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途径分析

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问题探析政治参与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其发展受到具体历史条件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飞跃式发展，人民的权利意识也日益增长，进而推动着政治参与的内容、渠道和方式不断扩展，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制度。

一、政治参与的涵义特征及价值表现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实践，西方政治学者对关于政治参与的涵义做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

美国著名学者孔奇认为:“政治参与可以解释为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

” 1日本学者蒲岛郁夫认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一项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活动”。

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

”这些政治参与的定义和观点差别很大，但蕴含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回避政治参与的阶级性，排除人民主权这一参与的根本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参与实践，笔者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公民、社会团体和组织及政党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从而影响政府决定和决策的一种政治行为。

政治参与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

政治参与是社会的润滑剂，维系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主要表现在:（一）激发公民的政治学习热情和提高公民的政治素质；（二）促进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防止决策的片面性；（三）增强依法治国的能力，提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四）不断完善监督机制，有效防止政治权力的腐化。

当然,政治参与也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破坏性负面作用，如参与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有可能超过政治系统的内聚功能和承受能力,从而使得非制度化的参与任意蔓延,导致对民主体制的破坏,甚至引发骚乱。

例如，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利益群体的出现，对相应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途径的要求很可能走向极端和盲目扩大,甚至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最终削弱政府权威，破坏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

因此,我们既要避免公民政治参与不足也要防止政治参与过度，参与不足会造成民主政治基础的消解和弱化，而参与过度则给政治体系造成过大压力。

公民政治参与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扩大，政府应该引导公民积极有序地参与政治,使政治参与的规模与政治系统相适应,达到动态平衡。

二、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1.政治参与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

政治参与率低是一个全球现象，正如詹姆斯.E.安得森所指出的：“即使在欧美民主国家，公民参与政治的活动也是非常脆弱的，许多人在选举中弃权，不加入政党活动，对政治不感兴趣。

”2长期以来，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被动性与单个性，多习惯于动员性、接受性和工具性的风暴式卷入式政治参与，如“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绝非公民的主动自愿参与，更多地出自于盲目从众、哗众猎奇，或有意无意地成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

即使在公民自愿主动的有限参与中，公民之间在政治参与方面也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及合作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

正由于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自觉性较低，责任意识不强，有些公民即使意识到自己应当去参与某种公共政治生活时，却因惰性和惯性，选择了不作为。

我们知道，当公民的政治参与权获得制度性保障以后，参政权作为公民应有的资格和能力，确确实实地拥有了实践的依托。

但作为静态的资格和能力，参政权必须要通过一定的政治参与活动才能得到活生生的展现。

事实上，公民的政治参与观念和现实所表现出的政治行为上，也存在很大距离。

2、我国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和健全。

现代民主政治以民选原则、公民平等参与原则，民主管理原则显示其历史进步性。

新中国建立了一系列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

这些制度保证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真实有效性，使人民群众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来。

然而，在执行这些制度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地区还存在随意性和偶然性或其它偏颇，导致政治参与行为的无规则性。

如在个别地方，选举作秀走过场，甚至暗箱操作，没有真正反映民意或代表民意；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行政化的倾向严重，未能真实有效地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等，阻碍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最终影响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在个别地方，一些下岗职工、被强制拆迁户等参与静坐、甚至冲击政府机关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国家日益富强，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部分公众的利益严重受损，而司法不独立所导致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更加剧了当前中国公民通过非制度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如越级上访、暴力抗争等等——2008年贵州省的瓮安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案例。

3、传统政治文化与公民素质的双重制约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大部分都是记载着如何巩固中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很少涉及到民主的发展和培育。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封闭、落后、分散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代生长起来的，以礼俗性、封闭性、血缘性、等级性、稳定性特征构成自身的人文基质，造就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宗法观念、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等复杂的以小农意识，这些小农意识深入人们的骨髓，至今仍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

权威崇拜意味个体缺乏政治自主意识，行动上表现为普遍的非政治参与倾向；安于现状和宗法等级观念滋长政治冷漠甚至政治疏离。

所有这些方面都与政治现代化背道而驰。

其次，政治的高度集权、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和文化的一元专制，严重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使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缺泛独立的政治见解和鲜明的政治个性。

公民要参政议政，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并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

目前，我国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还相对较低，还有很多文盲，法盲和政盲，一些公民尤其是农村公民视野狭窄，政治知识贫乏，即使是参政也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总之，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相对较低的公民素质造成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目标指向与现实条件存在一定的落差。

缺乏政治参与的锻炼，政治参与的经验不足也造成参与要求和参与能力的不平衡，从而使得我国政治参与出现了一种悖论——表象上的高参与率与实际上的低参与质量并存。

三、完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分析如何引导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使之达到参与的理性、有序，笔者提出如下引导对策和建议：1、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社会经济的发达会赋予公民主体以更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更高的政治参与价值。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政治参与的目的既简单又明确——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有时，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采取消极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体现了突出的工具性特征。

不管是越级上访，还是自残自杀，甚至以暴力抗争等，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引起政府对其利益的重视和维护。

资本逐利的本性,市场经济的发展，都容易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使部分公民利益受损，权益缺失,造成部分群众心理失衡,激发对抗情绪。

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蛋糕做大做强，促进经济繁荣,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从而夯实公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2，加强法制建设，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我国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很难适应现代化民主建设的迫切需要。

完善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由之路，是实现有序参与的保障。

笔者认为，加强法制建设，应该做到以下几点：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度。

经济的发展最终离不开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公民的参政热情和参与能力也依赖于政治制度完善与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而全面的渠道，是我国人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但有些具体的制度还急需完善和发展，比如，我国的司法尚未独立，还不能独立行使审判权，容易受地方党委政府的干预。

构建畅通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为公民有序参与提供空间。

具体来说：一是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如在农村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正确处理村委会与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关系，让农民拥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基层组织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基层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理性，更有序，也更容易达到目的。

此外，城市公民可以通过工会、行会、妇联等中介组织参与政治、发出声音，表达意愿，因为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的阶层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有效途径和组织形式。

要加强新闻媒介的监督作用。

舆论媒体一方面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另一方面又是公民表达自己政治要求的重要工具,通过媒介可以发挥舆论的力量，对政府形成无形的压力,促使政府更加透明，增强公开性、透明度和实效性；使政府行为更民主、更合理。

3、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政治参与需要不断健全政治参与的机制，更需要不断培养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意识和良好的政治素质。

笔者认为培育适合我国国情和民情的新型的公众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

首先，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培养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公共责任感。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受这种传统的官僚政治文化影响，我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普遍缺乏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在政治参与上表现出依赖政府，盲从官员、被动参与的倾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不断培养人民群众的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公众的公共责任感。

具体来说，就是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公民必须自觉地牺牲小我，服从大我，克服私立，维护公共利益。

现阶段，主要是培养公民具备以下几种意识：参与意识，公民个人作为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应该具有主人翁精神，主动、积极、热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监督意识，国家是全民的国家，国家权力理应受到人民的监督，这是人民主权原则的核心所在。

法制意识，公民必须具有法律规则意识，知法、尊法、守法，依照法定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即依据明确的规则来协调各种相冲突的意志和行为,而不是凭一己私利来自行其事。

其次，改造社会环境，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积聚社会资本，构建和谐社会。

好的社会环境是熏陶和培育公民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