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低碳经济研究动向分析

国外低碳经济研究动向分析1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区域发展模式与所处发展环境紧密联系。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历战后经济恢复，1950至19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资源，能源的需求急剧扩大，但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能源为新兴主权国家占有，供需矛盾加大。

同时对资源掠夺式的破坏性开发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

能源的强依赖性促使西方发达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思想，核心就是节约资源，节约能源，以及环境保护。

在此背景下，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研究兴起，在经济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上，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西方世界内得到局部的认同。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全球化发展促进了可持续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可持续发展为代表的现代人地关系思想确立了在地理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进入21世纪，低碳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化成为学者的关注热点。

2经济地理研究的转向当前经济地理研究在社会学、生态学影响下，出现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和生态转向。

197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由标准化、大规模化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向弹性专精化“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转变。

以Ron Martin为代表的学者引入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厚度等核心概念，研究制度环境与空间经济的关系，制度的路径依赖、技术创新及扩散的“制度空间”等，出现经济地理研究的制度转向。

1990年代，经济的快速全球化带来系列的问题，以Crang、Thrift为代表的学者以“嵌入性”视角，关注文化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和空间特性的重要影响，研究微观层面的企业文化地理，中观层面的区域发展中文化因素的路径依赖与根植性，宏观层面的文化与区域发展差异的关系，出现了经济地理研究的文化转向。

1990年代早期，有关跨国公司本地化战略，劳动空间分工等研究与争论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向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转向，社会经济网络治理研究成为核心，以Amin、Yeung、Dicken为代表的学者对新产业区空间、学习型区域、网络关系及权力、关系的尺度等领域进行了研究，关系思考，关系视角成为这一时期西方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显著特征。

1980年末期至1990年代，自然—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随着人地关系再认识、系统科学，生态经济学和环境伦理研究的兴起，经济地理学研究展现生态转向趋势，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环境伦理、低碳经济成为研究热点。

从区域发展模式来看，不能简单的将低碳经济视为区域碳排放降低，而是区域发展模式的一种全新改变。

低碳经济是区域可持续发展思想、生态文明要求的具体体现，其实质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核心内容是通过区域学习、区域创新、区域扩散机制，形成以区域创新体系为核心的新型区域发展模式，由以要素投入型发展向以技术创新型推动发展模式转变。

低碳指标与创新指标一起作为衡量区域新型发展模式的核心考核指标，是外在的直接表现形式。

3国外低碳经济研究主要方向不同类型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在未来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尺度的长期“LCS情景”(low carbon society)发展模型评估预测碳排放[1-4]。

在区域尺度低碳社会的方法论研究上，Turnpenny[5]和Turnpenny[6]开发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发展模型，并以英国西部地区为例进行了应用性探索。

他们假设了4种情景，其中3种假定通过不同的方法实现降低60％碳排放的目标。

但是这些模型的主要问题是它们不能反应区域发展动态的变化过程，一些社会经济指标如人口、工业产出、交通需求等，都假定是不变的。

不能实际反应区域发展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创新了研究思路，首先设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在此基础上研究区域碳排放水平，他们将此模型应用于日本Kyoto地区，设立三种假定，分别减排30％，40％和50％[7-8]。

尽管Shimada等的模型解决了内部一致性问题，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开放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关于区域碳排放评估预测，国外学者研究重点在构建区域宏观经济社会评价模型以及评价指标的选择。

学者关注重点不一样，模型选择重点也不一样，劳动力模块、人口模块、产业发展模块、消费模块、建筑模块、运输模块以及能源模块等，或者全选，或者部分。

特定区域主导发展的核心促进因子不一致，评价指标大不相同。

整体来看，西方学者的预测模型研究主要是针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主要碳排放影响因子结构稳定的特定区域，与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主要碳排放影响因子结构不稳定，变化大的特点不是符合。

不同尺度的能源与碳排放评估模型应用研究经济与能源系统关系的长期预测包含系列不确定因素。

目前已经有很多评估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关系的模型，全球尺度的[9-10]，国家尺度的[11-14]。

其中有两种较为广泛的技术路线：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者的区别在一个强调能源系统的技术基础，一个强调内生市场的综合调节[15]。

近年来，模型类型越来越集中[16]，能源模型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

特别是近年来，能源模型被直接应用于政府的降低碳排放的长期规划中[17-18]，并且与其他基础模型一起用于全球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和讨论[19-20]。

一部分基于自上而下的模型已经被综合的应用于评估全球排放稳定性的模型假设[19，21]，还有部分模型对比分析了全球碳减排中政策创新、技术创新等核心要素的构成及其作用[22]。

如E3MG模型(Environment Energy Economy Model at the Global Level)，一种基于区域工业投入产出结构基础上的宏观经济动态混合模型，模型综合考虑国际不同政策，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非均衡变化，以及创新等因素，评估区域预定年限内的碳排放水平[23]。

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模型对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进行模拟计算。

欧盟、美国、日本都通过政策模拟研究了对它们有利的气候保护模式与政策。

以SRES模型为例，IPCC构建了SRES 模型(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s Scenarios)，但SRES模型把世界技术进步水平设定为同一标准，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的技术现实。

同时，SRES模型形成于2000年前，不能准确反映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与特点，内容没有涉及碳交易、低碳技术采用，特别是如何保障经济增长的平稳，避免经济问题等内容，且基本上是针对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评估的被动型分析模型[24]，与目前国际上的以宏观经济动力学模型为代表的主动型模型研究趋势不符。

碳补偿机制及其治理研究碳补偿，碳交易以及其他关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引起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特别是国际碳交易引起科技、国际政治、企业文化、媒体焦点、消费指数等各方的改变，成为研究重点[25-27]。

关于碳补偿的地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碳补偿机制及治理方面[28-35]。

Bulkeley 认为环境治理应该将政府和非政府的管理结合形成多样化的综合网络[36]，Liverman研究了自然的商品属性，认为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环境治理的新模式应包括消费者、企业、环保组织等成员，核心是跨国合作[37]。

碳补偿的地域差异涉及复杂的空间关系，补偿的地理特性是温室气体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又可以在任何地方实现减排。

碳减排与其他很多资源和商品一样，在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高，而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森林碳汇资源丰富，清洁能源成本低，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生产”。

碳减排作为一种资源，它的空间分布和应用价值具有特殊的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特质，这些特质被深入的发掘[38]，却很少关注碳排放在哪里减少，碳减排又是怎样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又是在哪里消费。

Adam和Liverman[39]探讨了国际碳补偿的治理，分析了治理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从规则和链接的复杂性两个角度，具体从碳减排，区域发展，“累积脱碳”能力三个方面对比研究了清洁发展机制和自愿碳补偿机制的治理结构的差异，以及碳补偿如何在国际市场上针对气候治理实现资本累积战略。

他们介绍了碳补偿的环境经济地理学意义，包括碳补偿的起源，成为国际商品的过程。

其中关键包括，碳补偿标准的确立，减排的量化，额度的分配，法律合同以及碳减排作为一般意义商品的市场价值。

Adam 和Liverman重点研究：正式的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机制和非正式的VCO(V oluntary Carbon Offsets)市场机制。

他们指出，补偿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涉及排放额度、承担国际义务，获得补偿性的碳减排项目等方面出现极大的不平等(见表1)。

CDM机制由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主导，等级结构严密，背景知识复杂，且运行成本高，主要被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采用。

具体由国企、大型碳排放交易企业，以及欧盟和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领导下的机构与企业实际运行。

VCO方式规则简单，技术特征明显，在广大的地域空间内，个人、中小企业以及社会中其他致力于实现碳减排的个体都可以参与，具有大众性和网络的特征(图1)。

整体来看，两种机制对碳减排的附加利益和发展利益界定不清，剥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出售碳排放信用额度的权力，以及缺乏透明度和权力的共享，受到很大的争议。

为了减少这些争议，必须建立规范的稳定的补偿市场，确立战略方向，制定CDM机制最高标准，确保VCO机制下自愿减排企业实际碳减排效果并获得减排利益。

在英国，消费者的困惑和媒体的推动已经促使政府采取第一步措施引导国内VCO的发展[40]。

还有，更为严厉的批评认为以补偿的方式通过他人而非自己来实现减排是不道德的，应该是所有的个人、企业或者国家通过自身行动和技术进步来减少消费或者使用低碳技术。

这种观点与在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更快，更经济，更多的减排，且具有更高的经济和生态意义的观点相对，否定了技术转移的作用，否定了落后地区潜在的可持续发展和减排项目的边际效应[41]。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碳补偿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多元化发展的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环境治理全球化背景下允许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选择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减排项目，在保障发展和利益的同时实现减排。

低碳经济的政府治理机制在过去10年中，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在促进城市社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们在政策制定中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地方尺度的项目能更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和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肯定了居民在可持续能源使用方面的积极贡献，促进了居民更深入地参与关于可持续居住方式的政策的讨论[42]。

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社区尺度的碳减排措施比国家尺度的“顶层”设计的措施更有效果[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