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民族

商代民族融合与华夏民族的形成

商族先世是居住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共同体，活动中心在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地区，后来又不断向东部地区移动，到达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广袤地带，与东夷族长期共处。大约公元前17世纪末，商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夏桀时，商部落首领汤开始征伐其他部落。《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桀与东夷纷争，陷于孤立之际，起兵伐桀，灭夏，建立商朝。相传商的始祖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而为舜的“司徒”，封于商，赐姓子氏（《史记》）。商部落这时还是以畜牧为主的游牧部落，过着“无定处”、“不常厥邑”的流动生活，见于记载的迁徙就有13次，特别是从契至相土，不过三世，前后五迁，相土以后，自昌若到汤共十一代，活动中心又迁徙了三次。《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因之，关于商族起源于何地，自汉代司马迁至今，一直是学术界注意的一个焦点，大约有过陕西说、东方说、冀鲁豫说、河北说、东北说、山西说、浙江说等不同观点。李民先生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考古学成果的研究认为，商族最早活动于关中东部地区，昭明时（夏初）迁至晋南、晋中地区，相土时东迁，短期到达泰山附近，最终定居、发展于豫北、冀南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南下，西指灭夏，建立商王朝，创造出光辉灿烂的商文化。

商代是华夏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商代的民族融合，首先表现为夏商两族之间的融合。

早在先商时期，商族就与夏族有着密切关系。从考古学资料来看，夏文化也吸收了先商文化。如作为夏文化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已明显地吸收了商文化。虽然两族文化的渊源不完全相同，即商文化主要是来源于河北地区的龙山文化，夏文化主要是来源于河南地区的龙山文化，二者有别，但由于两族长期共处，文化上互相影响、互相吸收，逐渐融为一体，到了商代夏而立，就很难再把商文化与夏文化从考古学上分开了。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商族的形成，但夏族并未因此而消失，仍是构成商族的主要成分。

《论语·为政篇》说：“殷因于夏礼。”商朝在文化上的许多方面继承了夏代的成果，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与夏文化的“图画文字”的继承关系，历法和纪年方法的一致，音乐格调上的相同，宗教方面的自然崇拜、祖生崇拜和天命观以及婚姻、丧葬等方面的许多相同之处，这些事实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夏商之间共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从商族推翻夏王朝始，夏族中的一部分就远徙他乡，其中避居于今晋陕北部地区的夏族，不甘心失去统治地位，经常聚积军事力量对商王朝西北边疆地区进行挑衅。整个殷商时代，尤其是商王朝早、中期，来自西北方的战事时有发生，商王朝征调大量军队进行讨

伐。同时，对臣服的夏遗民，商王朝加强了控制与同化。

从文献记载来看，商王朝采取了“封夏之后”的笼络措施，但这个夏后封地被封者是谁，文献没有载明；封于何地，文献记载少而含糊。《史记·夏本纪·正义》在“汤封夏之后”条下引《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郏城县东北五十四里，盖夏后所封也。”这里称“盖夏后所封也”，显然也是推测之词，实难肯定。此外，《史记·留侯世家》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甲骨文中有“杞字”，也有“杞侯”。但此“杞侯”是否就是汤所封“夏之后”则难以断定。《史记·陈杞世家》说夏禹之后“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殷商王朝所封的“夏之后”，其地位是相当微弱的，不仅封地狭小，民众甚少，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而且其封地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或封或绝”，全由商王朝决定。到殷商末期，夏禹之后已难寻找。《陈杞世家》言“求禹之后，得东楼公”，此“求”字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显然禹之后的地位已同普通民众无甚区别，以致于到处寻找，才得到东楼公。

从考古情况分析，商王朝对夏族的同化工作取得了较大成就。除少量确定为商王朝初年的夏族遗存之外，至商代中、后期，已不可能在商文化遗存上单独找到遗留下来的夏族文化遗存，这说明此时夏、商二族文化已融合在一起，已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里岗期商文化、殷墟商文化遗存。而从情理上讲，夏民族在其王朝被推翻之后，除少数人被消灭之外，大部分夏族人成为商王朝统治下的臣民。若这些夏遗民能保持鲜明的民族特性，则我们今天就能看到一些商王朝时期的夏族文化遗存。

又如崇国的被同化。《史记·周本纪·正义》云崇国“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从此可以看出，崇国为夏鲧封地，在虞舜时期被封，商周时代仍存在。商代的崇国也应为夏族之后所封。到了殷商后期，崇国已成为商王朝镇压西部叛乱的羽翼。崇侯虎成为殷纣王的宠臣，曾“谮西伯于殷纣”。周文王讨伐商纣，则从讨伐崇侯虎开始。从考古学材料也可看出，崇国文化遗存与郑州、安阳等地的殷商文化遗存几乎没什么两样。考古学家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洪庆乡燎原村的老牛坡遗址，发现了典型的商文化遗存，时代从商代二里岗期延续到殷墟文化时期。从其地理位置可以看出，老牛坡遗址应为商代崇国遗存。

商族在同化夏族的同时，也大量吸收夏族文化因素。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属于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吸收、继承了大量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从陶器上来看，二者皆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常见绳纹、附加堆纹、旋纹、器物内壁麻点等装饰，平底器、圜底器较多。二里头文化的大口尊、圆腹罐（捏口尊）、夹砂中口罐、澄滤器（刻槽盆）、平底盆等典型器物在二里岗期商文化中被继承下来，且变化不大。从宫殿建筑技术来看，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一号、二号宫殿基址，与偃师商城发现的四号、五号宫殿基址，在形制、

结构、营建方法等方面都十分相似，即为以正殿（堂）为主体，东、西、南三面设廊庑，南面设门，自成一体的封闭式宫殿建筑。此外，文献记载有“殷因于夏礼”，是说殷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的礼乐制度。《礼记·礼器》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这又说明殷商继承了夏王朝的礼器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商王朝对夏族的同化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夏族在风俗、习惯上与商族已无明显区别，但是终殷一代，仍有一部分夏族保持一定的民族特性，至少在族属上，有一部分人认定自己属于夏王朝时期夏族的后裔，且这种族属也得到殷商普通民众的认同。从前面提到的汤“封夏后”以及周武王“求禹之后，得东楼公”的记载可以看出，周初尚能辨认出来被封到杞或缯地的夏族后裔。

二、商代的民族融合，还表现在商族和商朝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上。

商朝与夏朝一样，有王畿和王畿外的诸侯国。商王畿比夏王畿的范围大多了，受商王统治和与商具有同样文化的诸侯国也向四方发展了。在北方，有商的同姓诸侯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在东方，有奄（今山东曲阜）和蒲姑（今山东益都地区）与商有同源关系；在西方，有周（今陕西岐山一带）是商朝的诸侯国；在南方，与“荆蛮”为邻，势力达到长江流域，甚至有部分商人已迁居湖南、江西等地了。

商朝时有许多方国，有的处于商的四周，有的则穿插于商朝辖境，与商族和商朝有着复杂的关系。商朝前期，见于《伊尹四方献令》的方国有：“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发、文身”；“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正西昆仑、狗国，鬼亲、枳已、耳、贯胸、雕题、离丘、漆齿”；“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犁、其龙、东胡”。商代中后期，在商朝王畿之地西北和西方即今山、陕北部，宁夏六盘山东西及内蒙河套地区，有鬼方、揸方、系方等方国。他们大约都是一些游牧民族的氏族和部落共同体。在商朝南方，有荆楚。东方仍是九夷分布之地，有虎方、夷方、林方等。商代方国众多，传说商汤时有三千，见于赵诚编著的《甲骨文简明字典》的商后期方国就有118个，见于《左传》记载的也有200余诸侯及附庸国。实际上，当时存在的诸侯、部落(方国)要多于记载的数字。据杨东晨考证，殷商时期，仅河南地区的方国就有子姓殷后裔28国，炎帝后裔22国，黄帝后裔12国，族源为东夷的15国，诸小国52个（杨东晨：《商代河南地区的方国》，殷都学刊，1994年第4期）。

商朝对主要由异族居住的王畿以外的地区，仍然实行爵服制度。《尚书·酒诰》云：“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白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殷墟卜辞有侯爵，如周侯、鬼侯、犬侯、攸侯等；有男爵，如雀男；有伯爵，如伯、羊伯、卢伯、儿伯等。又，《逸周书·王会》云：“方千里之内为比服，方二千里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