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教育

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的家庭教育摘要：南朝时期，政权更替较为频繁，官学兴废不定，家庭教育为了弥补官学的不足却兴盛起来，同时士族阶层为了使本家族能长期稳定的享有各种特权，也十分重视家庭教育，而这种情况使得这一时期的家庭教育格外兴盛。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找到这一时期士族阶层家庭教育兴起的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影响下的内容，分析这些对南朝时期子女及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家庭教育内容形式影响前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家庭教育十分兴盛。

门第观念、儒玄佛道的交融、社会动荡等因素是其发展的主要原因；家学、“家馆”、家训等是其主要的教育形式。

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具有鲜明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战乱频繁的时代，但同时又是一个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时代。

人口的大流动和民族关系的大变动带来了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大交流。

玄学、佛学、道教、儒学以至法家、名家既相互争胜又相互吸收。

此时，由于封建王朝的不断更迭，官学教育呈现出时兴时废之状，难以担当起传递和发展文化的使命。

而与之相反的是，在门弟观念的强化、九品中正制的推行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并臻于鼎盛。

家族教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不够发达和普及，家族教育占有重要位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族教育是学术界较为重视的问题。

对其相关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

如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等，都有一定篇幅论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家学和《颜氏家训》所反映的家庭教育等进行了专门讨论，比较重要的如刘守旗《颜氏家训与家庭教育科学化》（《辽宁师大学报》，1993、6）、王若《浅谈中国古代家训》（《辽宁师大学报》，1993、6）、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

”②显然王氏自夸家庭文化修养和政治地位，以此来激励其子不负家门众望，其中沈约将爵位与人才相提并论，说明文才对于维持门第的重要，必然刺激家学的兴盛。

因此，门第观念的强化构成了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兴盛的社会基础的内在动力之一。

（二）儒学独尊地位被打破，思想多元化。

西汉后期，儒学被“定于一尊”，上升为统治思想的支柱。

与此相辅而成的是对儒家经典进行种种烦琐解释的“经学”，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说教和谶讳神学的虚伪及荒诞，以及繁烦注经于世无补的弊端。

在统治腐败与罪恶面前暴露无遗，儒学渐渐被士人们所鄙视。

在此情形下，玄学应运而生。

实际上它是以道家宇宙观为指导的、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改造的、以生活方式放荡不羁为特征的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其宗旨是贵无，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

玄学作为一种思潮，它有更为开放的系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影响至深。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产生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经过葛洪、寇谦之、陶弘景等人的改造与发展，并通过对道、儒、佛理论的进一步吸收，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宗教形态。

在道教成熟之际，佛教进入迅速传播期，并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

佛教是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我国的外来宗教，南北朝之际，佛教与儒学、佛教与道教之间相互冲突。

但佛教以其庞大缜密的理论体系及注重心性探讨的思想特色，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依附、迎合儒学、玄学和道教，不断改变自身面貌的同时，使自己逐渐纳入中国异常宏大的文化体系之中，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相互吸收、整合造就了士人们一种开放的心态。

思想的解放，为家族教育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社会氛围，同时玄学、佛教、道教的兴起，增加了教育的内容，也这家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三）社会动荡，官学教育兴废无常汉末以来，儒学的衰微和思想的自然放任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长期的社会动乱影响了学校了正常秩序。

因此，这时期有中央官学呈现出时兴时废的状态。

魏文帝于黄初五年（224年）正式于洛阳恢复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史载“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③但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是为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数十人。

西晋司马氏为河南大族，又是儒学世家。

西晋代魏后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立国子学。

咸宁四年（278年）设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

若散骑常待、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④此时官学有所恢复，但好景总是不长“八王之乱”和“永嘉之治”的战火打断了官学的继续发展。

东晋偏安江左，政治腐败，内忧外患屡兴不已，官学更是兴废无常。

东晋初年官学曾掀起一个高潮。

建武元年（317年）元帝“置史官，立太学”，使办学潮流一时蔚然成风，但不久又发生叛乱，刚刚有所复兴的官学又陷于低潮。

此后再复国学，但办学效果并不理想。

南朝宋文帝、梁武帝时，官学教育大为兴盛，除此之外其他时期并无多少成效可言。

北朝的统治者多为鲜卑少数民族汉化程度不同，教育的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官学办的较好的仅数北魏，在北方十六国时期虽有一些有识之士试图兴学，如符坚等人。

但毕竟寥寥无几，加之战乱不断，官学教育一直未能稳定下来。

总之，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战乱，官学教育兴废无常且办学效率低下，难以担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

从而给私学的发展和兴盛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作为私学特殊形式的家族教育也因此盛极一时。

（四）九品中正制的促进作用各个朝代教育的发展往往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魏晋南北朝家族教育的兴盛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很大关系。

九品中正制起于曹魏，盛于两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时期新推行的一种选官制度，这一制度的设立意在改正察举的弊端。

其具体做法是：在各州、郡县等地方政府，设置中正官，由当地德充才盛者担任，大小中正定为九等。

中正的品评以言行道义决定升迁与废黜。

这一制度在推行之初，确也起到了“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⑤的进步作用。

且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后，门阀地主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品德才学，秀才、孝廉虽从门阀中推荐，但往往也要经过考试，秀才考对策兼及儒经，孝廉则全试经文，尽管它在后来演变为阀士族操纵选官的工具。

但客观地说，它对家族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南朝时期士族阶层家庭教育的内容（一）家庭教育观1、严以教子2、谦退知足的处事道德教育3、廉慎爱国的为官道德教育（二）家庭教育方式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1.是世代相授的家学。

这种传统的施教模式在世家大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是由延师发展为“家馆”的教育形式。

《北史·景穆十二王传上》记载：北魏“乃置学馆于私第，集群从子弟，昼夜读者讲读，并给衣食，与诸子同。

”⑥西魏、北周的于谨、李弼等人也曾设馆教育子孙。

3.是以家诫、家训等形式进行学识礼法的垂范式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时代的更易，家族教育在继承两汉经学传家的基础上，又展示了许多新的特点。

这方面，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典型代表。

颜之推（531—约590年）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和教育家，是北朝时期家庭教育的集大成者。

他出身于士族家庭，家传有《周官》、《左氏》之学，早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梁元帝萧绎时，官至散骑侍郎。

梁亡后，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

北齐灭亡后，他归附北周。

隋文帝统一全国，诏为学士。

他的《颜氏家训》是他对自己一生有关立身、处世、为学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被后人誉为家教规范，影响很大。

《颜氏家训•勉学第八》：“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篇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

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2]“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

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

”[3]从中可以看出，颜之推主张士大夫子弟自数岁起就要接受教育，学习《诗经》、《论语》等儒家典籍；并以自己为例说明学习贵在持之以恒。

（三）丰富多彩的课程内容1、儒学教育2、玄学教育3、文学教育4、艺术教育5、家世门风教育1、教育内容以儒学为宗并习染玄风在家族教育中，儒学的传授最为普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又经过两汉四百年的发展、传播，已凝聚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家族教育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魏晋之时，玄学兴起。

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⑦正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儒学为宗的家族教育逐渐习染玄风。

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名师大儒都有家学渊源。

儒学世家俯拾皆是，琅邪王淮之，其曾祖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谱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葙学‟。

”⑧继承家学的王淮之，撰成《仪注》，至梁时仍被遵用，西晋杜夷，“世以儒学称”。

东吴范平，“家世好学”，其三子奭、咸、泉及泉子蔚，“并以儒学至大官”。

南朝时，会稽山阳人贺，是东晋硕儒贺循的后人，其“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仕宋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父损,亦传家业。

玚少聪敏,齐时沛国刘瓛为会稽府丞,见玚深器异之。

尝与俱造吴郡张融, 指玚谓曰:…此生将来为儒者宗矣。

‟……玚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数百,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

二子革、季,弟子琛,并传玚业。

” ⑨琅邪王氏王褒曾著《幼训》说：“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礼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⑩说明儒学在王褒家世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不仅以儒为宗，而且还习染玄风。

所谓“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正说明魏晋时以儒为宗的家庭教育逐渐习染玄风。

东晋道徒葛洪的曾祖父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

”11葛洪承袭家学，又“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

”12鲍玄“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13于是“洪传玄业，兼综炼医术”。

14比较典型的还有南朝何尚之家族，其子何偃在明帝祭祀遇雨时说：“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则郑玄此说，诚有据矣。

”15可见其精通儒学，但何偃又：“素好谈玄，注《庄子·逍遥篇》传于时。

”16这说明玄学对于士家大族影响颇深。

2、知识传授的范围较广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的内容多样，包括儒学、玄学、道教、佛教、文学、艺术、科技、史学、天文、历算等等。

凡是一技之长都可以成为家学而世代相授，远比官学的内容广泛而实际。

擅长诗文在魏晋南北朝时被时流所重，所以文学教育亦为家庭教育所重视。

建安文学，曹氏父子独领风骚。

刘孝绰兄弟子侄属文者达70人之多，均是家学所传。

陈郡谢氏一族，谢弘微、谢混、谢灵运、谢瞻、谢庄、谢览等文学大家屡出，当与其家学中的文学教育有关，书法艺术是家庭教育的另一支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