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

今年是建国70周年，一路走来，我们见证祖国的成功与繁荣，但这也是老一辈的革命家拿血和汗水换来的，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将祖国发扬的更好，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3000字。

父亲头部数次开刀瘫痪在床，凌厉的病魔抽空了他的精气神，黯然的双眼偶尔星光闪过，如剑划开时空，让我看见他岁月峥嵘，连参军都那么富有戏剧性。

那是1950年冬，解放军第18军54师文工队在宜宾招收文艺青年，17岁的父亲因错过了报名，在新兵出发点名时，一刘姓新兵未来，他即冒名顶替参了军。

根据18军进藏路线部署，54师从宜宾出发，全力开展修筑昌都至拉萨的公路，师文工队要把下达的任务、好人好事编成秧歌舞剧和藏族舞蹈表演，还要做沿线部队、藏族僧俗、各族群众的宣传鼓动、解惑释疑等工作。顶着别人的名字在部队行军演出，父亲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从乐山至甘孜，每临演出前搭戏台，他抢着爬上十多米高的地方“倒挂金钩”拴拉帷幕的绳子，一干就不计时间，大脑因为高原缺氧，头上的血管暴出皮肤，眼睛充血，以致他的脑部受到很大损害。徒步到了西藏，在任何一个宿营地，他争着拾牛粪柴禾、砌灶头、烧开水，尽量把方便让给后续来的同志；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得先走几十里去买粮，再背粮食回来做饭。

我想，他当时积极表现，恐怕是冒名顶替底气不足，怕被部队发现退回去无颜回家乡吧！

部队每到一驻地晚上要开会，总结一天执行纪律的情况，互查有无掉队、畏难消极情绪，父亲几经犹豫下决心主动坦白顶替参军的由来，组织考虑到父亲的初衷和表现，情有可原，就不再追究恢复了他的原名。

过了昌都，部队的口粮出现短缺，文工队在进藏途中很受欢迎，父亲他们每天要克服饥饿和严寒，背着自己的行李、帐篷、彩旗，演出的道具等走几十公里，有时一天要给部队、驻军和老百姓演出两场，不错过一个村庄、一个观众；有次到边防演出，连续行军48小时，走了90公里，翻了一座大雪山，连演三场未睡觉，非常疲累，但一上台就精神抖擞，夜间演出没有灯就燃起篝火，父亲吹笛子，常常手指冻得发僵，在火上烤一烤继续吹，演出结束后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更险的一次是，父亲他们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山上气候恶劣，寸草不生，雪粒狂飞，打得脸生痛，眼也睁不开，走一步喘几下，胸口憋闷像压着大山，头晕眼花、口干身麻，顾不得高原反应，即刻搭起帐篷，在雪峰垭口迎着刀削似的寒风，舞动红旗、敲起锣鼓、唱军歌、打快板、喊口号，此起彼伏地接力歌舞，为过往的官兵宣传演出，鼓劲加油；当在第一个山头的鼓动完成后，再赶到第二个山头、第三个山头再鼓动宣传。高寒缺氧，剧烈运动使父亲和战友们气喘吁吁身体几近瘫软，他的二哥，在雪山顶上唱歌，因体力不支昏倒了。父亲坚强地支撑着，看见奋力攀顶的官兵们，以高昂的气势翻过雪山，并对文工队的演出给予支持鼓掌时，他自豪骄傲，觉得再累再苦也是值得的。

1952年初，父亲他们比其他部队多走了一千多公里才走到拉萨，接着又响应“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号召，顶着早春二月的凛

冽寒风，早起晚归，披荆斩棘，在拉萨河边开垦出了50多亩地。在那艰苦的岁月，父亲始终勤奋积极，总结会上被记了四等功，评为模范共青团员。

父亲热爱学习，成了一生的常态和自觉。1952年父亲参加了西藏军区举办的藏文高级训练班培训，课外找当地群众进行语言交流，很快能写能读能译藏文，有时他发急一出口说的竟是藏话；他还翻译西藏古老谚语、寓言和民间故事等，在一些出版书籍上发表。由于成绩突出，就留在藏干校当教员，大伙喜欢这个聪明风趣又热情、精神始终处于巅峰状态、待人亲如兄弟的老师，给他取名“左左”（藏语意为积极主动）。

1956年，我父母亲又调到了咸阳西藏公学院当教师。当时学校的任教老师大都是北京高校的大学生，父亲只有高中水平，为了跟得上学校的要求，每天恶补文化。那时候我和哥哥已牙牙学语，母亲要备课，还要带我们，实在很辛苦。而父亲赶着恶补知识也让母亲共学，不管不顾我们，母亲对他颇有微词，他却依然乐此不疲。1957年，张国华将军到西藏公学院来视察，讲话现场需要一个藏文翻译，学院推举父亲当现场翻译，效果出奇的好。

父亲重返西藏昌都工作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写作，又爱上了书法，用脚踩着铺在地上的大纸，拿个烂扫帚蘸墨酣畅淋漓的书写，气韵富含唐风汉赋，曾经昌都地委大门影壁上，用隶书写的毛主席语录就是他的杰作；又迷上了国画，在包装的书皮上，信手画些山水花草，再配上自己的诗，十分的典雅致远……如此不息地各式学习，直至陪伴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说起父亲的恋爱，走的是婉转线路。那时驻藏部队发出“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号召，解禁了部队将士谈恋爱，彼时追求母亲

的人不少，父亲对母亲心生恋慕却不说出口，趁着母亲回内地休假悄悄给她汇去500大洋，并发电报说进军西藏这么几年辛苦了，拿这些钱去买些吃的或孝敬二老。母亲觉得父亲心细能为他人着想，在当时的战友中少见，最后芳心暗许。用她的话说：父亲击败了众多的追求者，赢得了恋爱的胜利！

我两岁多时，革命建设如火如荼，父母送我到西藏工委子弟校住校，及至我七岁来学校接我，彼此都不认识，若不是父亲患上脑瘤，不得不离开西藏回到内地治病，结束与儿女的长期分离，他不会从我高山仰止的印象中走下来，真正有时间彼此亲近了解。我发现他不仅是工作狂，也养鱼、栽花、创新菜谱，教一群姑娘唱歌跳舞写诗，很有生活情调的；对恢复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天天坚持让我母亲针灸按摩、加大次数练习身体恢复性运动，有时候累得满头大汗脸色发白，手脚颤抖方才休息。

尽管父亲持续治疗，病情却每况愈下，动手术的间隔越来越短，每一次开刀前，父亲看着我们的担忧总是笑着，好像是去赴宴。手术后，医生把取出的脑瘤给我看，说别看只有乒乓球大小，充血的时候有一个拳头大呢。我的心很痛很震撼。更让我难过的是，在同病魔作顽强斗争期间，他渴望回到纯净的高原工作，常常守在收音机前听新闻，坐在轮椅上找熟人打听西藏的情况，那种急迫焦虑，那种折磨人的好强，从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都深刻地反映出来，我们除了心疼流泪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安慰不了……

父亲43岁那年，生命戛然而止，带走了一生要守候的梦想，只留下神往净土的眷恋，让我追随他的跋涉咀嚼一生的苦乐；残破的家庭悲痛一直萦绕密布，我带着他的骨灰回到昌都达16年，即便他已成一抔黄土，也要实现他回归西藏的夙愿，让他去往天堂的行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