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帝国的消亡,下启隋唐盛世的兴起,长达360 余年的时间实在是一段民族大分化、大动荡、大融合的历史,对统一王朝的再次形成并走向兴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地主、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统一的王朝统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号角声中土崩瓦解。继之而起的三国鼎立，虽然对立的三方都想以自己的实力和方式问鼎中原，重新统一天下。整日攻城略地，争战不已，但终究无法改变其分裂形势。三国之后，西晋的暂短统一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未几又陷入更大的分裂割据之中。以东晋为首的汉族统治集团偏安江南一隅,北方则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拉开了民族大分化、大融合的帷幕。

三国时期的分裂战争及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地区长期受到战争的摧残, 人口锐减,百姓流离, 土地荒芜, 广阔空旷的空间为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提供了条件。于是两汉以来居住于塞垣内外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徙, 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 用战争的手段不断扩大领土面积和活动范围, 其中以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为主, 他们前后相继, 在中原大地演出了一幕幕激烈悲壮、生动传神的大剧。

一、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徙

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 并非始自魏晋, 而是从汉代开始。例如匈奴在东汉时期就至少有约50 余万人陆续内附[ 1] 。其后, 曹操又将这些内徙之匈奴人分为五部, 使各居其地。晋太康中, 匈奴五部的地域分布是“左部居太原兹氏, 右部居祁, 南部居蒲子, 北部居新兴, 中部居大陵”,“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2] , 即今山西省汾河流域, 在内徙各少数民族中占有一定优势。

羯人石勒在长安称帝, 其拥护者应是以其本民族百姓为主的。石勒的继承者石季龙在和前燕作战时, 曾以“五丁取三, 四丁取二”的比例简选兵士, 最后连同在邺城的军队, 共组织起50 万人的队伍。同时石季龙还一次迁徙辽西、北平、渔阳等地的百姓万户于兖、豫、雍、洛之地。除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外，石季龙还组织了50 万人的造甲工匠, 17 万人的船夫[ 3] , 总数多达120 余万人。其中羯人当占一定的比例。前燕与后赵作战, 曾一次“摧歼羯寇八万余人”[ 4] 。石氏败后, 冉闵杀羯人,“死者二十余万”[ 5] 。这些仅是指后赵国都邺城附近被杀的羯人。以上数字虽难以具体统计, 但从中亦可见后赵统治下羯人的大致数量。

在当时内徙的少数民族中, 鲜卑应是人数较多的一支。即以建立燕国的鲜卑慕容部来说, 秦汉之际即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6] 。东汉末年, 鲜卑势力大盛, 不断南向寇略东汉的北部边境, 而且还“北拒丁零, 东却夫余, 西击乌孙, 尽据匈奴故地”,据有了“东西万四千余里, 南北七十余里”的地方。后其首领檀石槐又分其地为三部: “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 接夫余、氵岁貊二十余邑为东部; 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里为中部; 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7] 。势力之盛, 可以想见。西晋初年, 鲜卑内徙, 虽具体数字不详。但东晋穆帝永和五年( 349) 慕容俊即燕王位时, 仅前锋都督慕容垂即“简精卒二十余万以待期”[ 8] , 其部众、百姓之数于此可见一斑。

氐人原居略阳临渭( 今甘肃省安县) 一带, 内徙后所建立的政权以长安为都, 史载苻

坚伐东晋时, 曾“率戎卒六十余万, 骑二十七万, 前后千里,旗鼓相照”[9] 。士兵号称80 余万, 其统辖下的氐族百姓数字亦可略知一二。

羌族亦居于今甘肃境内，成为东汉西部主要边患。东汉初年被陇西太守马援打败, “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10] 。西晋时再次内徙,后赵石勒于长安称帝时, 曾一次“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州、冀州”[11] 。后羌人首领姚弋仲又率众内徙。弋仲死后, 其子姚襄率六万户南徙阳平、元城等地[ 12] 。姚苌时, 又招降北地、新平、安定诸羌十余万户[ 13] , 估计内徙诸羌总数起码也在百万人以上。

除上述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种民族外,还有零星内徙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也不可忽略, 如苻坚建立政权后, 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 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 丁零、翟斌于新安”等[ 14] 。

总体来讲, 西晋末年内徙到中原的少数民族总数最少不低于七、八百万, 占到北方汉族人口数字的绝大多数。

二、内徙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

少数民族内徙到中原地区, 面临的首先是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和残酷压迫、奴役他们的西晋统治阶级作斗争, 纷纷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政权, 并不断以战争的手段捍卫国土, 消灭敌人, 扩大战果。这就使得整个十六国时期, 战争连绵不断, 刀光剑影之象、腥风血雨之气笼罩着整个中原。每次大的战争, 都是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人们在战争中重新分化组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磨砺。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打破了各少数民族原有的分布格局, 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 使他们不得不不断地适应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 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少数民族内徙后, 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原有的本土文化与中原地区传统汉族文化的冲突问题。一般来讲, 内徙各少数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 有着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习俗。到了中原, 由于地理条件关系, 已不可能再从事游牧活动, 只能是按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生活。所以他们自从进入中原起, 就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力求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这主要表现在对儒家文化的吸纳和适应地理形势,进行汉民族传统的农耕活动。

匈奴人刘曜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前赵之后, 首先从学习汉文化着手,“立太学于长乐宫东, 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 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 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 15] 。羯人石勒刚刚平定司州、冀州等地, 首先采取措施,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接着也是“立太学, 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 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被封为赵王后, 建都襄国( 今河北邢台) , 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 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16] 。继石勒之后的石虎, 虽然“昏虐无道”,但却“颇慕经学”,在石勒设置大、小学博士的基础上, 又设立国子博士、祭酒, 令各郡国普遍设立五经博士, 并派国子博士到洛阳写石经, “校中经于秘书”,还诏令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宫, 供学生研习[ 3] 。石季龙养孙、汉人冉闵于晋穆帝永和六年( 350) 即位后, 更是“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 多蒙显进。于是翕然, 方之为汉魏之初”[ 5] 。

前燕的建立者慕容氏, 在接受和学习汉文化方面已达到很高的造诣。其政权的创始人慕容皇光“雅好文籍, 勤于讲授, 学徒甚盛, 至于千人”。他还专门为大臣子弟设立学校, 自己每月亲临检查, 考试优劣。优异者即可充当近侍。慕容皇光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 经常巡行郡县, 劝课农桑, 给贫穷无地的百姓提供耕地, 给买不起耕牛的人提供耕牛。虽然这些作法的后果是租赋率提高, 但毕竟使无地无牛的贫民有了基本的生产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