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第一节冲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

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

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封潞王。

朱翊钧幼时的命运并不好，由于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说他没有被立为皇太孙，就连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报，出生两个月不敢剃头发，甚至到了五岁还没有起名字。

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为他赐名，叫翊钧。

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

你当念念不忘②。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

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

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

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

其母李氏“教子颇严。

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

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

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①。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

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夸耀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终因纵欲过度，病入膏盲，病死于乾清宫。

隆庆六年六月初十日，年仅十岁的朱翊钧即皇帝位，改元万历，以翌年为万历元年。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②。

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

穆宗弥留之际，授高拱、张居正等人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和内外文武百官一起，“协心辅佐”年幼的皇太子。

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如今，先皇尸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景：那些“顾命大臣”，不是“协心辅佐”，顾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顾及自己，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开始火并起来。

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

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小皇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①于慎行：《穀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②谈迁：《国榷》卷六五。

①《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后传》。

②《明史》卷二○《穆宗纪》。

第二节励精图治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辉煌时期。

在此期间，他用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大力支持张居正以整理赋役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从而换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相对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

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

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

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

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

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

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

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

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

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听偏信，把六十一岁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显然做得太过分。

但从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与政界人物来看，他用张居正主阁，无疑是最佳选择。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①。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

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归根结底是一个用人问题。

明神宗从一开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权的强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处处表现出他的鲜明个性和独立见解，决不受制于人。

当时对有些人事的处理，他与张居正并非没有不同的看法。

后来张居正的悲剧发生，正是这种君臣意见差异逐渐淀积下来的结果。

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

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

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

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

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

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

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

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

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隻千古矣”。

①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

①《明神宗实录》卷一○。

①《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冲圣日讲》。

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

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

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

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

其间充满着矛盾和斗争。

就其实际效果而论，有的可取，有的失算。

其结局，归于失败，以悲剧告终。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

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

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

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②其特点是改变国家机构的运作机制：以内阁监控六科，六科监控部院，部院监控地方抚按，最后使“部权尽归内阁”。

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负责，把它们变为受内阁制约，听从内阁指挥，实有悖于祖宗旧制，实质上是将一部分皇权转移到内阁。

这是张居正对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变革。

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

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校为养士基地，“人才所系”。

为了培养新的人才，万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严格选用提学官。

次年三月，张居正进呈《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提出选用提学官和整顿学校的十八条方案。

神宗以为“深切时弊”，下诏命“各官着实遵行”①，并大量裁减府、州、县学的学生数。

在明代，“科举必由学校”。

人口不断增加，学校招生人数反而减少，不但与社会发展大势背道而驰，对于那些追求功名利禄者更是当头一棒。

明神宗还根据张居正的建议，诏毁天下书院，迫害士人，实行文化专制。

这些都是倒退行为，所以，一开始就遭到激烈反对，难以贯彻执行。

张居正本人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谓他“千虑一失，在汰郡县诸生”②，成为后来惨败的祸根之一。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

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

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

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

洪武朝那次大清丈，与“赋役黄册”相配套，编造了“鱼鳞图册”，为明代田赋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

在封建社会，土地自始至终是关系到农业能否发展、农村能否安定、农民能否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农民与地主矛盾的根源。

官豪势要为了逃避田赋，并向农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断隐瞒土地，霸占土地，转嫁赋税。

到了明中叶以后，“鱼鳞图册”已面目全非，赋役征派日益不均，国家赋税收入越来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田亩已是非清不可了。

同明代其他重要经济改革一样，这次清丈也是首先从东南沿海地区搞起来的。

万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①。

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

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

②《明神宗实录》卷一九。

①《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②谈迁：《国榷》卷三九。

①详见《明神宗实录》卷八一。

关于这次丈量的始行时间，《国榷》等书记于万历五年。

至万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②。

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

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

至万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③。

有些地方还重新编造了“鱼鳞图册”。

是明代田制与赋制的又一次综合整治，成绩显著。

缺点是有些地区为“求亩多”，不实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现新的“虚额”，加重小民负担。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

一条鞭，又称“一条边”、“条边”、“一条编”、“条编”等。

其视点是变通赋与役的征收方法。

它和清丈田亩一样，也是在嘉靖、隆庆以来各地逐步试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明神宗的功劳，是支持把它推广到全国，实现了中国古代赋役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为实行货币地租创造了条件。

自唐代杨炎作两税法以来，一直是实行赋与役分开。

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

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量，加以增耗。

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①。

其基本精神与特点是把赋与役合并，简化征收手续，扩大了折色范围，改变了以往的征收方法。

它的推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变化的反映。

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

这标志着整个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这一年又巧逢张居正入内阁十五年。

明神宗为了表彰他为国振兴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赐伯爵禄，加上柱国、太傅，写敕奖谕，荫一子为尚宝司丞。

太傅与太师、太保，并称三公，其尊崇仅次于太师，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

这是对张居正的特殊恩宠，也是对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张居正直接策划、设计、指导的这场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变革，虽然成绩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从一开始就承受着极其沉重的压力，屡遭攻击，各项改革措施不久就变了形，“规制顿紊，不能尽遵”。

明神宗本人为了“垂戒威权震主”，也很快反过来扼杀这场颇有生气的改革，自毁新政。

②见《明神宗实录》卷一○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