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

论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之批判科举制异同

“隋炀创举为纳才,唐宗扩举为国计,可恨明清走歧途,天下学士无出路。”此话讲的就是束缚华夏千年的科举制之兴亡。科举本为集贤纳才，奈何明清以来便走向歧途，使之日趋黑暗，故而便也就有了《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这我两本国讽刺文学的典范。

从其目的上来讲，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为了大力抨击了明清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而作，其中不乏有抒发作者内心愤懑之苦，更有对于封建科举制的反抗。

就其写法上而言，《聊斋志异》注重细节描写，并多以侧面及反衬之类较为曲折的手法来针砭科举制的黑暗，并通过夸张变形，以鬼神妖怪的世界来映射世人，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批判社会中不公正的科举制度的现实，极具有讽刺效果；而《儒林外史》则是以一种“砖头要往太阳穴上砸”的方式，直接揭露科举制中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并通过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针针见血地批判八股科举制之弊病及它对文人士子的毒害和摧残，直指“科举制吃人”的本质，在醒世效果上更胜一筹。

再观其内容，两者虽然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但《儒林外史》所写尽是“儒林文人”，所选题材多具典型意义，人物性格复杂多变，并第三方的视角远距离审视科举制度，易于使人看清科举的本质，再加以对封建文人、官僚豪绅、市井无赖等各类人物无耻行为的真实生动的描写，不断揭露儒生的种种丑态，极具讽刺意味，其有力地鞭挞了罪恶的封建科举制度，并将之完全否定；而《聊斋志异》则多写“狐鬼精魅”，不断地将妖魅的自然和人的迂腐相比较，并通过人妖之间浪漫的爱情故事来强烈表现了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或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但《聊斋志异》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并未如同《儒林外史》般将之完全否定，其内容主要在于反映科举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在揭露程度稍逊一筹。

而在人物的塑造上，吴敬梓并不细写，而是通常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表现人物鲜明的性格特点；至于蒲松龄则是运用其了生动形象的语言来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更能引人入胜，也更有助于讽喻科举制之弊。

故以我愚见，《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虽然同是批判科举制度讽刺性作品，但是它们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其中展现的科举制面貌也不全相同，难论其好坏对错，只能说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