被判为“第四条道路”的代表、“桃红色作家”、“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受到大肆讨伐。

王继志教授对沈从文在历次文艺论争中的表现进行了严谨的清理，对沈从文遭受冷遇、误解甚至歧视的因由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剖析。

他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沈从文几乎总是处于“文学论争的漩涡中心”，既有作为民主主义作家的局限和偏颇，也有正确、中肯的一面；其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仅仅具备艺术家的气质而不具备政治家的头脑和手段，却又在埋首文学创作的同时忍不住对政治说三道四。

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思考：为什么沈从文经历的六次论争竟然全部发生在创作鼎盛时期或文学转向的“抽象抒情”期？为什么六次论争竟有四次是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文艺》、《大公报·星期文艺》、《大公报·小公园》及《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的？稍加思索便不难得出答案：是创作上的成功给了沈从文参与论争的自信；是艰苦卓绝的经典重造的探索与思考，让沈从文具备了对文坛现状的整体把握和是非判断；是长期从事文学“把关人”性质的编辑活动强化了沈从文坚守生命信仰和文学理想；是具有自己主持的文学园地，给了沈从文大胆、自由发表自己的声音的便捷条件。

可以说，是自信而又虔诚的文学家的本性和纯粹而热情的编辑家的责任，扩大了沈从文的媒介视野，捍卫了其文学尊严，使他一次次自觉不自觉地挑起或卷入各种文学论争，扮演了一个文学殉道者的角色。

沈从文一再被卷入现实政治和文坛纷争也证明了编辑与作家在职业上的重要区别。

茅盾曾谈到办杂志的体会：开头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

“人办杂志的时候是有话要说，杂志办人的时候是没有话也得勉强说”。

［3］此话精辟地说明了编辑与作家的差异：一个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关心社会与文坛的事，只按自己的兴趣和审美理想写作；而一位编辑却不能不关注社会和文坛上各种动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特别是1930年代的刊物大多已向商业化转变，报刊不再是仅仅用来宣传同人思想的阵地，更多地充当了读者交流思想的平台。

沈从文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心埋头于文学创作而对各种纷争不闻不问了，他必须更多地关注社会和读者对刊物的期待与要求，并与读者作各种沟通与交流。

沈从文的频频发言，有时的确出于被动与无奈。

如发生水灾了，他就写《大家快来救济水灾》。

再如上海左翼方面开展“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讨论，北平文坛保持着一贯的沉默，引起了读者的不满。

有读者致信沈从文，希望“引起北方学人的注意”。

沈从文被迫写作并发表《从“小学读经”到“大众语问题”的感想》，引来曹聚仁的反驳。

沈从文只得将曹的反驳信和自己的答复一起登在《文艺副刊》。

尽管张兆和在30年代就反对沈从文“写这种一撅一撅讽世讥人的短文”，劝他写“美丽动人小说”。

40年代后期，李健吾、巴金、汪曾祺等也劝沈从文像过去一样多写小说。

沈从文并未听从忠告，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当时同时出任几大报纸副刊的主编当是极为重要的原由。

因为在大局玄黄未定之时，沈从文觉得自己作为报纸编辑，有责任引导读者看清时局。

1946年9月，他发表《怎样办一份好报纸》，特别强调编辑动手写作社论的重要性，认为“编辑不写社论，即容易失去对于每一问题的真正关心及深刻认识”，也失去了“用笔来推测事件未来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表示个人见解的机会”。

［4］他在《编者言》、《〈文学周刊〉开张》、《一个读报者对报纸的希望》等文中，反复提及报纸的教育功能，认为报纸应起到教育政治家的作用，起到“对年青人情绪的消毒作用”。

或许，沈从文只是想尽编辑的职责，但在思想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报刊等现代传媒必然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所，沈从文的参与自然使他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

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来看，沈从文挑起和卷入的文坛纷争，背后隐藏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文艺思潮间的斗争。

前者以“左联”为中心，拥有一批发表园地，形成了一种声势；后者并没有严密的组织，往往由于文学见解比较一致而出版刊物、编辑丛书、结合作家、开展活动。

在1930年代，这两大力量主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在各自拥有的刊物上频频展开论争，都试图掌握话语权。

沈从文既然选择了自由主义的文学道路并参与其刊物编辑工作，想独立于纷争之外显然不可能了。

三、读者第一与扶持新人沈从文相信一个好刊物和一个好编辑几乎可以左右一个青年的文学道路。

他曾回忆初到北京四处投稿的艰难经历，感觉个人渺小如“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无引人注意的光辉。

”［5］他永远忘不了成功路上众多前辈师友的鼓励、帮助和推荐。

感同身受使沈从文多了道义上的相助，作为媒介编辑的职业操守更让他增加了对文学青年的相惜相助。

所以，沈从文在编辑工作中非常注重提携年轻人，总是想着使年轻人勤奋写作的作品能拥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

他认为，一个编辑应当把稿费支配到对于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作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