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礼仪之争

浅析礼仪之争

作者：梁京涛翟泽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07期

摘要：所谓“中国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就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一系列争论和文化碰撞，中西双方当时未能搁置争议、求同存异，从而导致了文化交流中断。因此，我们应当以史为鉴，在今后交往中求同存异，共同努力营造双赢局面！

关键词：浅析礼仪之争；历史发展不可逆；求同存异

作者简介：梁京涛(1987.8-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外语教学法，跨文化交际。

翟泽(1987.6- )，河北省保定市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日语口译，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07-0174-01

一、“礼仪之争”始末

所谓“礼仪之争”，是指17—18世纪时基督教传教士就中国传教方略所进行的争论，内容有：1.中文如何翻译基督教信仰的神（Deus或God），教会是否可以引用中国古典书籍的术语“上帝”或“天”来代替？2.尊孔祭祖是否具有宗教意义。3.中国的基督教皈依者是否要立刻实施欧洲基督教徒所实践的全部礼仪，还是逐步得到引导？这些问题看起来像是教义与神学问题，其实背景与原因颇为复杂，争论持续一个多世纪。

中西礼仪之争的问题是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引起的。“中国传教活动的真正奠基人、中国传教史上最重要人物”利玛窦以他的渊博知识和对儒家经典的了解，以及充分的耐心与适应性，得到中国士大夫的信任与赞赏，从而取得了根本成功。然而，一些后来的传教者对待耶稣会不是很善意的”。教皇克力门十一世也下谕：禁止使用“天”与“上帝”，只准用“天主”；禁止教堂悬挂“敬天”匾；禁止教徒参加祭祖尊孔等。教皇使节几次出使中国，处理礼仪之争，均以失败告终。

礼仪之争在中国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禁教政策的实施。在康熙帝时，“礼仪之争”的争论已引起他的重视，不过康熙帝一直采取怀柔政策。当罗马教廷发布禁令：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礼仪式的时候，康熙帝忍无可忍；1723年，雍正帝也向传教士申明了禁教政策。乾隆时期，采取了更加严厉的禁教政策，并禁止外国人在广州以外的一切口岸进行贸易，将外国传教士禁

锢于北京，终老不准回国。明末以来一度开放的中西交往随之结束，中西文化自然融合交汇自此中断。

直到1939年，罗马教廷传信部才发出命令：承认敬孔不具有宗教意义，是中国传统尊敬师长的外在体现。罗马教廷终于承认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尊重。“但这文件的发布时间终究太迟了。

二、历史发展潮流不可逆转

传教士传播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不能满足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需要。

清朝的出现使中国皇朝制度达到鼎盛，它上承明朝中晚期强劲发展的封建社会专制主义急剧加强的中央集权，经济领域崭新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全面巅峰之后的社会转型，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迈开了近代化的步伐。纵观当时的世界，历史赋予了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中国同样的使命：由封建落后生产方式转入近代化先进生产方式——由落后迈向先进。但是这一使命的关键在于近代科学技术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思想在本国的形成与发展。明清之际，中国发展步伐虽然放慢，逐渐落后于西方；在中国，皇帝需要火炮、需要历法，而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开明人士也强烈地希望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中汲取营养，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追求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成为历史赋予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重任。但是当时的传教士给中国带来了哪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呢？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就不得不把耶稣会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相应的定位。地理大发现之后，早期殖民主义兴起，一些国家在积累了丰厚的原始资本后，转而投资工商业，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近代化步伐加速发展；而对于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这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而言，通过殖民掠夺，确实使源源财富流入国内，但他们却用于追求奢靡生活，而没有进行工商业投资。地理大发现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

经济基础的改变随即引起了上层建筑的变革——宗教改革，它严重冲击了西欧的封建制度，但是在封建势力依然强大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宗教改革不但没能对封建制度造成多大冲击，反而旧教会势力还发动了一场“反宗教改革”运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旧教会势力的反弹，而耶稣会就是旧教会势力的核心组织。耶稣会不仅仇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一切新思想新潮流。“训练有素”的教士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极力宣扬封建教义，支撑着中世纪的神权与教权，反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新思潮，充当封建保守教会势力的精神宪兵。这一切就决定了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不可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新思想，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地对教会感兴趣，而是需要像文艺复兴那样的新思潮和先进科技。

因此，从以上层面分析，传教士所带来的所谓的“西学”与当时中国的思潮形成了明显的“供需矛盾”。

三、结论

礼仪之争已过去二、三百年，可以说这是一次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结果罗马教廷采取否认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而中国政府最后以禁教与之对抗，中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纵观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题；在各地冲突不断，各种不稳定因素此起彼伏的今日，以不同背景和不同侧重点的中西文化又再次相遇了，而且，这两种文化已经远远超过了相遇的范围，世界的未来将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被界定。教皇再也不会在交融之间放置一个断裂带，时间不会倒退，但是，现实的种种也许比教皇的谕令更具现实破坏性。

读史可以明鉴。在文化碰撞愈演愈烈的今天，曾经的“礼仪之争”正在以不同的背景与程度从不同领域登台上演，但它们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呢？这取决当世的我们乃至后人的处理方式。笔者认为，无论世事如何改变，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实现共赢，是不应改变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利益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

[2]、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3]、李申，《儒学和儒教》，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