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名词解释

新民歌运动，1958，是本时期出现的较为复杂的文艺现象，这场运动始于群众自发，但后来转化成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全民运动”。实际上配合与反映了当时忽略客观现实规律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绝大多数作品粗制滥造，没有艺术感。在民歌运动的同时，理论上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关于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毛泽东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作为前提和结论，提出要“开一代诗风”。

政治抒情诗：提出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1、重大的政治命题，强烈的时代精神。要求诗人服膺政治斗争的需要，诗歌的主题通常是普遍的政治主题，诗歌的抒情主人公是阶级、人民的代言人“大我”。贺敬之《骑在时代的马背上放身歌唱》；

2．高昂的格调和战斗的主旋律。重视能直接产生情感效应的节奏和音韵，使作品适合朗读，强调其斗争性和宣传鼓动。严阵《竹矛》、郭沫若《十年颂歌》；

3.热情奔放的语言。（重视情感效应。）

生活抒情诗：20世纪50年代初对当代诗坛产生广泛影响的具有写实主义的诗体。主要追求如何对生活场景与事件的具体描摹上，表现新的生活风貌和诗人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抒情诗中增加了“写实”的叙事因素，往往带有单纯的情节。以闻捷、李瑛、李季为代表，如闻捷的《天山牧歌》，反映新疆哈萨克、维吾尔、蒙古民族解放后的新生活面貌的激情赞歌。

长篇叙事诗：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诗坛从颂歌到战歌的变化使得抒情诗便显得领域日渐狭隘，逐渐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模式。在解放区叙事诗创作成功的一批诗人的“史诗情节”将他们重新带入叙事诗创作。希望告别浮躁，写出内涵深广的诗歌。这些长篇叙事诗大多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中国近半个世纪历史的风云变幻，塑造了不少具有史诗性特征的英雄形象。产生较大影响的有李季《杨高传》，闻捷《复仇的火焰》，郭小川《将军三部曲》

新散曲体：句式多采用轻捷明快的短句，体式上融合民歌和自由体的形式，以参差的长短句配合整齐中寓有变化的韵律，从而节奏明快、音律优美、活泼而和谐的诗体形式。

抒情性散文，也有称艺术性散文、美文。是一种注重抒情、突出作品艺术审美功能，追求诗意的散文。抒情性散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深厚的传统，现代文学也有不少抒情散文大家，杨牧、秦牧、刘白羽三大散文家。

“杨朔模式”，即（见景——入境——抒情——升华——点题），不足在于表现宏大的政治主题，不可避免的被时代所限，而又因为刻意追求“诗意”，显得做作，遮蔽了生活的真实。“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志”的结构，遭人诟病，有人评价“杨朔模式”为“散文新八股”。

叙事散文是一种侧重于写人记事的散文，同抒情散文相比，1949—1962年的叙事散文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吴伯萧《北极星》曹靖华《望断南飞雁》菡子《乡村集》等比较有影响。叙事性散文主要是着重会议革命历史中的人和事。

“三家村”的杂文

60年代初政策调整的时期，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吴南星的笔名在北京《前线》杂志上开辟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合写《三家村札记》，“三家村”因此得名。

作者都是敢于坚持真理、勇于针砭时弊的人，他们取材丰富，主题鲜明，感情炽烈、暴露“大

跃进”、“浮夸风”的危害或者答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笔锋尖锐，酣畅淋漓。有邓拓的《燕山夜话》等。

“干预生活”报告文学：以主题的新颖和表现大胆著名，其报告文学中的议论性语言，深刻有力，具有激情和感染力。影响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写作。如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敢于揭示社会的黑暗和问题，喜欢以政论的语调来夹叙夹议。

新编历史剧指以历史时空为背景的创作，即古装戏，并非一定是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表现的历史剧，这些戏因此也称为新编古代戏。

现代戏是指剧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现代的剧作。新中国最初的现代戏是婚姻家庭领域歌唱新生活嘲笑旧俗的，而且全出现在比较年轻、形式相比之下较为灵活、容易表现现代生活的剧种，有评剧《小女婿》《刘巧儿》，沪剧《罗汉钱》等

革命历史题材剧：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是新中国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类型。这种剧本创作于延安文学阶段，自然延伸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可以说覆盖了整个革命斗争史，构成了一部完整的文艺的中国革命史。如陈其通《万水千山》，概括了历时两年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赞颂了毛泽东、党、红军指导员的崇高的精神、革命情操以及献身精神。

历史题材剧：新创编的历史剧包括写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以历史记载为故事依据的历史剧，也包括以历史为故事背景虚构的理事题材戏，而以前者为主，是历史剧的正宗，形式上，戏曲史表现这种题材的本行，歌剧和话剧也没有技术处理的障碍。以话剧最为突出，如老舍《茶馆》，描写近五十年的历史越来越黑暗，民不聊生，社会已经不可救药，一个新的社会正呼之欲出。

“第四种剧本”：是超越和突破了工人剧本、农民剧本、部队剧本这三种模式化剧本的另类剧本，出现在1956-1957年的短暂时间内，第四种剧本突破了此前为表现政治观念而形成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套路和脱离生活的虚假描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思想和实践的一次超越、批判和否定，标志着戏剧文学回到人性和现实主义的道路。如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

地下诗歌：指在文革中未公开发表（出版），与公开发表的主流诗歌相对峙的、共时存在并产生文学影响的“另类”文学创作。这些诗歌创作者迫于政治原因而转入“地下”、“潜在”写作，并在诗歌的创作观念、创作特征、审美旨趣、审美接受等方面表现出了与当时的主流诗歌迥异的艺术特色，在当时甚至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被湮没、被遗忘的潜流状态但酝酿了“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爆发，它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观，“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集中体现了天安门诗歌的创作成就，表达对周总理的热爱，四人帮的痛恨，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意义：显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意识，启示了诗歌的现实主义战斗传统；壮烈悲愤的风格，朴实生动的语言。

*贵州诗人群：20世纪70年代，在贵州高原的一个废弃天主教堂里，青年诗人和文艺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