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金融政策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金融政策

“金融”一词产生于近代，但明朝中叶之后我国就已出现比较广泛的金融活动，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更是经历了动荡与混乱、统一与发展的历程。回顾与总结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国家金融政策及经验教训，对于推进当代中国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实施正确的金融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我国近现代史上金融发展进程的历史

从明末到1949年这段时期，我国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落日辉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混乱与动荡以及前赴后继的民族抗争，中国金融也经历了重大波折与艰难发展。

旧式金融机构由盛而衰。钱铺和票号是旧式金融机构的典型代表。钱铺产生于明代，在清代成为当时的主要金融机构，但因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未能发展成真正的银行。票号产生于明末，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在鸦片战争后发展到极盛，但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衰败并最终消亡。

外商银行在华特权由小渐大，但最终被取缔。由于清政府的软弱与退让，外商银行于1845年进入中国，逐渐控制了进出口贸易，垄断外汇，控制中国金融与财政。抗日战争胜利后，外商在华银行的势力出现新变化，美国在华银行发展迅速。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特权被彻底取缔。

中国现代银行业在曲折中前进。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辛亥革命后得到了很大发展，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步实现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而民族资本金融业却趋于衰落。在外部挤压、内部争夺以及阶级斗争以至战争的影响下，中国现代银行业始终在曲折中发展。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业由无到有，并最终掌握了全国金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金融机构始创于1924年，其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与壮大。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成立，在边解放、边接管、边建行和边办业务的过程中使中国金融从混乱走向统一，从动荡走向稳定。

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国家金融政策及其成效

自明末到1949年，我国经历了明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以及同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政府等几个阶段。不同阶段、不同政权在金融问题上持有的立场不同、采取的政策不同，政策的成效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明、清政府的重本轻末政策、“觅商汇兑”政策、封建压榨政策

明清政府长期实行重本轻末政策，提倡和奖励农业劳动者，抑制和贱视工商业者，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实现向“农工商皆本”的转变。太平天国后期，由于战争原因清政府开始实施“觅商汇兑”政策，请票号汇兑京饷、协饷，要求票号为各省借垫京饷、协饷，为清政府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此外，还长期实行封建压榨政策，动辄就要票号捐输报效，不时地禁止官款汇兑，一遇倒账首先考虑外国银行及大清银行的利益，对票号“落井下石”。

总的来讲，重本轻末政策及封建压榨政策，严重制约了钱铺、票号的健康发展；“觅商汇兑”政策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票号的资本实力、放贷规模、经营地域及业务范围，同时又使票号过分倚重与政府有关的金融业务、轻视商业金融业务，逐渐丧失了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清政府倒台后很快衰败下来。

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

自1845年外商银行进入中国后，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入侵一直采取退让政策。19世纪70年代后，出于军事、政治以及兴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对外商银行转而实行退让加依附政策，向外商银行乞求贷款。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外商银行都把对华贷款作为抢夺势力范围的手段。北洋政府时期，不同军阀依附不同的外商银行，将外商银行贷款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重要手段。南京政府成立后，尽管对外商银行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但退让加依附政策总体上没有变动。

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首先，使外商银行轻而易举地垄断了国际汇兑业务，通过对钱庄的渗入控制中国金融，使国内传统金融业成为外商银行的附庸；其次，外商银行对新生的民族银行业进行抵制与打压，延缓了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通过不断制造金融恐慌，最终掌握了中国金融的领导权；再次，外商银行通过向地方政治势力贷款，收买与扶植军阀势力，使中国社会日益动荡与混乱。

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实行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

清政府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使其自身陷入被外商银行压榨与要挟的困境之中，同时也使其逐渐意识到应该创立自己的银行，终于在1897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国首家商业银行。此后，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晚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比如，在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及其业务经营等问题上，给予民族商业银行一定的自由发展空间。

北洋政府时期，在继续实行对外商银行的退让与依附政策的同时，也实施了有利于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较少干预民族银行业，民族银行业自主性增强，形成华资银行同外商银行、传统钱庄“三足鼎立”之势。此外，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在发展商办银行的同时，都很重视发展官办银行及官商合办银行，但都主要出于财政需要的考虑，使其成为主要为政府财政服务的金融工具，这取得一些成效，但也积累了巨大的危机。

从政策成效上看，支持民族银行业自由发展的政策，有力推动了我国民族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一股同外商银行竞争的新生力量；官办银行的产生，客观上减少了政府对外商银行的依附程度；民族银行业的兴起直接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同时培养了一批懂专业、熟悉国际业务、掌握英语的银行管理人才。

南京政府的金融垄断政策、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政策以及法币政策

南京政府成立后，实行金融垄断政策，建立和发展了“四行二局”的金融垄断体系（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同时，还对商办银行采取压制政策，把许多全国性及地区性商办银行、地方性官办银行逐步演变为南京政府控制下的金融机构。抗战开始后，南京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商办银行的监督和检查，限制新商办银行的设立。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颁布新的《银行法》，但仅适用于商办银行，且管制过于严格。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所发之钞票为法币，实行通货贬值政策，扩大纸币发行量，继而又使其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工具，最终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法币的崩溃；后又发行金圆券，但很快也崩溃了。

从政策成效上看，金融垄断政策极大地强化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势力；对民族资本金融业的压制，则严重削弱了民族资本金融业，导致其走向衰落；法币政策虽然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金融危机，但由于把发行纸币作为筹集财政资金的主要手段，使法币丧失了货币的基本功能，大量资金纷纷逃往香港地区或国外，加速了南京政府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