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里的鲁迅作品变迁史

教材里的鲁迅作品变迁史

鲁迅作品是否“撤出”中学语文课本的问题，几乎是“周期性”的社会热点问题，每隔几年被人们淡忘的时候，就会因为再次遭遇删节而回到大众视野里。

一面是家长、学者对鲁迅淡出教材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吁”，一面却是流传于中学生之间“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一度写在旗帜上的鲁迅，如今的处境似乎越来越微妙。

“鲁迅抛物线”

如果将“鲁迅作品入选教材的数量”看做一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曾经历过一个复杂的变化。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抛物线”――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在“文革”时期。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刚刚蜚声文坛，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校就开始选用鲁迅作品，如《故乡》、《鸭的喜剧》等都是最早被采用作教材的鲁迅文章。有资料显示，1949年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材 25 篇。但解放区的语文课本只收了鲁迅的小说和一部分政治性较强的杂文，且数量极少。

1949年以来，几乎各套中学语文教材配套的自读课本都选入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49-1966年所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 31篇。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

“文革”期间，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

行编写语文课本。“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1969 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仅限于政治针对性极强的杂文）；1970 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而1972 年以后，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换言之，“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曾成为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

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材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 28 篇。到90年代中期以后，去掉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杂文。鲁迅作品的总数量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一度维持在 15 篇左右。

2007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版编撰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本，则只收入鲁迅作品13篇，初中语文教科书里选入10篇，高中语文教科书里选入3篇。而其他版本如2012年在全国现行使用的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均不超过15篇。

写在旗帜上

尽管如此，当前无论是哪个版本的语文教材，鲁迅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鲁迅在语文教材中“老大哥”地位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

早在1937年鲁迅去世一年之际，毛泽东就做了《论

鲁迅》的报告，称鲁迅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写下了这段包含了三个“伟大”和七个“最”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定性”，直接被写进了1956 年颁发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课本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根据大纲所规定的原则明确了每一篇鲁迅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任务。比如《孔乙己》，“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而《祝福》“目的在使学生认识旧中国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妇女悲惨遭遇和封建制度吃人的罪恶，因而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几度沉浮

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增增减减，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

“1949年之后，鲁迅被写在了旗帜上。但是，他的思

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上世纪50-70年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与这一时期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接纳，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这个矛盾。1949年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鲁迅大全集》主编李新宇曾在文章《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进行过探讨，也为鲁迅作品在1949年之后的种种境遇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最后，周海婴透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在李新宇看来，“这件事并不奇怪，也无需惊讶”，“当时一些文化部门的人都知道鲁迅的思想有问题，而且鲁迅作品当时就曾因思想有问题而从教科书上被抽掉。”

据宋云彬1950年7月4日日记记载：“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烂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这里的“灿烂”是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金灿烂，他与宋云

彬都是当时教育部和编审局领导。经过两位的审查，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删掉了“思想有问题”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地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李新宇说。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些变化。上世纪80年代，因为强调反思，拨乱反正，带来了除旧布新的时代新风，所以有了“回到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呐喊，王富仁、钱理群就是那时开始重新研究鲁迅的。但是，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进入90年代，继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时代文化，“鲁迅再次变得不合时宜。”李新宇分析。“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稳定高于一切的时代，调侃的、娱乐的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抚摸的、催眠的更受青睐。像鲁迅那样直面现实，拒绝瞒和骗，揭露问题，冷嘲热讽，又提不出建设性意见……早在90年代初，就有主流作家指出：鲁迅能引发地震。鲁迅好斗，爱骂人，当然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不希望作家学鲁迅，也不希望娃娃们学鲁迅。”李新宇说。

过于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