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资源治理困境与治理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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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读书报告

Ｏｔｍ）的代表作之一。奥斯特罗姆本是政治学出ｓｏｒ
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新思路，尤其是为处于治道变革中的中国如何避免公共事物的退化并挽救已经在退化的公共事物提供借鉴和支持。
一
身，却能获此经济学领域的殊荣，是因为其在经济
来越多的牲畜的动力，承担的只是公共牧场退化而
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认为，如果一个人在集体物品被生产出来后，不会被排除在获取这
一
造成的成本的一部分，所以，必然会造成牧场由于
过度放牧而退化。哈丁对此评论道：这是一个悲
治理尤其是对公共领域经济治理活动方面所取得的
、
公共事物的治理困境
非凡成就。搭便车现象是公共治理中首先同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市场化或者国家化被视为是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二者必居其一的路径，但奥斯特罗姆在《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通过公
物品所带来的收益之外，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有动
机为这个集体物品的供给自愿贡献力量。
二、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 单中心治理
剧。每个人都被锁定进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迫使他
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无节制地增加自己的牲畜。在
境中难以摆脱，并只能借助于外力来摆脱这种境

基层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基层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赵佳乐　王　斌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㊂这为我国新时期的治理体系㊁机制的完善指明了方向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㊂在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背景下,为实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我国在治理主体的选择上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良性互动在治理过程中受到重视㊂城乡基层公共治理的法治化㊁科学化㊁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可以在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下得到提升㊂本文通过界定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和运行环节,分析基层公共治理由于治理主体间关系不明㊁运行流程不畅所导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应对基层公共治理困境的路径㊂一、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与运行环节(一)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共治理理论在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背景下兴起㊂在这一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结合自身特点,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治理体系,丰富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涵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公共治理的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各领域的系统治理到城乡社区治理,都进行了更加广泛㊁深入的创新实践㊂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明确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全方位部署安排,而基层作为整个社会治理当中最基础的单元和最深厚的支点,基层公共治理制度㊁体系的革新对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㊂为实现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基层公共治理的核心目标就要指向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或部门的利益㊂基层公共治理的理论内核强调在治理中公”的利益以及共”的责任㊂治理主体在享有治理权和拥有治理资源情况下付诸一定的治理行动,同时也必须承担治理失效的风险,并追究治理主体的责任㊂基于以上的讨论,可以将共”解释为基于格序层级的多主体网络体系”,而多主体的关系㊁职责㊁任务的不同,又决定了共”的结构㊂在基层公共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具有网络化的结构关系㊂第一,基层党委和各级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为其他治理主体参与公共治理提供政治保障,在宏观上引领多元治理主体,发挥决策主导作用,在微观上协调关系,确保党的决策能够落地执行㊂第二,基层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发挥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作用,规范管理内容,对管理过程和结果负责,具有统筹的行政职能㊂基层政府在整个治理网络中,既要做到放”,将资源有效下沉;又要做到管”,通过互联网手段创新公共治理的监管流程,提高管理效率;还要做好服”,在公共治理中不断优化创新基层服务的质量和水平㊂第三,村㊁社区组织协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及时回应群众需求,成为政府治理与群众参与的桥梁,具有协调化解基层社会矛盾㊁维持公共治理的稳定性㊁整合公众参与治理的任务㊂第四,公众在基层公共治理中,既是治理主体之一,又是治理效能的检验者以及治理成果的共享者㊂公众的特殊性在于,单个的个体无法参与公共治理,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网络的协作,才能参与到公共治理之中㊂(二)基层公共治理的运行环节基层公共治理想要形成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共建㊁共治㊁共享的治理格局,一方面需要基层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在党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形成权责明确㊁统一指挥㊁上下联动的共建协管分享机制,另一方面要扩大社会公众在公共治理环节中的参25与度㊂基层公共治理主要有以下几个运行环节:第一,在农村,乡镇政府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机关,其作为执行者,将国家政策法规落实到基层;在城市,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府的派出机关对上要接受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㊁完成上级职能部门下达的工作,对下则要指导社区组织开展政治引导㊁文化建设㊁综合执法等公共治理的具体工作㊂第二,村㊁社区组织一方面协助基层政府,将基层治理中最后一公里”的治理㊁服务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联系群众,激发基层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以及自治组织的活力㊂第三,基层城乡群众在网格化协同治理体系下,共同参与到民主治理㊁民主监督的实践中,并努力实现自治,为基层公共治理有效运行托底㊂以上三个环节,都要在党委㊁各级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下开展,党既要统筹全局,又要通过党建连接基层行政力量和基层社会力量,实现治理的有效性㊂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基于格序层级的基层公共治理多主体网络关系运行图(见图1)㊂图1　基于格序层级的基层公共治理多元主体网络关系运行图二、基层公共治理的现实困境(一)基层公共治理理念薄弱,人事分离当前,基层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由于缺少专业知识系统的学习与培训,造成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公共治理理念薄弱㊂基层公共部门领导主要负责管理工作,普通工作人员也只承担自己分配到的工作任务,对相关工作与公共治理理念的关系思考不够深入㊂因此,在基层公共部门中公共治理”的理念较为模糊,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时容易凭工作经验办事,较少考虑理论知识,治理能力有待提升㊂而上级部门对于治理理念在基层工作中的考察更聚焦于结果,对于治理过程的重视度不够高,这就造成基层公共治理的第一个环节出现阻滞,基层政府在落实政策法规以及指导社区组织开展治理工作时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㊂(二)基层公共治理权责与资源不匹配,效能有限一方面,对于城市的街道办事处以及农村的乡镇政府来说,由于下达任务的上级职能部门多,涉及治理㊁管理的任务和工作范围广且内容繁杂,基层成为社会治理的兜底部门,造成全能政府无边界化㊂基层政府业务繁杂,但是相关经费和资源的下沉有限,基层政府难以将有限的资源全部应用到治理的各项业务和工作中㊂另一方面,对于村㊁社区组织来说,由于经费和资源下沉不到位,造成了自治组织行政化㊂城市街道办事处作为基层政权的派出机关,承接大量上级业务,只能将具体业务细化分解到社区组织;乡镇政府也同样将业务细分到村民自治组织中㊂但村㊁社区组织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存在缺经费㊁缺人员㊁无权力的现实,而且群众自治组织的定位又决定了其资源获得渠道的单一性,因此,只能依靠上级政府及其派出机关,通过行政化所获得的资源和权力开展工作㊂综上所述,基层政府和村㊁社区组织在人财物权等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均等化㊁平均化㊁应急化和部门利益化的情况,这就影响了二者在基层公共治理第二个环节中运行的畅通性和治理的有效性㊂(三)基层公共治理职责边界模糊,岗无确责基层公共部门虽然设置了不同的岗位㊁职位,但很少有明确的岗位说明㊂在实际工作中,一般工作人员在公共治理中很难完全按照岗位职责规定的边界和范围的界定完成任务,甚至有些工作人员身兼多职,容易造成岗位职责交叉甚至混乱㊂更甚者只有部门职责,没有具体的岗位职责㊂这一困境造成基层公共治理主体间职责关系不明确, 共”的责任共担机制难以实现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基层公共部门没有制定职位到岗㊁责任到人”的岗位管理机制,领导的任务下达㊁分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其规制性不强,而普通工作人员也难以拒绝领导分派的职责之外的工作㊂因此,职责边界模糊影响整个公共治理环节中责任分担机制的有效运行㊂(四)基层公共治理职位设置有职无权,运行不畅在基层公共部门,特别是在城市的街道办事处35以及农村的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有具体的职位,但是由于上级考核部门数量多,在履行职位职责中,权责相对不对等,对基层群众提出的需求不能完全满足㊂街道办和乡镇政府缺少为群众解决困难的权力,而上级政府又不了解群众的个体需要,难以做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决定,基层公共部门在公共治理中运行效率变低,能动性减弱㊂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在基层职位设置和规划中没有将责权利有机统一,且缺乏职位分析制度,造成职务的设置只关注了要完成的业务和任务及任职的资格,但是在相应的权力分配中,上级政府或者职能部门采取了事权分离的做法,可能导致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出现推诿现象,这可能会带来基层公共部门权力使用不当㊁业务指导与相关权力之间的界限不明㊁权力成为约束基层工作的手段等风险㊂这一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公共治理环节中权力的行使以及上下交流的畅通性㊂(五)基层公共治理流程不清,协同失效上级政府和职能部门业务下沉到街道和村㊁社区组织后,重点关注各项工作的结果和效果,对工作的过程㊁基层人员职责履行㊁业务开展过程的指导和监督不够重视㊂同时,基层和上级政府在公共治理的具体工作中缺少协同㊁协调系统,而只有结果的问责㊂这就造成了基层公共部门在工作中,常采取规避矛盾的做法避免被问责㊂这一困境产生的根源是在基层岗位责权利分离的基础上,对于基层公共部门的业务流程的构建和设计中,人为地将上级领导业务㊁职能部门的指导业务,融入基层部门的业务流程之中,产生了基层部门业务流程的纵向剥离,并对其产生压力作用㊂而这种纵向的流程,又干扰了横向正常的业务链条㊂(六)基层公共治理绩效评估公共性缺失,重绩效轻公共利益当前基层公共部门对于绩效的评估,相对还停留在对德㊁能㊁勤㊁绩㊁廉”这几个较为宽泛的定性评价考核指标上,这就造成了上级对下级更注重考核结果,对公共利益的整体提升㊁公共治理过程方法㊁基层群众的反馈不够重视;而下级执行公共治理任务时会主动规避矛盾,选择减少矛盾的处理方式,这就造成了真正的基层治理难题和群众反映的社会问题难以解决㊂治理绩效”在基层公共治理工作中,一定程度上带有功利主义色彩,有可能成为基层官员展示治理成果或者获得晋升的一种方式㊂产生这个现实困境的根源,一是基层公共部门对公共治理中治理理念的核心目的不够明确;二是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基层公共治理绩效管理制度体系不健全,其绩效考核机制不能完全反映治理成效㊂这一问题主要反映在基层公共治理的最后一个环节上,人民群众在参与公共治理时的监督㊁反馈机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㊂三、基层公共治理的优化途径(一)强化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强化基层党委和各级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归口管理机制,建立起党对业务总揽全局㊁协调各方”的运行机制,为其他公共治理主体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㊂首先,党为基层公共治理提供前进方向,除了要抓好纵向的基层党建工作,保障基层治理系统运行流畅,还要依靠区域化的党建工作,在横向上联结不同的基层治理主体,并串联起新的社会治理主体,填补新出现的社会空间,形成网络化的基层党建㊂发挥好基层党委㊁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者㊁协调者㊁枢纽者作用,增强各种治理资源在治理网络中的兼容性㊂其次,提高基层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决策水平,对公共治理领域相关决策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积极听取群众意见,树立党组织在治理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力㊂最后,优化党对基层全面领导的方式,既要把握总方向,引导行政力量在公共治理中提高服务效能,又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规范社会力量,激发多元主体的创造力与活力㊂(二)优化整合基层公共治理的业务流程首先,以职责关系为切入点,按照科学规范”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基层公共治理部门和机构的内部治理工作流程体系,对工作程序㊁工作流程进行细致梳理和规范,运用业务流程再造技术,对各项治理业务事项㊁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进行流程改革㊂其次,以职能关系为切入点,按照运行高效”的要求,对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的公共治理工作事项,进一步划清职能边界和合作㊁流转程序,聚焦主责主业,突出重点关键㊂最后,以权力清单为核心,明确部门和机构的治理权力运行流程,将每项治理权力进行编号,并围绕权力清单的权力事项45形成和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图,尤其是形成治理决策权和监督权的权力运行流程图㊂(三)建立基层公共治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网络化治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对治理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运用㊂在资源依赖主义中,网络的形成在于行为者对资源的相互依赖㊂整合与共享是资源共享机制的两大功能㊂资源整合就是基层公共治理的多元主体各自拥有的资源集中起来;资源共享是基于共同的治理目标统一调配资源㊂通过资源共享机制实现治理功能的互补,就要以现代技术为载体,加快开发数字化机构建设,加快基层公共治理信息系统的一体化建设,构建基层公共治理数据共享平台,完善文件流转㊁业务推进㊁协同合作的数据化㊁信息化手段,提升运行效能㊂值得注意的是,要避免网络化治理中大厅一站式”政府与网络一站式”政府两种不同的治理路径出现职能的重叠以及行政资源的浪费,要明确界定不同治理路径的职责权限,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职能的合并或分设,提高治理效率㊂(四)建设基层公共治理对话机制在建设信息公开机制的同时,需要构建多层级㊁多部门之间在基层公共治理中的对话机制㊂在科层制的组织构架下,打破组织内部对话不畅通的壁垒㊂首先,建立相关的网络或直接沟通的制度和平台,各层级㊁部门能够及时收集和反馈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根据现实要求确立或调整职责边界以及岗位责任,理顺基层治理各环节的协作机制,有效下沉资源,形成纵向指挥畅通㊁横向合作迅速有序的格局,构建党-政-社-群”动态化的沟通反馈机制㊂其次,通过对话机制的建立,政府明确自己的服务型政府”角色,通过媒体㊁互联网平台举办一系列活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基层公共治理,尤其要打破基层群众对政府职能的传统看法,主动成为公共治理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这样自下而上的反馈流程才能顺畅,进而真正实现基层多元主体的共建协管㊂(五)建设基层社会信任机制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法制为约束的基层社会信任机制㊂价值观”和法制”在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中的层次和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二者相辅相成,在基层公共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㊂首先,通过教育㊁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㊁形式转化为一种社会多元主体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特别是要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治理文化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并将其在基层公共治理中转化为家风” 乡风”建设㊁社区文明条约的建立等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增强基层治理主体,尤其是社会公众在参与公共治理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解决基层公共治理中组织行为的整体塑造,包括思想和行为习惯等内化的东西㊂其次,通过规范的法律制度安排,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制度性的外部约束㊂但社会组织是由个体的人所组成的,还体现出复杂社会人”的特性,仅依靠法制”约束而不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调节,就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生存根基的动摇,这就需要社会主义法治来约束底线㊂由此形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基础的诚信文化辐射约束效应,以及社会主义法制为基础的外在强制性约束机制㊂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基层公共治理要求多元治理主体形成共建㊁共治㊁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㊂在实践中破解困境,需要在构建基层公共治理信息共享机制㊁对话机制㊁社会信任机制等基础上,实现全社会达成共识性承诺,建立一种以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从而明确基层公共组织和部门共同的公共性目标,由此促成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推进基层公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㊂作　者:王　斌,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㊁西南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 )教育管理中心主任㊁西南大学公共事务与基层治理中心主任赵佳乐,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公共政策专业硕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张　波55。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发展路径

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与开展路径摘要：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城市社区作为人民群众生活最直接的承载空间，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根底性地位显得愈发重要。

纵观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开展历程，可以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经历了从方案经济的行政社区到市场经济的社区效劳、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的演变，各地在探索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珍贵经验。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行政化倾向突出、边缘化问题明显和社会化困境彰显等难题，必须通过加快转变社区治理理念，倡导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完善社区效劳供应机制等措施做好新时代社区治理的“选择题〞，积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关键词：社区治理；变迁历程；现实困境；开展路径一、引言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根底平台，既是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织域，也是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场【1】。

近年来，社区治理作为一个新的话题不断被推向讨论热潮，并且我国也相继颁发了一系列以社区治理为主体的政策文件，尤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21年6月公布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作为新形势下指导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

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论断，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这不仅彰显了基层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根底性地位【3】，也指明了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改善社会民生工作的重点和方向。

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开展阶段，既处于“大有可为〞的机遇期，又处于“何以可为〞的挑战期。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城市社区治理在政策层面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鼓励创新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然而，城市社区治理归根结底来说，还是生在社区，长在社区。

随着中央和地方的治理压力逐级传导到城市社区层面，作为治理承接者与执行者的社区已经难以再进行转嫁和分解【4】，“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繁杂局面日益成为基层社区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实困境与治理取向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许多现实困境，其中包括社会转型阶段的各种挑战、市场经济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协调发展、环境与资源压力的加剧等。

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寻求适应这些挑战的治理取向，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和民主化的目标。

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困境以及治理取向。

首先，社会转型阶段带来了各种挑战，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经济发展的快速推进，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矛盾愈发突出。

特别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涉及到的土地流转、农民工权益、社会保障等问题亟待解决。

此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环境污染和资源匮乏也日益成为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这些问题的处理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来引导，同时也需要加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和合作。

其次，市场经济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协调发展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资源配置更加灵活高效，但市场化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

例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不均衡分配以及高昂的价格，使得部分群体面临着基本生活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

此外，市场竞争也导致产业集中和垄断现象，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困境。

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对市场的规范，确保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市场的公平竞争。

第三，环境和资源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亟需解决的挑战之一。

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环境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地荒漠化等问题逐渐加剧，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

同时，中国也面临着能源消耗和资源利用的压力，如何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极为重要的议题。

政府需要加强环境保护与发展的协调，制定出对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政策措施。

面对这些现实困境，中国政府正积极探索适应的治理取向，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和民主化。

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制度建设，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推进法治化的国家治理。

信息化时代的公共治理面临什么困境

信息化时代的公共治理面临什么困境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时代，公共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为社会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公共治理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信息爆炸与信息过载是首要的困境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设备的广泛应用，人们每天都被海量的信息所包围。

这些信息来源广泛、内容繁杂，真假难辨。

对于公共治理部门来说，要从如此庞大的信息海洋中筛选出有价值、准确可靠的信息，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错误或误导性的信息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效果。

数据隐私和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在信息化时代，大量的个人数据被收集、存储和分析。

然而，数据的不当使用、泄露或被黑客攻击，都可能给公民的权益带来严重威胁。

例如，个人的医疗记录、财务信息等一旦泄露，可能会导致欺诈、身份盗窃等问题。

公共治理部门在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在充分利用数据以提高治理效能和保障公民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之间找到平衡。

数字鸿沟的存在也给公共治理带来了困扰。

尽管信息技术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信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能力上仍存在较大差距。

一些弱势群体，如老年人、贫困地区居民等，可能因缺乏数字技能和设备，无法充分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从而在公共服务的获取上处于劣势。

这不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给公共治理的全面覆盖和有效实施带来了障碍。

信息技术的快速更新换代使得公共治理面临技术适应的难题。

新的技术和应用不断涌现，公共治理部门往往难以跟上节奏。

例如，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公共治理中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尚未完善。

公共治理部门在引入新技术时，需要考虑技术的可行性、成本效益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也给公共治理带来了舆论压力。

社交媒体等平台使得信息能够瞬间传播全球，一旦出现公共事件或政策争议，可能迅速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如果公共治理部门不能及时、准确地回应公众关切，就可能导致舆情危机，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

西咸一体化的发展困境与治理路径

西咸一体化的发展困境与治理路径西咸新区是指中国陕西省西咸新区，地处陕西省西北部，由西安市、咸阳市以及渭南市共同合作打造的国家级新区。

西咸新区是中国西部地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也是陕西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近年来，西咸新区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和挑战。

本文将从西咸一体化的发展困境和治理路径两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西咸一体化的发展困境1. 土地资源紧缺西咸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内陆地区，整体土地资源相对紧缺。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土地资源供给不足成为制约西咸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土地供给不足不仅会影响到城市建设，也会影响到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

2. 城乡发展不平衡西咸新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城市化进程加快，但与此农村地区的发展还不够平衡。

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落后，一些地方甚至还存在贫困现象。

城乡发展不平衡导致了资源分配不公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

3. 交通建设滞后西咸新区地处内陆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交通建设一直是制约西咸新区发展的一个主要困难。

目前，西咸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交通枢纽建设滞后，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制约。

4. 环境污染严重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污染成为了困扰西咸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

工业排放、农村污染以及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

二、西咸一体化的治理路径1. 加大土地资源整合力度西咸一体化需要通过土地整合来解决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

可以通过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城乡土地的合理利用，从而为城市化和农村发展提供足够的土地资源。

2.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西咸一体化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强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

可以通过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从而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3.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西咸一体化需要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对道路、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打通交通瓶颈，提升区域交通的便捷性和通达性，推动西咸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摘要：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和关键保障，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境。

本文旨在探讨这些困境，并提出一些可行的路径选择，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

1. 强化制度建设的突出挑战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然而，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制度挑战。

首先，我国的制度体系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问题，需要不断进行优化和改革。

其次，多层次的制度体系之间存在不协调和冲突，导致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不够明显。

再次，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度执行和落实上存在偏差和失误，需要加强监督和督察。

解决这些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和改革。

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制度建设的广泛征求意见和民主参与。

其次，要加强对制度的全面评估和修订，确保其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最后，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责任追究，确保制度的有效落实。

2. 推动全方位的治理创新的具体难题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一些具体的难题。

首先，我国的治理体系仍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决策过程不透明等问题，需要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

其次，一些新领域和新问题的出现，给治理创新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加强相关规划和研究。

再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和管理。

解决这些难题的关键是加强全方位的治理创新。

首先，要加强权力监督和制约，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证权力的公正和廉洁。

其次，要加强对新领域和新问题的研究和规划，建立相关机制和专门团队。

最后，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在治理中实现信息共享和互动，提高治理效能和公众参与度。

3. 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挑战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条件。

但目前我们面临着一些重要挑战。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

68新冠疫情下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刘文革杨志文内容提要：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或地区）形成了四种主要的应对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根据新冠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全球协调力量不够、合作机制不足、统计数据不准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推动相关合作理念、组织机构、协调机制等建设，是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必然选择。

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引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是世界各国（或地区）合力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保障全球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新冠疫情；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简介：刘文革，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经济学；杨志文，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杭州 310018）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 2096-4536(2020)05-0068-13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战略家思维、全球化视野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

①这一重要思想赢得了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同与支持，为全球化的深度推进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世界各国（或地区）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暴露出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问题表明，人类需要在思想和行动上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 本文是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项目编号：18VSJ024）、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中的义乌元素研究”（项目编号：19NDJC292YB ）的阶段性成果。

a 杨洁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9日第6版。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

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以社区为代表的基层单位日益承担起居民日常活动的社会空间。

本文以我国大陆的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公共组织在社区公共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入手，来考察当前公共治理在城市社区的存在的问题; 最后再从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三方面入手，就如何解决当前制约公共治理发展提出可行性对策及建议，希望借此为社区建设或者社区公共治理方面的实证研究提供借鉴。

本文主要包含：一：本文选题意义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二：列举城市社区、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等概念。

三：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治理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四：完善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

一、选题的意义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1、选题的意义城市社区公共治理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切实推进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转换，就是要建立由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向政府和社区组织、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互动的良性治理结构。

而这种体制转换的实质，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相互依赖的转型，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需要。

为此，我国要建立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各个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互动机制，逐步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城市社区管理框架。

党和政府必须以切实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自身创新为先导，以培育和壮大城市社区自治能力、各种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治理格局为前提条件，最终实现城市社区健全的政府管理体制和法语完善的社区自治体系的完美结合。

通过法律、制度、政策的作用，在各种资源支持系统的支持下，通过全面整合的各种组织和社会协作，以达到有效的管理城市社区的目的。

2、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从理论上来看，城市社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实践摸索阶段，还没有抽象出一定的理论，本文在梳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对其制约要素进行了分析，有利于对其理论的完善以及分析，同时“合作均衡型”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和理念上融合了“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等社区治理模式的合理的一面。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一、引言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

为了推动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组织的参与变得尤为重要。

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

本文将从政策支持不足、参与主体定位不清、协同机制不完善、资源相对匮乏以及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不足等方面探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应的路径选择。

二、现实困境1. 政策支持不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仍面临着政策支持不足的困境。

一方面，相关政策法规仍不完善，对社会组织的定位、权益保障、资金支持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落实上存在不够到位的现象，很多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

这导致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的政策支持和政府的引导。

2. 参与主体定位不清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和定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社会组织理论上被认为是第三部门，具有独立性和中立性，但在实际参与中，社会组织常常受到政府的限制和约束，时常被置于政府的影子之下，无法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

3. 协同机制不完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协同机制不完善。

社会治理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和协同努力，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各方的协同程度不高，并且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机制。

这导致社会组织在实际参与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效率。

4. 资源相对匮乏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常面临资源匮乏的困境。

由于融资渠道有限、政策支持不足，在项目实施中缺乏稳定的经费来源。

此外，社会组织还面临人员培训、技术支持等方面的短板，这使得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力、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受到限制。

5. 自身能力建设不足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建设不足也是制约其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

在提供公共服务、推动社会改革等方面，社会组织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但目前社会组织存在着组织架构不完善、人才培养不足、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这限制了社会组织在实际参与中的发挥。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践困境与优化路径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因其内源性特征和本土化实践取向更契合社区自治的组织化诉求,被赋予了较多社区治理结构转型后主体补缺的期待近年来，得益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发展迅猛。

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尽管总体数量庞大，但有相当规模的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中面临"悬浮"处境。

"悬浮"的社会组织虽参与社区治理，却与社区的关联、融合程度较低，并没有增强社区内在的关系网络、信任和自组织能力［2］。

社区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破解当前困境，更好推进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角色功用长久以来，我国基层公共服务L直面临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社区社会组织扎根社区，可以全方位感知居民需求，捕捉和汇集关系居民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黑，并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基层公共服务的短板，提升了公共股务的可及性。

与此同时，社区社会组纵在激发基层活力、化解基层矛盾、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速设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催化剂：激发基层活力，促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社区社会组织在增强居民政治意识，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首先，就组织本身而言，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各类强制、模仿和诱导的制度化压力，通过组织内部的人际网络进行传递和扩散，动员成员参与各类政治议程。

因此，与非组织成员相比，社区社会组织成员具有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更加关注社区公共事务。

这意味着，作为一支自治力量，由社区精英发起成立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吸纳社区居民加入而主动提升其公共事务参与度；其次，服务生产和各种兴趣类活动，增加了社区内部信任、互惠、责任及网络等社会资本存量，推进了社区居民邻里交往和互动，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公共意识”■•公民精神”和“政治效能感"，进而促进了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再次，社区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设置议题，搭建平台，引导社区居民就社区事务表达观点、参与讨论，逐淅培养参事议事的意识和热情。

信息化时代的公共治理面临什么困境

信息化时代的公共治理面临什么困境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公共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也使其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

信息安全问题成为了公共治理中的一大隐忧。

随着大量的公共服务和政务工作转移到线上，个人信息、企业机密乃至国家重要数据都存储在数字化的平台中。

网络黑客的攻击、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给公民的权益、企业的正常运营以及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

例如，＿____的个人信息被非法获取并用于诈骗活动，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此外，信息系统本身的漏洞也可能导致重要数据的丢失或被篡改，使得公共治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质疑。

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难以保障，这是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渠道的信息层出不穷，但其中不乏虚假、夸大或误导性的内容。

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谣言和不实信息能够迅速传播，而公众往往难以辨别真伪。

这不仅可能引发社会恐慌和不稳定，也给公共治理决策带来了干扰。

比如，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关于疫情的不实传闻可能导致公众的误解和不配合，影响防控措施的有效实施。

数字鸿沟的存在也给公共治理带来了困扰。

虽然信息技术普及程度不断提高，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在信息获取和运用能力上仍存在显著差距。

一些弱势群体，如老年人、贫困地区居民以及低教育水平人群，可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设备和数字素养，无法充分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甚至在公共服务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这可能导致公共治理的公平性受到挑战，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信息过载使得公共治理面临决策困难。

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虽然丰富，但也增加了筛选和分析的难度。

决策者可能会陷入信息的海洋中，难以准确把握关键问题和趋势。

而且，不同来源的信息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使得决策依据变得模糊不清。

例如，在城市规划中，过多的意见和建议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的拖延和方向的迷失。

信息化时代还引发了公共治理的透明度和问责难题。

一方面，电子政务的发展使得政务流程更加复杂，一些关键环节可能变得不那么直观易懂，导致公众难以监督。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理论与实践界对它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看法。从经
乐部物品和公共资源两种，图１所示：品不仅如物具有性质上的差异，且在属性的程度上也存在而
差异。
高
非排他性
程
公共资源
纯公共物品
济学的角度来看，共资源是公共物品的重要组公成部分，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按照萨缪尔森在具１５９４年发表的《共支出的纯粹理论》文中的理公一解，共物品是指 “ 公每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物品消费的减少，１的物品，，Ｅ３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蓬兵
（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西南昌３０３）南江３０１
摘要：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有消费的非排他性、争性、部性等特征，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公具竞外容源过度的消费行为，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 “ 便车 ” 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使公共资源面临耗以搭、致
上，萨翁所定义的公共物品是 “ 公共物品” 在现纯，
低
实生活中除了如国防、安等少数例子外，为多治不见。随后，如布坎南、奥斯特罗姆夫妇以及萨瓦斯等学者根据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

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功能现实困境与完善

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功能现实困境与完善首先，当前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存在分散、重叠的问题。

公共法律服务由各级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公证机构等多个部门承担，但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构。

不同部门间存在职责不清、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导致公共法律服务的开展不够高效，资源利用不充分。

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使公共法律服务更加整合、高效。

此外，公共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公共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包括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等，但由于律师行业的市场化发展，一些服务对象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同时，一些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众法律服务设施和人员匮乏，导致服务质量不均衡。

因此，应加强对公共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其专业水平。

同时，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公共法律服务设施和人员的投入，确保公众法律服务的均等化和普惠性。

另外，公共法律服务的信息化程度亟待提高。

当前，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公共法律服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然而，公共法律服务的信息化程度整体较低，导致服务效率低下。

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对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信息化技术应用的标准和规范，促进信息共享、协同，提高服务效率。

综上所述，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功能在实践中面临多种困境，需要进一步完善。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功能需要从加强领导和协调机构、多元化经费投入、提高专业化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等多个方面进行努力。

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提高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法律需求，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农村社区多元共治的困境及其破解的法治路径

2024年4月第21卷第4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pr.2024Vol.21 No.4农村社区多元共治的困境及其破解的法治路径马晓宁，姜瑜（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摘要：为应对农村空心化、碎片化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中国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以“共建共治”理念为指导，探索出了以社区为载体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

有力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浪潮下，中国大量农村空心化、碎片化，成为社会治理的弊病。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和微观基础，在社会治理理念引导下，我国农村社区治理正在朝着更加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为迫切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危机，需整合内外部资源，划分不同主体在治理中的责任与角色，理顺它们之间的边界及其互动关系，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及时、适时地适应农村社会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农村社区缺乏治理政策与法规支持，使得农村社区治理存在多重困境，阻滞了多元联动治理由浅层治理向深层治理的转换。

因此，应整合多元主体间的目标定位和行动理念，界定其职责边界，创建联动机制与平台，以推动深层多元联动治理格局的生成，进而增进社区福利，促进社区发展。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多元共治；治理结构；法治路径基金项目：华中科技大学第二十批研究生创新基金“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研究”（YCJJ20220410）作者简介：马晓宁（1997- ），男，河南濮阳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法理学；姜瑜（2000- ），男，山东泰安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财税金融法。

一、问题的提出进入21世纪，中国愈发重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农村是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域，但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村人口长期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农村内部空心化、空间分布碎片化、组织能力弱化，掣肘农村治理效能发挥，阻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1]。

治理的困境与途径

治理的困境与途径——基于环卫外包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马宝东（3115330011）一、背景20世纪70-80年代，面对政府规模的扩大、财政经济压力的加剧、社会问题和政府不可治理的增多，以及管理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泛滥，西方国家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政府职能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由传统的、官僚的、层级节制的、缺乏弹性的公共行政，向市场导向向的、因应变化的、富有弹性的公共治理转变。

通过这种转变，使得西方国家行政效率极大的提高，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那时的改革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层面上进行的，在行政领域却改革不足，导致我国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类似于西方国家70-80年代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加剧、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整体效率不高不足以应对全球竞争挑战。

在统筹分析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应对上述挑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先要理解治理的概念，治理是个人、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他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基于对定义的理解，我们发现治理模式尤为适用于当前城市环境卫生的解决，可以应用治理模式解决说环境卫生问题是对治理理念的最好诠释。

二、环卫外包的优点（一）便于发挥协调优势。

环卫工作工作面广、受众多，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单位社区无不涉及，环卫工作的优劣，任何人都有资格评价。

环卫工作传统上由于其行政性的特点，只重视领导评价，不重视群众意见，使得在日常管理中治标不治本，确保大路面干净即可。

遇到上级领导深入基层检查，则按指定路线，采取突击整顿、就地填埋的办法，不管其效果如何，成本高低，老百姓虽怨声载道，管理机构也心知肚明，但没有任何改进。

通过服务外包的引进，政府可以利用行政权力，统筹各种势力，解决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企业则可以利用灵活多变的管理办法，提高管理效率；而非盈利性组织则和群众形影相随，本身是由公民自发组成，能够切身感受公民的需求，且具有组织性，能够避免群体非理性现象的发生，所以在出现问题中可以与政府和企业理性对话、协调解决，是政府、企业和公民共同解决实际问题的纽带。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现状、困境及路径选择

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指标。城市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不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然而，居
（下转 P331）
[ 收稿日期 ]2020-05-20 [ 基金项目 ] 内江师范学院校级科研创新团队项目“城乡基层治理研究”（18TD03）。 [ 作者简介 ] 杨茂林（1993—），男，四川宜宾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城乡基层治理；胡绍元（1964—），男，四川内江人，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城乡基层治理；罗茜（2001—），女，四川德阳人，本科生。
周全。
3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3.1 基层政府管理模式依旧行政化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服务型政府建设。但在实践中，一
些地方基层政府习惯于“单边行动”，包办、代替、包揽一切。一些基层政府机关仍然存在着过度干预社区管理的情况，其治理手段大多还是以行政命令为主，治理方式还没有完全摆脱大政府的思维，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行政主导，没有自下而上的关注民生，倾听民众的想法。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提升社区现代化治理能力。不仅无法做到本质意义上的现代化民主自治，还严重偏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民为本的基本要求。 3.2 社区自治组织成员的能力不足以及工作量过大
2 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社区治理建设对治理方式、治理路径及治理制度等方面不断进行探索尝试，最终进入了如今科学治理的现代化阶段。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 1978 年单位制的松动、1991 年社区建设的提出以及 2013 年社区治理的兴起的重要节点，社区治理大致可以分为探索（1949-1978）、转型（1979-1990）、建设（1991-2012）和治理（2013 至今）四个阶段。现阶段中国已基本实现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部分建设目标，一是治理理念的初步现代化，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制度不断引导下，上级政府改变了独断的治理决策模式，确定了走民主协商的治理道路。然而，在基层政府实施过程中存在管理模式依旧行政化的问题。二是治理主体上的现代化，除了以往政府充当治理主体之外，还加入了许多非政府组织，使得城市社区治理更高效。三是治理工具上的现代化，在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城市社区治理更加精密与

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不断推进，县域政府作为基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能力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目前我国县域政府的治理能力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困境，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和改进。

本文将从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困境入手，探讨其路径选择，以期为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一些参考。

1.资源匮乏。

相对于中央和地级市政府，县域政府在财政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条件相对较差，导致其在治理中面临着诸多挑战。

2.能力不足。

由于相关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而且大部分民生问题需要县级政府来解决，导致县级政府的政府人员的负担过重，同时也存在着专业素养不足、工作经验不足等问题，治理能力有待提升。

3.政策落实不到位。

大部分县级政府在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常常存在顶层设计不够合理、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导致政策的推动力度不够。

4.治理体系不完善。

县域政府的治理体系相对比较滞后，缺乏规范的治理标准和流程，导致治理效率低下。

5.群众参与不够。

目前大部分县级政府在决策制定和政务公开等方面群众参与度不高，这导致了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缺乏民意基础，也难以有效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以上便是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些现实困境，它们不仅对县域政府的正常运行造成了影响，也制约了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为了改善这些困境，县域政府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

二、提升县域政府治理能力的路径选择1.加强组织体系建设。

县域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真正做到权责清晰、分工协作，强化政府内部管理，提升工作效率。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县域政府需要着力培养和引进一批具有专业素养和工作经验的人才，提高政府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同时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3.完善政策落实机制。

县域政府需要建立健全的政策落实考核机制，确保各项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和执行，同时也需要强化政策的督导和评估力度。

4.推动政务公开。

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难题

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难题“治理”术语有着悠久的语源学渊源，如拉丁文中的“ｇｕｂｅｒｎａｒｅ”、希腊文中的“ｋｙｂｅｒｎ？ｎ”、“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它们指代的是“古代的船长或舵手”。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则把“ｋｕｂｅｒｎｅｔｅｓ”一词解释为“掌舵或操纵的艺术”。

一、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的现实背景Ｒｈｏｄｅｓ在对英国政府的分析中认为，“空洞国家”概括了当前英国政府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私有化以及公共干预范围的缩小、中央与地方政府部门（相对于其它可选择的服务系统，如中介）功能的缺失、英国政府（相对于欧盟）功能的缺失等。

”［１］６６１国家空洞化实质上是指公共部门变得碎片化，而这种碎片化使得政府执行中的控制力减弱。

“公共服务，如社区照顾，是由包括中央部门、地方当局、卫生部门、中介、私营企业以及志愿性组织在内的组织网络来提供的……实际上，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英国政府增加了提供主要公共服务的组织网络的数量。

”［１］６６２不过，当网络增加的时候，诸多复杂组织的调控变得困难，政府的调控能力也受到质疑。

Ｋｅｔｔｌ指出，“因为合同外包，政府发现他们自己正处于复杂的公私关系的风口浪尖上，而对这种公私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却非常模糊。

政府仅仅保留松散的影响力，不过却要为一个他们缺少真正控制力的体制负责。

［２］”Ｒｈｏｄｅｓ也认为“英国已经通过重新唤起政府对资源的掌控来弥补介入控制的缺损，分散的服务供给与集中的财政控制并肩同行。

那些不介入的控制不可能给予政府充足的影响力以调控网络，国家空洞化侵蚀了政府的协调与计划能力。

”［１］６６２无独有偶，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ｏｎ在对公共管理发展的描述中提到，“公共管理正在稳步向前发展……趋向于协调理论、网络理论、治理理论以及制度构建和维持理论。

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正重新定位自己以应对分散国家所带来的各种麻烦问题。

简言之，重新定位的公共管理是一门力图使碎片化和不完整的国家运转起来的政治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