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谈改革：既得利益者不改革,中国就没希望了。
国有企业的外部性问题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我发言的题目是“国有企业的外部性”。
前天刚在同一个场地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央视《财经论坛》我和六位国企的老总有一场对话，使我感到我们由于国企问题上的很多观念还有待改变。
政府部门和国企的领导人在强调国企的重要性的时候都会用到他们哪些部门创造了多少产值，创造了哪些就业，经济学家谈国企的时候，希望比较国企和私营企业之间的效率，哪个生产率更高。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是就国企本身而言，有意义，但是告诉我们的很多信息是不对的。
乾隆皇帝有17个儿子，10个女儿，今天的中国人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这不能证明乾隆的生育能力是我们的17倍，乾隆能有27个孩子，第一是因为他娶的太太多，也就是占的资源多，第二是因为他有生育的自由。
所以在比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时候，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国有企业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里我只强调两方面。
第一个外部性是国有企业占据这么重要的位置，在经济中作为一个主体位置，它严重的抑制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知道企业家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我们的技术进步其实都是来自企业家的创新。
但是在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当中，大量的本来应该当企业家的人会吸引到去当官，政府官员，或者是做国有企业的官员。
也使得大量的国有企业内本身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们不是按照企业家精神或者不能按照企业家精神在做企业，而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政治，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不是一个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内部大量的是政治斗争。
国有企业也使这个社会更多的变为去寻租，包括一些民营企业家，有时候看到国有企业占据大量的资源，他愿意跟国有企业合谋去寻租。
国有企业其实很多部门，如果我们真正废除了垄断，就看出它是无法生存的。
我举一个例子，出版业，中国大量的出版社是靠政府授予他的垄断地位活着，它有书号，很多的出版社是靠书号来维持生存，如果这些书号都废除了，中国人都可以真正宪法第35条规定的出版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之后就办出版社的话，现在大量的国有出版社就会倒闭。
张维迎谈中国改革
不 同看法 。我觉得 有责任正确 引导 社会 舆论 ，以更理性 、建 设性的角度看 待这
些 问题 。
以前 ，政 府是 主导一 切 ，相对 来
有人 受损 ，你觉得 改革到现在 ，哪些人 讲 其他 人 比如说农 民处在社会底层。现 在 农 民跟文化革命 时候 相 比，生活水平 得 益 、哪 些 人 受损 ？
过 三 代 ” 从 我 们现 在 研 究 看 ，中 国 改革 。
！ 府的权 力在农村 减少 了 ：政
一
点 点 。我 呆 过 农 村 ，过 去
一
句 话 不 对 ，村 政 府 乡 政 府 就 起 来 ；你 搞 点 小 生 意 ，倒 买
“ 在 比改 革 开 放 前 公 平 多 了” 现
Ｃ， 》 ｄ 康 ：市 场 化 改 革 大 方 向 ，不 管
没 那 么 重 要 了 ，尤 其 在 社 会变 革 中。 群
三十年里增加 了十多倍 ，人均 Ｇ Ｐ翻了 Ｄ
三番 多。当然过程 中肯 定有不平衡 。我 现在不想 介入情绪化 的争论 ，因为只有 理性思考 才有一个正确认 识，如果情绪 化地 看问题 ，就没法讨论 了。 在政府是其 中最 大的利益 受损者 ，这个 判断主要有什么依据 ？ 张维迎 ：我 只是从 改革开放 以来利 益格 局的相对调 整来讲 ，因为 改革开放
张维迎 ：政 府部 门本来就是最大 的
既得利 益者，改革前就是这样 。改革 本
身就是 不断削减政府 的权 力，约 束政 府
的行为。在计划经济下，从农村到城市 ， 每个投 资都 是政府主导 ，每分钱都是政
《 康 小 ：你有一个 结论是改 革到现 府 支配 ，现在 不是。当然我认为现在政 府 仍然太大 ，在 改革 中也会形成新 的既
产业政策思辨会——张维迎VS林毅夫
五、大部分产业政策的失败是好心做错事
• 转型中国家遗留了一批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 的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 对这些企业的保护补贴不 能一下完全取消 ， 否则会带来大规模破产、 失业， 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需要政府给予原有的产业一 些转型期的保护补贴。 另一 方面， 转型中国家由于 过去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导致基础设施非常差 ， 同时存在很多制度扭曲
●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
外部性无处不在，而且外部性理论特别容易给专制提供理论 基础。因为我们可以以外部性的名义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不 同异议。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市场本身就是信息不对称。因为市场的前提是分工和专业化，不同的人 做不一样的事情。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的完全性来自于不完全性，分工和专业化的价 值就来自信息不对称，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我 们才需要市场。
五、林毅夫理解产业政策的矛盾
产业政策一是迷糊了企业家的眼睛，如果要违反比较优势的话就需要产 业政策，这个意义上讲的经济学都是跟逻辑上一样的。所以我们举日本 的例子，日本的制定战略主要是收入弹性需求高的产业就支持，比如说 纺织业，虽然是比较优势，但是它不支持，它是支持汽车、钢铁。
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战略的唯一矛盾就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是他自己 理论上的比较优势，不是实际上的比较优势。他的理论比较优势是由要 素禀赋决定的，但是他又说要素禀赋和决定要素是由市场表现出来的。 你既要政府引导市场，又要市场跟着政府走。
• 一个国家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其结构未能有动态的变 迁
• 遵循一国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 产业是升级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和产业结构，促进收入增长，消 除贫困的最好办法。
经济学谬论七例
经济学谬论七例韩西林1．“先富带动后富”论。
“先富带动后富”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决策者们的一个理论，意思是：为了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可以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这个理论的动机无可指责。
允许收入有差别，是为了打破分配方面长期实行的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以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经济的更快发展。
所以，用意是完全没有错的。
可问题是，先富带动后富的结果会出现吗？不会！因为无论从先富者的主观动机讲，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先富都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者只会百般地压制尚未富者，使其不仅不会成为后富者，还会成为更不富者。
这个问题其实学者们早就有论述，比如韦伯斯特就曾经说过：“人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态度多半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通过自己所在集团的领导者去支配资源。
如果一个社会中某些人已达到了富足，那么他们就会力图通过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行动去保持对其他人的相对优势，这就会妨碍其他人的发展与升迁。
优势者将变为一个利益集团，即一个社会阶级或者阶层。
所以，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应当考察现在或过去的殖民者阶层，看看他们为保持自己的优势曾经支配或正在支配什么资源。
因为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考察这种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是各个集团维护他们在国内外利益的结果，这一点很关键。
”（[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页。
）就中国的情况看，人们之所以宣扬“先富会带动后富”，一开始是出于某种善良但实则又很天真的愿望，后来就夹杂进了功利目的：要尚未富者安于不富，然后听凭先富者的摆布。
所以，“先富带动后富”论可以休矣！先富者凭什么要去“带动”后富者？而后富者又有什么理由要求先富者来“带动”自己？国际歌怎么说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请注意接下来这句——“全靠我们自己”！所以，先富者不要有什么负担，尽管去富你的，你没有什么义务去带动后富者。
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张维迎：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财经界》2006年第6期）在目前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争论中，情绪发泄多于理性思考，直觉判断压过逻辑分析。
对一个民族来说，大众情绪是一种血性，有它的价值，但仅有情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学会理性思考，因为仅靠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1) 什么是理性思考？什么是理性思考？我理解的理性思考，至少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优劣时，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把这项政策与可行的替代政策(alternative)相比较，而不能把现实中根本不可行的理想目标作为反对一项政策的理由。
以讨论收入分配为例，设想社会由两个居民组成，考虑A、B、C三种状态：在A状态下，每人各得100；在B状态下，第一个人得120，第二个人得180；在C 状态下，每人各得150。
再进一步设想现在处于状态B。
那么，如果这三种状态都是可行的，社会最优的安排应该是状态C；但是，如果状态C不可行，我们就不能用状态C批评状态B。
如果不考虑可行的选择，非要两个人收入均等，我们只能走向状态A，两个人都受到损害。
当然，如果全社会的价值观是平均分配偏好于任何收入差距，由状态B退到状态A也可以，但我们绝不能把不可行的状态C当目标去追求，否则就是不理性的。
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
第二，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优劣时，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
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
比如说，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就只考虑干部的利益，自己是医生就只考虑医生的利益；也不能因为自己是农民就只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自己是患者就只从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这其实也正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实质所在。
罗尔斯的正义论要求我们透过“无知的面纱”理解社会制度，不能“对号入座”，只从自身利益评判是非，否则就无公正可言，民主政治也会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之张维迎
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之张维迎栏目近日专访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张维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是中国争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他以心平气和的心态宣讲市场经济。
2009年2月，张维迎在亚布力会议上提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但是，2009年全世界却都在救市。
一年多过去，张维迎如何看全球大救市？如何看他埋葬凯恩斯主义的理想？张维迎教授于近日来到网易演播室，畅谈了两个小时。
在这两个小时里，张维迎谈到他的新书《市场的逻辑》。
他希望《市场的逻辑》至少能够引起人们对流行的经济学谬误的怀疑与思考。
在访谈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形势、收入问题、腐败问题、房价问题、经济学信念问题等诸多问题提出了见解。
他特别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对市场这么执着。
在访谈的上半场，张维迎认为，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是美联储的低息政策和美国政府的住房政策引起了这轮金融危机。
在危机发生之后，各国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政策，只是使问题暂时掩盖，以后会更严重地爆发出来。
张维迎对去年政府救市非常担心。
他说：“我对政府用大规模的花钱去救市是非常非常担心的，最简单的就是它会把一个小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破坏了市场整体的运作法则。
”“凡是以增加当年GDP为指导思想的投资，90%都是浪费的，从好多国家的经验和历史来看都是这样的。
”针对当前出现的救市后遗症，张维迎说，千万不能进行二次刺激，否则，将会像抓着老虎尾巴一样被拖垮。
张维迎说：“当你犯过第一个错误之后，不要再犯第二个错误。
你犯了错误就会受到惩罚。
你想避免这个惩罚，可能将来会积累更多的惩罚。
”张维迎认为，高房价的根源是土地供应太少。
是房价决定地价，而不是地价决定房价。
如果不改变土地供应状况，那么，即使把土地白送给开发商，也不可能降低房价。
对人们的收入水平，张维迎认为，越是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
他说：“现在好多我们观察到的、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市场导致的收入差距，实际上真正在背后操作的这只手是政府导致的，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
揭密!中国十大经济学者与其背后的财团关系
揭密！中国十大经济学者与其背后的财团关系瞭望东方周刊报道，2004年1月20日，亚信公司（Nasdaq: ASIA）发布了其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的2003年第四季度季报。
报告显示，截至2003年12月31日，亚信第四季度的总收入为3060万美元，同比增长30%，净收入（除去硬件成本）达到1620万美元，同比增长21%。
在亚信人的努力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贡献。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10月亚信庆祝成立1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以亚信独立董事的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
其时，业界把张维迎出任独立董事看作是亚信“打造最强董事会”的一步重要棋子。
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董事长丁健表示，张维迎教授“对中国宏观经济和市场环境的理解以及他在中国企业管理、战略规划方面丰富的经验，将为亚信的董事会创造很多价值。
”亚信仅仅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吗？张维迎教授是中国最有名望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是经济学界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对于舆论最有影响力的公众经济学家之一。
他参与政府决策咨询，从而是一位对政府重大措施出台有影响的学者。
1998年，张维迎教授和盛洪教授在《改革》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从电信业看中国的反垄断问题》，文中列举了中国邮电部的种种垄断和压制打击竞争对手联通公司的行为，最后提出了几项具体的政策建议：组建新的“国家电信管理委员会”（或电信管理局）、将长话经营与市话经营分离、将中国电信分解为几个公司、将邮电部的一部分电信网划拨给联通公司，等等。
文中特别提到：“中国电信市场非常大，从长远看，双寡头的市场结构不足以形成有效竞争，需要引入更多的竞争者。
”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中国专家的狗屁言论的句子
中国专家的狗屁言论的句子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
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如果有机会向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
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
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
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
第二好的。
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
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
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
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农民
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
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张维迎基本观点综述
张维迎基本观点综述张维迎1959年生于山西省吴堡县，1978年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直至1990年8月。
1990年9月赴英国牛津大学读经济学，1992年6月获硕士学位，1994年7月获博士学位。
同年8月回国，现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时为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
80年代曾在全国级学术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经济学论文，其中1984年3月所著的《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在国内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
james mirrlees和donald hay的鼓励和学术指导对我完成这篇论文是非常关键的。
好几次，当我被一些技术性问题或理论问题搞得感到无路可走时，使他们帮我找在牛津读书期间，师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理论专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理论，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james mirrlees和donald hay教授的指导。
一个隐含契约是，donald 负责对论文的总体指导，james负责模型的技术性问题。
在过去三年里的学习期间，我基本上是每两周分别见他们一面，讨论论文有关的各种问题，从基本思想到分析方法无所不包，我确信，我是牛津大学最奢侈最幸运的学生，能分享到导师如此多的时间的学生的确是不多的。
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Donald为我所做得远远多于一个导师假定要做的，我对他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我还要感谢meg meyer 博士。
在1992年秋季donald休假期间，她承担了对我论文的指导工作。
特别是，她对我M.phil论文的建设性批评，对我把M.phil论文发展成目前的这片博士论文帮助极大。
Meg对我的帮助并没有随她的官方责任的中止而中止。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才有希望
起， 英国是反黑奴 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 英 国 内部的飞鹰派就是重要推动废 除 奴隶者的力量 。在 １ ７ ８ ３年英国的贵格
甚 至革命都是 既得利 益者推动甚至领 导的。如 果既得利益者 不能够变成改
革者 ， 那我们的改革就有很大 的阻力 。
会向议会请愿废 除了奴隶制 ，１ ８ ３ ３ 年
英国政府终止 了殖 民地 的贩奴贸易 ，
我们 中国的妇女 的解放 脚 ，并 不是妇
当既得利 益者 有可能变 成改革者 的时候 我们 的改革 才有希望 ，而对这
个 问题 的 回答是正 面的。为什么既得 利益者可能变成改革者？ 第 一 ，理念 的力量 。我们 人的行 为并 不完全是 由所谓 的物质利益支配
自己的利 益而 努力 ，其实不是这样 。
个原因——理 念。
两百多年前讲 过 ，尽管人是 由利益 支
配的 ，但 是人类 的本身以及所有 的事
既得利益者是 分成 好多派 的，他们之
间的利益冲突可 能远大于统治者和被 统治 阶级 的利 益冲突 ，他们之 间的斗 争可能是 生与 死的 问题 。我举几个例 子 ，首先我们看 一下 ，现代 民主制度
女努力的结果 ， 而是男人努力的结果 ， 梁启 超当 时起 了很大作 用。这就 是第
一
的 ，人之所 以是人 ，是 因为他是有观
点的 、有理性 的 ，所 以大卫 ・ 休漠在
的时候才有希望 第 二 ，既得利益者 之间是有 博弈 的。我们 一谈到 既得利 益 ，大家 经常 既得利益者变成改革者 觉得它们是一个整体 ，团结 得像 一个 张维迎 长隹卫 人一样 ，有一个共 同的 目标 ，为捍卫
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及如何转换
《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及如何转换》摘要：建国以后，历经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都是“阶级斗争为纲”，大家忙于相互间的革命斗争，没有什么心思搞经济建设，面对我国国有企业效益持续低靡的情况，1997年开始，政府开始逐渐放开中小型国企的所有制转换，而调动国家资源帮助国有大型企业，第一种选择可以叫做“证券平分式”模式朗咸平的观点引来多方争论，各种观点交汇碰撞，我认为焦点是两个，一个是国有资产要不要转换所有制形式，将其卖给特定的私人，比如原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职工，或者是其他愿意出钱的人。
另一个是如果要做上述转换，如何运作；也就是如果要卖要分，怎么卖怎么分。
一、要不要对国有资产进行所有制转换1、企业国有在分配上的优越性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种制度的出发点就是满足全国人民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也正因这一点，全国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那么，如何更好地满足全国人民的利益?假设有一笔1000万的生产性资本，一种情况是国有，另一种是私有，一年后都产出了1200万的销售收入，那么毛利润都是200万；这时，如果这笔资金是国有的，国家可以把这200万全部收归国库、作为财政收入；而如果这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只能收回 200万中的33％企业所得税和20％股息红利类个人所得税，大概为100万，作为财政收入。
我们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当资产利润率或者说投资回报率一样时，国有资产对于国家财政的贡献比私有资产大很多。
当然这个模型十分简化，忽略了扩大再生产等等因奉，可是这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所以说，从国民财富分配妁意义上说，国有制显然比私有制更对广大国民有利。
当国家通过国有制多收入了100万后，可以拿去办奥运、建公路、办大学、办敬老院；而如果那笔资金是私有的，国家就拿不到多出的那100万，那100万就名正言顺地完全归那位私人老板所有，她如果愿意发善心，再捐出50万给国家修路灯，那我这个普通国民当然欢迎；可是，她如果按照法律规定交完了税后就一毛不拔了，我也没有办法。
既得利益者成改革者时才有希望
既得利益者成改革者时才有希望
张维迎
【期刊名称】《《IT时代周刊》》
【年(卷),期】2013(000)008
【摘要】＂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或领导的。
＂目前,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观点不算错。
但是,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看到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或领导的。
【总页数】1页(P14-14)
【作者】张维迎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成也官员,败也官员既得利益者终结漕运 [J], 李崇寒;
2.让既得利益者变身为改革者 [J], 刘亭
3.“不是有希望才干,干了才有希望” [J], 朱佩娴[1]
4.融合才有希望创新才有出路--对边疆民族地区党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思考[J], 陈景锋
5.张维迎：既得利益者可能成为改革者 [J], 张维迎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当今中国改革遇到的困难
1、既得利益者（各级官员和各级官员关系深厚的商人和各级官员有血缘关系的亲戚）2、国际环境改革遇到的四个大方面的问题（1）城乡的差距这个城乡的差距是历史形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使城乡发展平衡，城乡差距也带来区域的差距，这两个差距是相连的。
（2）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3）政治体制改革。
（4）民生问题。
回答网友天下公平：请问嘉宾：当前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问题什么？最大困难是什么？如何解决？陈雪薇：我认为今后这三十年的起步，遇到改革开放的问题都是硬骨头，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困难，比30年前遇到的难度当然不能类比，应该说这个问题更加深刻、更加复杂。
我想起码最大的问题有这么四个方面：（1）城乡的差距。
这个城乡的差距是历史形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使城乡发展平衡，城乡差距也带来区域的差距，这两个差距是相连的。
2007年的统计，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是上海、最低是新疆。
农村最高的收入也是上海，最低是贵州，这个差距蛮大的。
像农村，上海的农村是1.9万多块钱，贵州是1900多块钱，差距就这么大。
所以要解决城乡的差距和地区的差距，我觉得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总的理论指导下，特别强调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西部大开发，这两个战略方针应该说解决这两个差距最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老百姓说的很好：一个就是农民富了；一个是环境好了，这个不止是自然生态，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也好了；一个是风气正了，这个是有文化、有道德修养。
新农村就是这么三句话，新农村建设是解决城乡不平衡的关键的关键，是重中之重。
那么配合西部大开发，国家投入不少，当然还有政策的倾斜。
所以这两大战略方针对解决这个矛盾是至关重要的，而城乡问题地区的差别问题是中国前进的一大难题。
（2）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这个是非常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建国以来走的发展生产的路子是问题很大的，建国以来我们发展生产的路子就是这么一句话：“高速度、低质量、高投入、低产出、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人民得不到多少实惠”现在我们要走一条经济效益好、生态良好、人民富裕的新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大问题。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
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作者：张维迎来源：《领导文萃》2013年第13期历史证明，在一个大的历史变革当中，统治者最好有华盛顿的理念。
如果没有华盛顿的理念，至少应该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
如果既没有华盛顿的理念，也没有华盛顿太太的危机感，那事情就麻烦了既得利益者是否能变成改革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正面的。
人们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当然没有错。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外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甚至革命，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
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改革是没有希望的。
只有当既得利益者有可能变成改革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希望。
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所谓的物质利益支配的。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会思考、有价值观、有理性，他的价值观和思考当然会影响他的行为。
所以，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在两百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是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物是由观念支配的。
纵观历史，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
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
我们谈论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假定，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会全体一致地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努力。
其实不是这样。
既得利益者内部是分成好多派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大于他们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可能是生与死的问题。
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往往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
首先看一下西方政教分离的历史。
政教分离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一个重要基础。
欧洲中世纪早期，政教合一，主教由国王任命，教会并不真正独立。
政教分离是后来教会和统治者相互斗争的结果。
十一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就职后，决定在教会内部推行一系列改革，解决教会的腐败问题，但受到教职人员的抵制。
为消除改革的阻力，格里高利七世宣布收回国王罢免主教的权力。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要将他罢黜，格里高利七世的回应是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
张维迎：理念的力量
张维迎：理念的力量5月12日上午，“儒商论域2014：儒商典范与财富”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出席会议并发表《理念的力量》主题演讲。
他在演讲中分辨了工具理性与目标理性的区别，理性应该是欲望的主人，而不是欲望的奴隶。
他强调理念与领导力的结合，未来中国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
以下为演讲实录：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理念的力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即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就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
而我今天讲的是“脑袋可能指挥屁股”，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会影响你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决定你将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一般讲人的行为是由利益支配的，而且每个理性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所有人的行为都可以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会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即除非损害别人，否则没有任何人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一种状况。
在我们研究社会变化时，按照这一假设，所有的社会博弈都是利益的博弈，社会变革其实就是一种利益战胜了另一种利益，或者是在权威人分析了变革的成本与收益之后，得出的一个非常理性的决策。
100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艾奇沃斯（注：艾奇沃斯，FrancisY.Edgeworth，1845-1926，英国经济学家，“无差异曲线”几何分析方法的先驱者之一）讲过一句话，“The first principle of Economics is that every agent is motivated by self-in terest.”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刚才我讲的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但是，如此一来，我们就面临一个困惑：按照经济学假设，每个人的利益自己都知道，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无论有没有经济学或是其他社会科学，人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
这样一来，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的行为是给定的，既不会因为我们有了这些学问更好，也不会更坏。
张维迎：既得利益者可能成为改革者
城镇化发展规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
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 ｓ 时政
徐守盛 ：
刘世锦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张维迎 ：
中国可 能 已过 中等收 入 陷 既得 利 益 者 可 能 成 为 改 城镇 化绝不 是简单地 “ 造 城＂ 革者 阱危 险区
全国人大代表 、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 规律 ， 不能人为地去 ‘ 造城 ’ 。”
改革 甚至革 命都 是 既得 利益 者 推动 甚
包括农村土地流转 、 社 会劳动保障以及 国际元左右 ，今年预计接近 １ ０ 。 。 ０国际 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 ，许多成功的
基 本公 共服 务 均 等化等 ， 只有 这 些 制度 元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中国可能 已经过了
都跟上 ， 才能解决农 民市民化的后顾之 中等收 入陷 阱的危 险区 。
一
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 我们一定要尊重 十年中国经济将 转入 ６ ％－ ８ ％的中速增 博弈的 ，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远 长； ２ ０ ２ ０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跃居世界 大于统治者 和被统治 阶级 的利益 冲 第一 ， ２ ０ ３ ０年跻身 中等水平的高收入 国 突 ， 所以既得利益者最终要实行法制 、 家行列 ， ２ 。 ４ ９ 年 时基本实现以经济现代 实行 民主 。第 三 ， 历 史 证明 ， 改革 是 避 化、 政治现代化 、 社会现代化 、 文化现代 免革 命 的最 好的 办法 。但 可 能性 不 等
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如此严重 张维迎
为什么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权力斗争如此严重张维迎：“为什么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此严重呢？”本文是张维迎教授2000年发表的文章，旨在回答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今天读来感觉并不过时，因为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缓解，反倒在加剧。
经授权，我们将此文重新发表，希望引发读者思考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要害所在。
产权制度与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无论在西方的股份制公司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比西方股份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要严重的多。
观察表明，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用于改进管理和提高企业效益，而是争权夺利。
权力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从秘密收集竞争对手的黑材料，写匿名信告状，公开撒播流言蜚语进行人身攻击，拉拢贿赂上级主管，到给对方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用暴力残害竞争对手，可以说无奇不有。
我们发现，那些能力低而权力斗争技能高的人最热衷于权力斗争。
有些能力高的人本来不愿意权力斗争，但也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战。
能力低的人为争夺权力而战，能力高的人为捍卫权力而战。
而且，权力斗争的结局常常是高能力的人被低能力的人所击败，好多企业被内部的权力斗争拖垮。
相比之下，西方企业经理人员用于权力斗争的时间和精力大概不会超过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用于权力斗争的时间和精力，斗争的方式也比后者简单的多。
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不是写给股东的匿名信，只有写给股东的支票。
权力斗争的通常结局是，控制权从能力较低的经理转移到能力较高的经理。
在政治组织，权力斗争常常是组织设计的目标之一，为的是使政治家之间相互监督，避免权力的垄断对社会带来的损害。
我们不能排除国有企业的权力斗争也有制度设计的目的性因素。
当没有真正的股东监督经理人员时，通过权力斗争的相互监督可能是必要的。
但国有企业内部如此严重的权力斗争已远远超出了相互监督所要求的界限，极大地损害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功能。
人们用“内耗”形容企业内部的权力斗争意味着这样的权力斗争并不是我们希望的；政府高层号召加强领导班子的团结意味着这样的权力斗争也不是作为“所有者”的政府愿意看到的。
好政策与坏政策
策 ，特 别 是 不 允 许 自 由进 入 的政 策 ， 也 不 是 好 政 策 。这 里 要 特 别 强 调 一 下 思 想 逻辑 。我 们 每 个 人 要想 幸福 ，
就 首 先 要 使 别 人 幸 福 ，前 提 是 要 有
的后 果是 ，并 非 由于 为别 人 创造价 值 而 获 得收 益 ，而 是把别 人 的收 入 拿到 自己手 中 ，所 以 它是坏 政 策 。现 实 中
由此 我们看 一 下中 国的未 来 。未 来 １】 年在 很大程度 上取决 于我们 的理 ｆ 念 ，因为政 策 是根 据理 念 制定 的。如
果 我们 相信 市 场经 济 ，我们 的未 来就
会 很好 。否 则 ，如 果 对 市场越 来 越怀
疑 ，对 企业 家精 神 越来 越 不信任 ，那
因为它减 少了就 业机 会 ，增加 了失业 ，
其 实对 年轻 人最 不 利。我 们说 高税 收 政 策不 好 ，是 因 为它抑 制 了工 作 的积
极性 ，不利于创 业 ，阻碍 了经 济发展 。
策 ，但 是 现 实 中却 有很 多坏 政策 。如
果 一 个政 策 我们认 为 是好 的 ，但 是效
的运 作 都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所 以 说 大 量 的 国 有 企 业 不 是 在 创 造 价 值 ，而 是 在 耗 费 价 值 ，它 们 赚 取 的 很 多 利 润 来 自财 政 补 贴 ，或 者 经 济 学 上 讲
的消 费 者 剩余 。
在 谈理 念 ，很 多政 策是 各个部 门 出于 对 自 我 利 益 的保 护 而 制 定 的 。 如 果 这 种 情 况 得 不 到 扭 转 ，那 么对 于 未 来 我们 就 不 能 太 乐 观 。 为 什 么 ？ 因 为 既 得 利 益 体 是 非 常 强 大 的 ，既 得 利 益 者 一 般 都 披 着 国家 利 益 、民 族 利 益 的 外 衣 。在 中 国 ，民 族 主 义 有 很 深 的 基础 ，一 打 民族 主义 的旗 帜 ， 理 念 就 不 需 要 了 ，其 实 背 后 掩 盖 起 来 的是 利 益 。 这 样 很 多 老 百 姓 就 变 成 了既 得 利 益 者 的 人 质 ，真 理 由 此 就 变得 非 常脆 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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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谈改革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
张维迎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和潜力，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等后发优势，现在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
而如果一个国家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他提到，未来一两年，中国还将承受之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大代价，经济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并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变成改革的推动者。
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对于国企，他提到，"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共产党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共产党。
"最后，张维迎总结道，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
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张维迎称，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企业靠套利和模仿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创新。
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
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
"张维迎谈到。
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张维迎：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
首先讲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趋势性的，第二个是周期性的。
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大家普遍认可的在7%左右。
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开放等。
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在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市场变化。
第二个是从周期性角度，首先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长、负增长，中国维持9.2%的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到现在还没全部表现出来或者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困难。
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困难。
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这里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想放开老虎的尾巴，但是差点被吃掉，就是当时的"钱荒"。
所以很快又抓起来，现在仍然抓着老虎的尾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下一步可能爆发问题的是地方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好多地方其实已经还不起了。
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就会影响到企业，有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但拿不到钱。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趋势，一个是周期，再看更长远的话，就是经济的增长潜力怎么样，这个潜力就是市场规模，包括我们工业化、城市化。
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
所有这些东西靠什么？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寄托于财政政策，寄托于政府的投资。
如果我们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经济增长保持7%都很困难。
我们今天所有消费的东西，特别是新产品都是企业家精神开发出来的。
企业家能做什么事呢？我总结企业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是创造不均衡。
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没有盈利的机会。
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属于均衡状态，每个企业赚的收入全部是弥补成本，不存在经济利润。
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然后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来越多人运用这个机会，市场就会趋向均衡。
第二个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创造不均衡。
假如市场已经属于均衡状态，比如大家都在使用电脑了，电脑饱和了，那这时候苹果公司生产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那就可以赚钱。
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创新。
以这样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
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然后你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
另一类企业家是跨时套利，比如说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他就现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
还有在金融市场套利，这种套利行为类似一种投机。
第三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说有好多人无所事事，但有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
过去30年大体就是这样，搞投机倒把、乡镇企业都可以赚钱。
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卖，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
我们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很少很少，甚至没有。
即使我们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而我刚才讲到了，这种后发优势慢慢都在消失。
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所以你说出来不会获得认同，但是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时候你就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你也会赚钱。
而这种创新一般时间都比较长。
今天支持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多的产品，30年前没人想得到。
同样可以说，30后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的产业、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
在40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想象这个软件要变成未来每个人都用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 100年前，亨利•福特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是汽车只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人会想到普通人应该有汽车，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车。
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被开发出来？那就是看我们的体制。
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体制。
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
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
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力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力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
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
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
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
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
好在我们过去20来年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
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的储蓄在无效地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是借给美国人，给他也带来了麻烦，其实对我们麻烦可能更大。
还有就是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企业占有，比如说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大致一半，国有企业的利率5、6%，民营企业在10%以上。
还有一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财产很快被处理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处理他财产要等法律判决之后，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企业家被无罪释放，要收回财产都很难。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
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寻租和腐败。
这两个是相关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权力过大，一定会产生腐败。
在腐败的情况下，企业家赚的钱不一定是靠创新，有一部分是靠寻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关系。
比如我们看到高科技领域，有些人写好申请、找到关系、拿到国家几千万的钱，干嘛去了？瞎花了，这个现象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教育科研经费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
当然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现在过分关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么样，明年上半年怎么样，其实对于国家更关注未来十年，20年，甚至30年。
中国未来30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会。
我们的改革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做。
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
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我们的司法制度。
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
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
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的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
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
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
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
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
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好多的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