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与隋唐盛世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帝国的消亡,下启隋唐盛世的兴起,长达360 余年的时间实在是一段民族大分化、大动荡、大融合的历史,对统一王朝的再次形成并走向兴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汉末年由于宦官、外戚专权,地主、豪强兼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统一的王朝统治实在无法维持下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的号角声中土崩瓦解。

继之而起的三国鼎立，虽然对立的三方都想以自己的实力和方式问鼎中原，重新统一天下。

整日攻城略地，争战不已，但终究无法改变其分裂形势。

三国之后，西晋的暂短统一也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未几又陷入更大的分裂割据之中。

以东晋为首的汉族统治集团偏安江南一隅,北方则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拉开了民族大分化、大融合的帷幕。

三国时期的分裂战争及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使中原地区长期受到战争的摧残, 人口锐减,百姓流离, 土地荒芜, 广阔空旷的空间为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提供了条件。

于是两汉以来居住于塞垣内外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徙, 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 用战争的手段不断扩大领土面积和活动范围, 其中以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为主, 他们前后相继, 在中原大地演出了一幕幕激烈悲壮、生动传神的大剧。

一、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内徙周边少数民族的内徙, 并非始自魏晋, 而是从汉代开始。

例如匈奴在东汉时期就至少有约50 余万人陆续内附[ 1] 。

其后, 曹操又将这些内徙之匈奴人分为五部, 使各居其地。

晋太康中, 匈奴五部的地域分布是“左部居太原兹氏, 右部居祁, 南部居蒲子, 北部居新兴, 中部居大陵”,“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2] , 即今山西省汾河流域, 在内徙各少数民族中占有一定优势。

羯人石勒在长安称帝, 其拥护者应是以其本民族百姓为主的。

石勒的继承者石季龙在和前燕作战时, 曾以“五丁取三, 四丁取二”的比例简选兵士, 最后连同在邺城的军队, 共组织起50 万人的队伍。

同时石季龙还一次迁徙辽西、北平、渔阳等地的百姓万户于兖、豫、雍、洛之地。

除组织了50万人的军队外，石季龙还组织了50 万人的造甲工匠, 17 万人的船夫[ 3] , 总数多达120 余万人。

其中羯人当占一定的比例。

前燕与后赵作战, 曾一次“摧歼羯寇八万余人”[ 4] 。

石氏败后, 冉闵杀羯人,“死者二十余万”[ 5] 。

这些仅是指后赵国都邺城附近被杀的羯人。

以上数字虽难以具体统计, 但从中亦可见后赵统治下羯人的大致数量。

在当时内徙的少数民族中, 鲜卑应是人数较多的一支。

即以建立燕国的鲜卑慕容部来说, 秦汉之际即有“控弦之士二十余万”[6] 。

东汉末年, 鲜卑势力大盛, 不断南向寇略东汉的北部边境, 而且还“北拒丁零, 东却夫余, 西击乌孙, 尽据匈奴故地”,据有了“东西万四千余里, 南北七十余里”的地方。

后其首领檀石槐又分其地为三部: “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 接夫余、氵岁貊二十余邑为东部; 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里为中部; 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7] 。

势力之盛, 可以想见。

西晋初年, 鲜卑内徙, 虽具体数字不详。

但东晋穆帝永和五年( 349) 慕容俊即燕王位时, 仅前锋都督慕容垂即“简精卒二十余万以待期”[ 8] , 其部众、百姓之数于此可见一斑。

氐人原居略阳临渭( 今甘肃省安县) 一带, 内徙后所建立的政权以长安为都, 史载苻坚伐东晋时, 曾“率戎卒六十余万, 骑二十七万, 前后千里,旗鼓相照”[9] 。

士兵号称80 余万, 其统辖下的氐族百姓数字亦可略知一二。

羌族亦居于今甘肃境内，成为东汉西部主要边患。

东汉初年被陇西太守马援打败, “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 10] 。

西晋时再次内徙,后赵石勒于长安称帝时, 曾一次“徙氐、羌十五万落于司州、冀州”[11] 。

后羌人首领姚弋仲又率众内徙。

弋仲死后, 其子姚襄率六万户南徙阳平、元城等地[ 12] 。

姚苌时, 又招降北地、新平、安定诸羌十余万户[ 13] , 估计内徙诸羌总数起码也在百万人以上。

除上述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种民族外,还有零星内徙的其他各少数民族也不可忽略, 如苻坚建立政权后, 曾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 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 丁零、翟斌于新安”等[ 14] 。

总体来讲, 西晋末年内徙到中原的少数民族总数最少不低于七、八百万, 占到北方汉族人口数字的绝大多数。

二、内徙各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少数民族内徙到中原地区, 面临的首先是生存与发展问题。

为了生存, 他们不得不和残酷压迫、奴役他们的西晋统治阶级作斗争, 纷纷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建立自己的政权, 并不断以战争的手段捍卫国土, 消灭敌人, 扩大战果。

这就使得整个十六国时期, 战争连绵不断, 刀光剑影之象、腥风血雨之气笼罩着整个中原。

每次大的战争, 都是血流成河, 尸横遍野, 人们在战争中重新分化组合,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磨砺。

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打破了各少数民族原有的分布格局, 改变了他们原来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 使他们不得不不断地适应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 在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前进。

少数民族内徙后, 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原有的本土文化与中原地区传统汉族文化的冲突问题。

一般来讲, 内徙各少数民族大多是游牧民族,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 有着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字与生活习俗。

到了中原, 由于地理条件关系, 已不可能再从事游牧活动, 只能是按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生活。

所以他们自从进入中原起, 就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熏陶, 力求改变自己原有的文化习俗与生产、生活方式，这主要表现在对儒家文化的吸纳和适应地理形势,进行汉民族传统的农耕活动。

匈奴人刘曜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前赵之后, 首先从学习汉文化着手,“立太学于长乐宫东, 小学于未央宫西。

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 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 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 15] 。

羯人石勒刚刚平定司州、冀州等地, 首先采取措施,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接着也是“立太学, 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 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

被封为赵王后, 建都襄国( 今河北邢台) , 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 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16] 。

继石勒之后的石虎, 虽然“昏虐无道”,但却“颇慕经学”,在石勒设置大、小学博士的基础上, 又设立国子博士、祭酒, 令各郡国普遍设立五经博士, 并派国子博士到洛阳写石经, “校中经于秘书”,还诏令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宫, 供学生研习[ 3] 。

石季龙养孙、汉人冉闵于晋穆帝永和六年( 350) 即位后, 更是“清定九流,准才授任。

儒学后门, 多蒙显进。

于是翕然, 方之为汉魏之初”[ 5] 。

前燕的建立者慕容氏, 在接受和学习汉文化方面已达到很高的造诣。

其政权的创始人慕容皇光“雅好文籍, 勤于讲授, 学徒甚盛, 至于千人”。

他还专门为大臣子弟设立学校, 自己每月亲临检查, 考试优劣。

优异者即可充当近侍。

慕容皇光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 经常巡行郡县, 劝课农桑, 给贫穷无地的百姓提供耕地, 给买不起耕牛的人提供耕牛。

虽然这些作法的后果是租赋率提高, 但毕竟使无地无牛的贫民有了基本的生产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7] 。

氐人苻坚称大秦天王后, 也是“修废职, 继绝世, 礼神祗, 课农业, 立学校。

”并一月三次亲临太学, 与太学生们研习五经, 考其优劣, 择贤而用。

苻坚重用汉人王猛, 整齐风俗, 使“政理称举, 学校渐立”。

苻坚重视农业, 能根据气候情况, 制定合理可行的农作计划。

如在天旱时提倡区种法, 以节约水源。

在朝廷上下提倡节俭, 禁止一切不急之务。

尽最大可能医治战争创伤, 使百姓安居乐业。

史称苻坚在长安建立政权前后的一段时期, 前秦所统辖的北方“关陇清晏, 百姓丰乐。

自长安至于诸州, 皆夹路树槐柳。

二十里一亭, 四十里一驿, 旅行者取给于途, 工商贸贩于道。

百姓歌之曰: ‘长安大街,夹树杨槐。

下走朱轮, 上有鸾栖。

英彦云集, 诲我萌黎。

’”[ 18] 一派升平景象, 简直可和西汉时期的长安相媲美。

以此也可见其接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程度之深。

五胡十六国时期, 每个曾在中原驻足的少数民族, 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汉族传统文化的熏陶,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受汉族传统文化的洗礼, 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这一时期, 接受和学习汉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程度也标志着这些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进步程度。

这也正是苻坚能够在群雄如林的情况下战而胜之, 统一北方的原因所在。

三、北魏政权的彻底汉化前秦政权瓦解后, 北方又进入分裂战争之中,直至鲜卑拓跋部再次统一北方, 建立北魏政权, 北方的战争才宣告结束。

北魏政权建立后, 即大张旗鼓地推行汉化政策, 把民族融合的进程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鲜卑拓跋部是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的一支游牧民族, 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据载其祖先拓跋毛时, 因其“聪明武略”而为“远近所推”,曾“统国三十六, 大姓九十九。

威震北方, 莫不率服”[ 19] 。

显然, 这时的“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还是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 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政权。

其后至其首领拓跋力微三十九年( 公元258 年) , 始迁都盛乐(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 举行盛大的祭天活动, 藉此统一了中国北部地区的各个部落。

并派质子与魏、晋通好, 主动接受汉文化的影响。

力微死后, 辗转传位至其子禄官, 拓跋部势力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于是禄官分全国为三部: 禄官自率一部坑于东方, 统辖上谷( 今河北怀来) 以北、濡源以西之地, 其东与鲜卑的另一支宇文接界。

文帝沙漠汗之子猗统率一部, 统辖代郡之参合陂( 今山西大同北边) 以北地区。

猗之弟猗卢统率一部, 统辖定襄之盛乐(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地区。

其时, 鲜卑“财富富实, 控弦骑士四十余万”。

其后, 猗卢又“出并州, 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

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势力大增, 辖地也不断向南发展,“自杏城( 今陕西省中部县西南) 以北八十里, 迄长城原, 夹道立碣, 与晋分界”[ 19] 。

禄官死后, 猗卢即位, 曾应晋大将军刘锟的邀请, 助晋参加了中原地区的内战, 被西晋王朝封为代王, 部落也随之向南迁移, 进入陕西北部长城以南的地区。

其后鲜卑内乱, 猗卢被杀, “部众四散”。

公元338 年( 晋成帝咸康四年,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 成汉李寿汉兴元年)什翼犍即代王位, “始置百官, 分掌众职”[ 19] , 鲜卑重又振兴。

之后又经历了被前秦苻坚征服的惨重失败。

直到淝水之战前秦溃败, 北方重又陷入分裂战争之中, 拓跋氏的又一首领拓跋珪才又重新在盛乐建立代国, 同年改国号为魏, 史称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