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之别

唐宋诗之别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具有永恒的魅力。

然宋诗之于唐诗，就一般学术史上的看法，似乎前者远不及后者。

1.唐、宋在时间上相近，但就开国的气象来说，唐远胜于宋。

唐朝国力强盛，物质充裕，声威远播，唐太宗甚至被称为“天可汗”。

而宋朝则承五代败乱之局面，国力孱弱，且一直受到辽、金、西夏的武力骚扰与侵略，国势日见衰落。

正是唐、宋两朝不同的国力根基，促成了唐、宋两朝知识分子不同的生命类型和精神气质。

唐朝的知识分子在其强大的国力和充裕的物质条件之下，尽情地挥洒自然生命的才气，表现自然生命的华彩。

而宋朝的知识分子在其孱弱的国力和宽和的世风条件下[2]，尽情地发掘理性生命的灵光，表现人格生命的高致。

关于这两种不同的情形。

唐朝人的生命精神，若用牟宗三的话说，即是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即其精神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让自然生命充沛而不滞[3]。

虽然唐朝人是服从自然生命的强度原则，但“若能尽气则不自觉中亦有近道者存焉。

其尽气中的…自然的强度‟亦含有精神的，而非为纯物质的也”[4]。

故唐朝人总的来说，亦表现出一种健康向上的精神，这在知识分子中尤为如此。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岑参：《逢入京使》），“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都是这种精神的表现。

但这种健康向上的精神是停留在主观状态中，始终不能客观化出来而成为规范者。

则这种尽气之精神在气尽时即提挈不住，堕落而为纯物化之气，于是便产生了以李林甫、李德裕为代表的一大批毒民病国之臣。

更有甚者，迨及唐朝灭亡，竟没有一个洁身自守之臣。

3，把宋代的心性之学，道德人格的全体大用给表诠了出来。

可以说，唐代近三百年，乃依其自然生命之霸力；宋代三百余年，乃赖其理性生命之坚韧。

正因为如此，迨及宋王朝祚竭数尽时，其情形与唐王朝时大不相同。

《宋史·忠义一》中说：“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

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此可见，宋代诗人因受宋儒心性之学的影响，较之于唐代诗人，多能向内在修养用功，以“治心修性为宗本”，在生活上更为严肃，更为理性。

虽然他们在学问上没有像宋儒那样做“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工夫做得如此深切，但他们由生活之严整持正自然要会归到修养工夫之上。

故陆放翁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剑南诗稿》卷四十二）。

可以说，宋代诗人的“学”与“养”都接上了心性之学的内蕴，不只是唐代诗人的广见博闻。

从唐代诗人和宋代诗人不同的“学”与“养”中，我们来看他们各自的诗或诗论。

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

”“盖非一日之积也”七字，道出了宋代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的修养之功。

5因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是外在的，致使他们的诗作多停留在对现象世界的描述和情感世界的抒发上，这两种表现方式从创作方法上说都属于模仿，只不过前者是对事实或事件的模仿，后者是对感情或情绪的模仿[6]。

就前者而言，杜甫的“三吏”、“三别”及白居易的“讽喻诗”即是其典型代表。

本来，歌咏生民艰难，社会悲苦，乃伟大同情心之表现，但他们不能由此进一步收束凝聚，“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考诸圣人哲士，推明章典文物，以见天德天理之流行，为世间立千年之人极。

而其歌咏不离于一代，取材不离于一身，使其篇什终不免于史实，意境总不能开阔流长。

6
唐代诗人不从涵养方面开掘诗之表现深度，徒从广见博闻中求诗之表现广度，使得他们的诗完全是现象的、平面的，虽然亦有阔大之气象，然完全是由自然生命的气与力所促成，此气与力可承载一时之事迹，却不可承载人间之气运。

因人间之气运必须在人道天理中方可开出，但唐代诗人的“学”与“养”皆不足以语此。

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唐代诗人对山水的向往之情加以说明。

唐代出现了不少的山水田园诗人，开启了继陶渊明之后山水田园诗的一个鼎盛时代。

但他们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完全表现为外在的生活情调，他们对陶渊明的“学”，也只是情调趣味的模仿，而不是涵养工夫的承接体认。

本来，唐代许多诗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对陶渊明颇有微词，他们只是在抒发愤懑时才接上了山水田园的怡情适意之趣。

甚至落实在现实生活之上，他们只学到了陶渊明的一点以诗酒自娱，如：“田家有美酒，落日与之倾。

醉罢弄归月，遥欣稚子迎。

”（李白：《游谢氏山亭》）“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

兀然无所思，日高尚闲卧。

”（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其三）可以说，这只是为自家的情绪找到了倾泻的通道，而于人生社会没有任何内在的觉解与证悟，此时的这一情绪倾泻完了，使生命稍得休息，到彼时的那一情绪形成，复作别一般的倾泻，如此反复无已。

这就如同卡西尔所说，只受情绪支配乃是多愁善感，不是艺术，如果一个人只专注于自己的快乐或哀伤，那就成了一个感伤主义者[7]。

另外，唐代诗人之寄情山水，很多人只不过取“终南捷径”，希望得到朝廷的征引，这进一步说明了唐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只是一点情调在生活中浮泛飘荡，而不是精神之实的内在体认。

然宋代诗人之所以推崇陶渊明，乃在于陶渊明的为人体现了“闻道见性”的人格境界，这种境界就不仅仅是对山水田园的一点向往之情可以限定的了。

因此，宋代诗人之学陶渊明，并不是要去学其山水田园之情，而是学其“闻道见性”工夫，既如此，则名为学陶渊明，实则是明心、见性、体道。

由此而接上了宋儒的心性之学，从而使其性情不只停留在主观的生活风姿之上，而是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

正是宋代诗人把他们的性情落实在客观的性理之中，形成了其性情的规定性，这恰与唐代诗人的性情形成一鲜明的对比。

唐代诗人无论是在事实的描述或情感的抒发上，皆表现为有形下的工夫，而无形上的涵养，能博之以文，未能约之以礼，博学而识之，而不能一以贯之。

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不能在生命中开显出一个客观性的“道”或“理”，以为他们的性情的规导限定原则，这样，他们的性情完全是主观的，无内在的收煞凝聚。

唐代诗人追求所谓奇、险、怪的诗风，即是他们的性情因无“体”而松散飘荡的结果。

宋诗对唐诗的超越，说到底，就是内在修养的超越，实践工夫的超越，精神体认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