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立法与自由

笛卡尔唯理主义的信条
我们所称之为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基本理念，在伟大的思想家笛卡尔那里得到了最为全面的表述。

……“怀疑一切”的态度使笛卡尔拒绝把任何不能以逻辑的方式从“清晰且独特的”明确前提中推导出来的从而也不可能加以怀疑的东西视作为真是的东西。

然而，也正是这种“怀疑一切”的立场，剥夺了所有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证明的行为规则的有效性。

由于理性在笛卡尔那里被界定为根据明确的前提所作的逻辑演绎，所以理性的行动也就仅仅意指那些完全由已知且可证明为真的东西所决定的行动。

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达致这样一种结论，即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为真的东西才能导致成功的行动，进而使行动者取得成就的一切东西也就是他所进行的笛卡尔意义上的推理过程的产物。

那些并不是以这种方式设计出来的制度和惯例，只有在偶尔的情况下才可能是有助益的。

上述观点与建构主义对传统、习俗和历史的普遍蔑视一起，构成了笛卡尔式建构主义的典型立场。

根据这种立场，人仅凭理性，就能够重构社会。

然而，这种“唯理主义的”认识进路，实际上堕入了早期的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之中。

这种认识进路重新复活了那种把所有具有文化意义的制度的起源都归结为发明或设计的倾向。

道德观念、宗教和法律、语言和书写、货币和市场，都被认为是由某人经由可以思考而建构出来的；至少它们所具有的各种程度的完备形式被认为是经由某人刻意思考而设计出来的。

对历史所作的这种意向论的或实用主义的解释，在人们根据社会契约型构社会这一观念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

构成上述信念之基础的乃是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即人主要是经由他所拥有的从明确前提中进行逻辑演绎的能力而成功主宰其周遭环境的。

然而，此一基本假设却在事实上是错误的，而且任何试图把人的行为局限于可以按这种方式予以证明的范围之内的努力，也只会使他无法运用诸多能够使其获得成功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那种认为我们行动的有效性完全或主要依赖于那种我们能够以文字的方式加以陈述并因此而能够构成三段论推理之明确前提的知识的看法，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毋庸置疑，许多社会制度都是我们成功追求我们有意识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都是我们成功追求我们有意识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这些制度事实上却是那些既不是被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为了实现任何这类母的而被遵循的习俗、习惯或惯例所形成的结果。

在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对我们自己做出调适，而且我们的行动也之所以有着良好的机会去实现它们所指向的目标，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同胞受着已知的目的的支配，或者受着手段与目的之间已知的关系的支配，而且是因为他们也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约束——而对于这些规则所具有的目的或起源，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甚至对于这些规则的存在，我们也常常是不意识的。

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

人之所以获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形诸于文字，而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

我们的事实性知识的永恒局限
建构论的认识进路会导向错误的结论，乃是因下述事实所致：人的行为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成功（不只是在原始阶段是如此，而且在文明阶段也是如此了），实乃是因为人的行动既适应于他所知道的特定事实，而且也适应于他所不知道甚至不可能知道的大量其他的事实。

人对其周遭的一般环境所做的这种成功调适，是他经由遵守这样一些规则而实现的，而这些规则并不是出于人的设计而且人也往往并不明确知道它们。

换言之，我们对我们的环境的调适，不仅在于（甚至还不是主要在于）我们对因果关系的洞见，而且也在于我们的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与我们生活于其间的那种环境相适应，也就是说，这些规则适应于我们并不意识但却决定着我们成功行动模式的环境。

笛卡尔意义上的那种完全的行动理性，要求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事实拥有完全的知识。

……因此，我们的整个文明的基础是，而且也必定是，我们相信诸多我们不能够知道其在笛卡尔的意义上究竟是否为真的事实。

即每个人对于大多数决定着各个社会成员的行动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必然的且无从救济的无知状态之中。

然而，人们对于深嵌于大社会秩序之中的大多数特定事实所处于的上述那种必然无知的状态，乃是我们认识社会秩序这个核心问题的根源；再者，上述借以把这种必然无知问题暂时搁置一旁的错误假设，在大多数情形中也从来没有被明确地放弃过，只是容易忘记而已。

首先，我所说的每个人都具有的这种无从救药的无知，乃是一种对某人所知或将为某人所知并由此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的特定事实的无知。

人之活动的这种结构会持续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与千百万计的从整体上不为任何个人所知道的事实相调适，并且通过与这些事实相调适的过程而发挥自己的作用。

支配我们行动的大部分行为规则，以及从这种常规性中所生成的大多数制度，都是对一种“不可能性”进行调适的产物；这种不可能性指的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有意识地考虑到所有渗入社会秩序中的特定事实。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义的可能性恰恰是以我们的事实性知识所具有的这种必然局限为基础的，也因此，所有那些习惯于根据全知全能这个假设进行论辩的建构主义者都无法动见到正义的本质。

即只有在原始社会的小群体里，成员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原始社会的成员在任何时候都会或多或少地知道相同的特定情势。

在这种群体中，一些聪明人也许较善于解释即刻领会到的情势，或者较善于记住那些发生在不为他人所知的遥远的地方的事情；但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具体事件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却是极为相似的，而且他们会因他们所知道的事件以
及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一切共事。

在大社会或开放社会中，情势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种社会中，千百万人都在发生互动，而且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文明也正是在这里得到了发展。

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强调这一情势中所存在的“劳动分工”问题。

但是，经济学却很少强调知识分立性的问题，同时也很少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只能拥有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构成一切先进文明之独特特征的东西，正是下述两个因素：一是对那种比任何一个人所能掌握的更多的知识的利用；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人都在一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结构中活动，而这个结构所具有的大多数决定因素则是他所不知道的。

的确，一个“文明的”飞人可能极为无知，甚至比许多野蛮人更无知，但是他却仍然可以从他所在的文明中获得极大的益处。

建构论唯理主义者在此一方面所犯的典型错误是，他们趋向于把他们的论辩建立在所谓的“笼而统之的幻想”基础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虚构的基础之上，即某个人知道所有相关的事实，而且他有可能根据这种关于特定事实的知识而建构出一种可欲的社会秩序。

而这个核心问题就是：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

事实性知识与科学
现代人已经变得极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实是他们不可能经由理性而建构社会整体的一个永恒的障碍。

即我们的文明实乃是以我们都从我们并不拥有的知识中受益这个事实为基础的。

的确，文明帮助我们克服个人知识局限性的方法之一便是对无知的征服，但是其具体做法却不是使他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是使他能够利用那些广泛分散于个人之中的知识。

但是，无论是科学还是任何为我们所知道的技术，都不可能使我们克服这样一个事实性困难，即任何个人心智，从而任何一项接受刻意指导的行动，都不可能通盘考虑到所有的特定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是一些人所知道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事实又是任何特定的个人所不知道的。

所有科学的首要价值都在于告诉我们：如果一些条件在某些方面与现在的条件不尽相同的话，那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之所以需要一种科学理论，主要是期望它告诉我们：如果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与此前的它们完全不同，把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所有科学知识都不是特定事实的知识，而是有关假设的知识，只是这些假设至今还未被系统化的反驳所证伪罢了。

心智与社会的共同进化：规则的作用
建构论唯理主义的错误与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紧密相关，也就是说，它与那种关于心智实体独立存在的观念密切相关；这种观念认为，心智实体独立存在于自然秩序之外，而这一实体使得从一开始就拥有这种心智的人类能够设计出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人之心智乃是人们对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作的一种调适；此外，人之心智还是在于那些决定着社会结构的制度发生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

心智是它演化发展于其间但却并不是它所创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然而它所过来也会对这些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发生作用并修正这些制度。

心智是人在社会中生活和发展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人获致那些增进了他所在的群体繁衍生存下去的机会的习惯和惯例所带来的结果。

那种认为一个已然充分发达的心智设计了那些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制度的观点，实是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关人类进化的情势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