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课读书报告 -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读书报告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读书报告

马克思作于1853年6月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主要论述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中国农民革命，即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欧洲的影响及其对欧洲革命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之最主要因素在于其对欧洲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影响，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这个巨大市场间的利益联系遭到了农民革命的破坏，因而这场破坏必将在其它各种关联因素的带动下在整个欧洲引发一场更具危害性的大规模革命。马克思在文章中说道：“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它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

他以“两极相联”的辩证主义理论作为引入，首先分析了中国农民革命爆发的原因，继而以中英之间的主要贸易——茶叶贸易为例，并在深刻分析英国工业现状及欧洲大陆当时社会秩序的同时，详细阐述这场革命将会通过英国对欧洲产生的影响。马克思最后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分析得透彻而令人信服：“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

鸦片战争中英国用先进的大炮强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信仰随之成为炮灰，人民对他们奉为神明的天子也不再顶礼膜拜。除了鸦片贸易造成的大量金银外流之外，巨额赔款使清政府不得不把压力分摊到百姓头上，加之外国工业品流入对本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巨大冲击和行政机关的腐化堕落，苛捐杂税使下层民众的生活到了不堪维持的地步。即使习惯了封建制奴役的中国农民被逼到死角之后也不得不奋起反抗。

此外，我非常赞同马克思对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革命产生影响的原因的论述，即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市场的巨大联系使得当中国市场因农民革命骤然缩小时，英国经济利益也必然受到严重破坏，这种破坏将由作为欧洲资本主义经济中心的英国传递到整个欧洲大陆，并在当时欧洲大陆各国严峻的社会情况下产生爆发式的影响，从而点燃整个欧洲的政治革命。

他在文章中指出：“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所以，当中国市场因农民革命而产生剧烈变动并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不可避免的重要影响时，“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并且，由于英国工业自1850年以来发展迅猛，当繁荣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时候，市场的扩大仍旧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

然而在马克思对于中国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的期望值上，我却是不赞同的。他认为中国此次的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是决定性且必然性的，这种影响会扩大到整个欧洲。虽然随后的历史上欧洲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革命，但与其说这是源于中国农民革命的影响，我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中国革命，在这些遥远西方国家的革命中，虽然确实通过利益关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且在一定程度是起到了一种“声援”的作用。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这场农民起义的结局并不如马克思想象的那么伟大。当时马克思所持的观点是“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而太平天国运动最终由于自身的腐化堕落及在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联合压制下以失败告终了。也就是说，中国这次革命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以及时间长度上都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期望的地步。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当时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中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但他却忽视了千百年来封建社会制度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及思

想传统对中国农民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恰是这些早已被内化了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的结论竟似乎显得武断。

“小富则安”“富则求乐”几乎是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习惯了受压迫的中国农民的历来品性，这就是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们在占据了一定疆域以后便开始懈怠，纵情享乐的原因。而且，早已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灵魂的阶级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旦开始拥有领导权，便开始产生权威，随之在中国王朝上演了千百年的争权运动便悄悄在那个才刚开始形成的农民起义领导组织内部展开，也就注定了这一伟大革命的消亡。此外，“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封建王朝亘古以来不变的规律，而每一个王朝的末期似乎都不可避免地产生造成这个王朝走向衰败的农民起义运动。然而虽是“自古英雄出草莽”，但出自草莽的英雄却往往不是最终主宰新的历史发展方向的人。也就是说，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们短浅的目光、不切实际的领导能力、以及科学战略的缺乏，使得最终真正掌握新国家政权的人都不会是曾撼动了前朝政权的农民。而19世纪50年代在中国爆发的这场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巅峰的太平天国运动也确实是一场发生在了行将必亡的末期的清王朝的一场农民运动，本质上并没有摆脱这一规律的影响。再者，想想该起义的领头人，洪秀全，一个科举制度下的失败者，以及其领导的众多或农民或潦倒知识分子的起义者，想想他们在清朝统治下所受的苦难，或许也可以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与清王朝的血腥对抗理解为一种并非寻求解放而是伺机复仇的快感？

任何历史事件的开展都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其必然性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而偶然性，也就是事件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同样对事态的发展存在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的思考不仅需要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透彻把握，也需要对事件发生的具体社会背景，尤其是思想文化背景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