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和改进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反思和改进

周天勇　胡　锋

【摘　要】　文章认为农民的迁移决策是一个家庭理性经济决策行为,农民收入是家庭成员的务农收入和进城务工收入的平均数。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和失业人口在农业部门、城市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分布,始终保持一种均衡状况,它是由这三个部门的发展水平和总人口共同决定的。文章主要从上述方面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改进。新模型得出了与托达罗模型相反的结论:发展城市不仅能改善城市失业,而且能提高工资收入,而发展农业只能带来非常有限的收入增加,并会在农村积累更严重的隐蔽性失业。

【关键词】　新托达罗模型　家庭决策　农民收入　失业人口分布

【作　者】　周天勇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胡锋　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

托达罗模型发表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它认为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取决于城乡就业的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托达罗,1999)。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乔根森等人的二元模型都是假定城市不存在失业,但是实践表明,城市不仅存在失业,并且在高失业率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源源不断地迁移到城市。托达罗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并得出如下政策建议:发展城市只会带来更严重的失业,因此应该发展农业,走农村工业化道路,限制发展高等教育。有人认为这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否定。托达罗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在中国也引起大量的研究。有的是对模型的检验研究,有的是从影响迁移因素的角度对模型进行修正。这些成果都没有研究发现托达罗模型的根本缺陷。周天勇(2001)曾对托达罗模型的缺陷进行分析,认为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会带来很多问题,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因为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试图从农民家庭经济决策行为出发,分析农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收入联系,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修正和改进。我们的模型否定了托达罗模型的结论,认为发展城市不仅不会带来更严重的失业,反而会改进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

一、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含义

托达罗模型可用以下两个方程来表示(周天勇,2001):

M=f(d),f′>0(1)

d=wπ-γ(2)・

・

8

1

其中,M 是迁移人口数量,d 是预期收入差异,w 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π表示就业概率,γ表示农村平均收入。方程(1)表示,劳动力选择留在农村,还是迁移到城市,是一个理性决策过程。预期收入差异越大,迁移到城市的动机越强,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方程(2)说明,预期收入是按照城乡工作之间的实际收入差异和一个新迁移者获得一份城市工作的可能性来衡量。

这个模型很好地解释了以下两种情况。(1)城市为何存在失业?从方程(2)可知,当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为零时,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达到均衡。如果城乡实际工资比为10∶3,当城市就业率为30%(失业率为70%)时,城乡劳动力流动达到均衡。这说明了在城乡劳动力流动均衡的条件下,城市存在失业。(2)只要城市失业率低于70%,农民流入城市就是理性的行为。这说明在城市失业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还会不断迁移城市。

二、托达罗模型的缺陷与改进

这里主要在分析托达罗模型缺陷的基础上,重点阐述新模型的3个理论前提。

(一)城乡人口流动一直保持均衡状态

劳动力的流动是一种理性行为。但托达罗模型只考虑了农民向城市转移的理性,没有考虑流回农村的理性,即农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时会流回农村。在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城乡人口流动一直保持均衡状态。“农民工”的失业与城市居民的失业情况不同。后者是指劳动力在一定时期无事可干。“农民工”的失业主要是指一种就业不充分的状态。比如,搬运工、家政服务人员、人力车夫等流动人口,一天只干半天活;建筑工人、装修工人等,在城市里一年只有几个月有活干。尽管存在比较高的失业率,但每个流动人口都获得一定的收入。通常指的失业率,意味着失业人口没有工作,没有收入,靠政府救济。而流动人口不享受政府救济,如果在城市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就会流回农村。尽管回到农村也是失业,但生活成本低。托达罗模型没有考虑到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面对同样的失业率时,他们的收入分配是完全不同的。可见,劳动力和失业人口在农村与城市的分布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城乡人口流动始终保持一种均衡状态。

(二)家庭理性经济决策行为和农民收入的决定

托达罗模型中人口迁移的微观基础是迁移者单个人的理性经济行为,即迁移者根据个人城乡就业的预期收入差距决定是留在农村,还是迁移到城市。事实上,人口迁移的微观基础是家庭理性经济决策行为。二元经济中的农村,以农业为主,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劳动和收入分配。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乔根森的模型都对这一点进行过论证,都认为农民的收入是平均的农业产出。家庭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的分配方式,即家庭成员谁进城务工、谁在家务农,是使家庭全体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这种决策是在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和获取最大化收入之间的一种最优风险—收益组合。

家庭理性经济决策行为决定了每一个家庭成员获得的是一个平均收入,它等于家庭成员中在家种粮食的收入和在城市工作的收入的平均数。例如,一个有N 个成员的家庭,N 1个人在城市打工,每人年收入为M 1,N 2个人在家务农,在家劳动人均年收入是M 2,其中N =N 1+N 2,则农民的收入是:

γ=N 1M 1+N 2M 2N (3)

可见,农民的收入与在家务农农民的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在城市工作的收入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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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庭经济决策行为和收入分配制度可以推广到整个农村社会。当然,下面我们还根据迁移者与农村家庭的紧密程度对一些具体情况进行区分。只要把方程(3)中的数字理解为整个农村的情况,就可以作为衡量全社会农民的平均收入。这个收入是农民做出是否流入城市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它比托达罗模型的假设更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在中国,农民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源于农民工的汇款。

(三)农业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划分

托达罗模型把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运用到城市经济上,认为城市存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托达罗,1999)。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客观的,也是有价值的。但是,他认为每个迁入者都是用正规部门工资及其就业概率来计算自己的预期收入,不符合实际情况。每个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对自己的就业能力、就业部门和工资收入都有一个理性的考虑。正如大量研究表明,很多流入者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

为了正确理解农民收入的形成,把流入人口分为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主要必要的。这主要是根据他们与农村农民收入分配上的关系来区分。迁移人口真正从经济上、户籍上脱离了农村,从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在自由迁移的国家,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存在户籍制度的国家,比如中国,人口迁移一般只有通过上大学、参军等为数不多的途径才能实现。对于那些长期在城市就业,积累了一定财富,并打算长期居住在城市的部分农村人口,也可以算是迁移人口。在中国,迁移人口可以由城市户籍人口和部分城市常住人口构成,这个规模比城市化人口少,因为后者包括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

流动人口主要指暂时在城市居住和就业的农业人口。他们与在农村的农民共同分享自己的收入。那些在正规部门就业的初级劳动力,不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还不能在城市扎下根,比如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大量从事制衣、制鞋、电子产品的普通劳动力,他们只能属于流动人口。

上述划分是不精确的。有些劳动力仅仅把部分收入与农民分享。可以按照给农村汇款占全部收入的比例α的高低,把劳动力分为在城市的永久居住性劳动力、长期租住性劳动力、短期租住性劳动力、工地临时栖身性劳动力。农民收入方程变为:γ=N 1M 1+αN 2M 2N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只把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分为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城市的永久居住性劳动力、长期租住性劳动力相当于迁移人口,α=0。短期租住性劳动力、工地临时栖身性

劳动力相当于流动人口,

α=1。并且假定流动人口全部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其收入全部与农民共享。迁移人口全部在城市正规部门就业,他们不与农民直接分享其收入。

假设进入正规部门的条件是人力资本水平。大部分新流入城市的农民受人力资本的限制,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因此,他们会根据非正规部门的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决定预期收入。当然,部分流入者会在工作中积累人力资本,获得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条件,改变其预期收入。

还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居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他们主要到正规部门就业。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的就业领域与城市居民的工作领域有区别,农民工的流入不会给城市带来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托达罗模型所忽视的一点。

三、新城乡人口流动模型

首先分析两个部门之间的人口流动模型,再扩充到农业部门、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三个・

02・　中国人口科学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