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模式

一、何为义乌模式何为义乌模式，义乌模式有何特点，这是研究义乌模式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陆立军认为“义乌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兴商建市”战略，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和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要素市场和第三产业相配套，以现代交通通讯为媒介，“买全国人卖全国人”，同时以商强农，以商促工，工商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整体发展。

王祖强认为义乌模式的鲜明特色是：由“鸡毛换糖”开始，利用市场先发优势和集聚功能，发展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商贸业，不断积累资本、扩大经营规模，确立义乌在小商品生产和销售中的低成本优势。

商业资本不断向制造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张，实现市场与产业、城市的联动发展。

市场秩序扩展、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与产业集聚发展的良性互动，形成了义乌独特的经济发展路径。

郑勇军、邱毅认为义乌市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政府主导型贸易先导区域经济发展之路，通过政企合作、搭建平台、构筑网络，实施贸易先导发展战略，以贸促产、贸产联动；以贸兴市、市场与城市发展联动，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义乌市场发展模式是通过构筑国际国内贸易共享平台和蛛网式购销网络，打造中心市场的发展模式。

义乌工业化模式是通过构筑市场与产业互动发展平台和产业分工协作网络，打造小商品制造业产业中心的工业化模式。

义乌城市化模式通过城市建设与市场发展互动；通过构筑区域分工合作与交流平台和区域分工协作网络，打造区域性商务中心的城市化模式。

浙江省委、省政府“义乌发展经验”调研组的研究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中总结了义乌模式的六个特点：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义乌的模式是以商业为中心的模式，义乌的兴市之路是兴商建市的道路。

但是，研究者也注意到不应该把义乌模式狭义化，义乌模式的主要内涵的确是以小商品市场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为主要特征，只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义乌经济发展模式带动了义乌社会发展模式的形成。

综合考虑，笔者认为，所谓义乌模式是一条以小商品市场为核心，以市场经营者为主体，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引导，利用市场的先发和集聚功能，买全国货卖全国货，兴商建市、兴商强市，同时以贸促工、工贸联动，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道路。

义乌经济发展已经产生了外溢的效应，经济能量辐射到周边的县市，带动邻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富有活力的“义乌商圈”。

目前周边地区，周边的县市，如东阳、兰溪等县级市，已经把“接轨义乌”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义乌模式的辐射效应日益增强。

二、义乌模式如何形成义乌模式的形成原因，亦即探讨义乌经济为什么会成功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多注意到了义乌模式的形成得益于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一是特有的商业习俗及其地域性的商人群体；二是积极有为的政府调控。

陆立军、白小虎、王祖强三人总结出义乌模式的形成是商人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政策的互动结果。

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认为义乌模式导源于“鸡毛换糖”传统商业活动，这种传统的商业活动中体现的商业文化被称为“拨浪鼓”商业文化，它是一种分散在农村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习俗的综合反映。

而这种拨浪鼓商业文化孕育出来的义乌商人群体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征：(1) 分工体系的边缘性与社会群体的边缘性；(2) 团体的开放性与成员间良好的合作氛围；(3) 特殊的商业型人力资本；(4) 特有的冒险精神和商品交换方式。

他们认为，今天的义乌市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已经十分现代化和国际化了，但是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传统的拨浪鼓文化而起步和扩展开来的。

因而，可以说，义乌模式的产生不是外生性的，它是内生性的发展道路。

这种“内生性发展”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充分挖掘、动员“本土资源”，从本土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包括本土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现有的人力、物力、技术、财政、资源及其区情所特有的限制，由此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

它不否认“外力”在某种条件下的重要作用，但它更坚信所有的发展最终必须是从各自社会内部中创发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

内生性原则还非常强调传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而宝贵的资源。

卓良勇也基本上持内生性的观点，他认为义乌模式的形成是民间的边际革命，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

他亦认为，改革开放早期，民间对于中国未来经济体制知识的缺乏导致的信息不完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的经济首创精神。

也有主要从政府的宏观调控的视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方面来分析义乌模式的形成的。

这些研究表明，义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经济中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

就义乌市场的形成来说，地方政府在最初的市场化改革中起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商人的集体行动与政府的开明决策，促成义乌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自由贸易。

然后，政府参与市场建设，促进了市场的规模扩张和形态升级，使义乌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政府规制市场交易，促进了专业化交易组织成长和市场秩序的优化，义乌市场在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商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义乌地方政府提出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战略目标，形成了国际化发展的新思路，义乌市场渐渐成为浙江乃至全国的小商品、日用工业品和纺织品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

这些研究虽然肯定了政府行动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部分文章或者著作有时过分夸大政府的作用从而忽略了草根民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

有些研究即便十分客观地评价了政府行动在义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却没有揭示政府行动这一非经济力量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没有在理论层面上做出进一步的思考而浮于表面。

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虽然指出了义乌模式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但是缺乏对这两个因素的互动过程作更深入的分析，草根的、边际的商业传统如何演变成一种“商业正统”，需要更为详尽的历史考量和实证分析。

不过，无论是从商业传统或者特殊的商业群体出发，还是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思考，这样的研究肯定了非经济因素(如传统、制度)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经典的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是一种有益的学术尝试。

三、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及其变迁通过分工、产权与市场的角度，分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传统向现代制度的变迁过程，这个变迁过程表明市场经济可以在传统的专业化分工中萌芽，并在制度创新中最终确立。

他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曲折变迁反映的是分工结构演变与产权制度变迁相互影响的过程。

从最初的传统，到偷偷摸摸的鸡毛换糖，到繁忙的地下批发市场，不变的是围绕小商品交换的专业分工，不断变迁的是分工结构和产权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的变迁表现为非正式的市场得到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实质上来讲还是一次产权制度的变迁，这一次变迁最终解决了产权的保护问题，彻底节省了私人降低产权成本的努力，从而完成了鸡毛换糖自“敲糖帮”解散以来几十年间蜕变、复苏进而获得新生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交换专业化和组织化的演进。

包伟民、王一胜从历史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义乌经济从市镇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他们认为义乌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现在的经济形态是由传统的市镇经济发展而来的，但是传统市镇经济是没有办法自然地转换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外力的推动，换句话说，义乌市以小商品市场为特色的经济形态具有内生性和外生性。

张兆曙却以义乌市后乐村为个案，认为“鸡毛换糖”这种流动的交易方式作为一种内生因素对后乐村的经济现代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为流动的交易方式本身具有突破地域局限的扩展性和开放性，流动的交易方式可以催生出一种经济现代化的自然性推进过程。

他认为后乐村的经济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动力更主要地来自内部，后乐村的经济现代化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固定化与模式之间是难以统合的。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继续保持了这种草根的倾向，他认为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是具有非组织性、非制度化的特征，但毕竟是真实存在的体现农民智慧和诉求的经验材料。

农民的日常经济实践，对于乡村社会变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解决农民问题的政策思路提供了经验上可行的启示。

事实上，“鸡毛换糖”是后乐村农民对国家制度的一种无声的反抗和表达，是一种实现他们利益诉求的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因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应该是顺应而不是排斥农民的自主性要求。

其他关于义乌模式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主题相对零散，如在关于义乌中介组织的研究，罗仲伟的调查显示，义乌针对小商品市场的社会中介组织基本上是由政府市场管理部门倡导、发起或组建的。

专业性协会这种中介组织，它的发展过程具有动态性，其职能和作用随着市场的发育程度、政府职能的转变而变化。

这种变化既可能是职能和作用的增强，也可能是职能和作用的退化。

这里，政府的态度或取向再次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专业或行业自律管理必须具备适当的社会性强制力和权威，以确保这种组织和管理方式的作用效力。

这种强制力和权威不是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授权，就是来自于组织成员的集体合约与承诺，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市场信用或市场声誉是靠市场中微观经营个体共同创造和维持的，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通过社会中介组织支撑和维系了这种共同性。

市场信用或声誉的积累，形成了极其宝贵的无形资产。

还有关于义乌小商品城信用制度的研究，指出在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下，完善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制度保障是关键，而这些需要政府来解决。

因而政府的信用度将直接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状况和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决定市场资源走向的最根本的要素。

笔者阅读了关于义乌模式的大部分研究，总体感觉是：义乌模式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且这些学者大部分来自浙江；关于义乌模式的文字有不少，但主要是新闻报道，好的学术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有的关于义乌模式的很多研究，往往把义乌模式与义乌经济模式等同起来，把义乌模式狭义化；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存在“重复性建设”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文章大同小异，流于事实表面，缺乏好的研究问题和循此问题深入追问下去的精神，不能够在此基础上同中西已有的理论进行对话，这是已有研究最大的不足。

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义乌模式的形成不是单个因素促成的，传统商业习俗、积极有为的政府行动都促进了义乌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笔者认为，从地方性知识、社会资本与政府行动三个方面的互动这一视角可以更好地解释义乌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

Geertz 认为，地方性知识是基于直观性经验的，是一个相对有组织性的思想体系。

也就是说，地方性知识是特定空间内的具体实践。

地方性知识是实践性的、集体的，它深深地根植于某一地区。

Sillitoe 和Bicker 把地方性知识定义为根植于地方文化的理解，它被一个特定的人口总体集体共享，是那些能使我们理解当地事与物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