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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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
——浅谈中国酒文化
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底韵深厚的民族。五千多年的泱泱历史长河中,酒文化却成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酒文化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并开始。作为一种集物质与精神两种文化于一身的特殊文化,酒,对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民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和人生态度等方面的精神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关键字:酒文化酒神精神文化价值影响
酒是人类最古老的食物之一,它的历史几乎是与人类文化史一道开始的。自从酒出现之后,作为一种物质文化,酒的形态多种多样,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而酒又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一、酒神精神
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
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
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
二、酒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
由于使人亢奋和稀缺等特性,酒在远古属于奢侈品,最早酒被作为“通神之物”,是“圣液”,用于祭祀、庆典、战争等隆重场面。
在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祭祀活动中,酒作为“超自然之物”,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令禁止“群饮”、“崇饮”,违者会处以死刑。
悲哀的是,这种神秘液体协助统治阶级一时,却不能使保佑他们一世。统治阶级独占美酒的同时又陷入了自我迷醉,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到毁掉了他们的江山。杜甫在悲愤之极写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成为揭露古代统治者纸醉金迷、腐朽反动的千古名句。
三、酒文化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酒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酒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曰:“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亦在《独酌成诗》中曰:“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 苏轼的《和陶渊明〈饮酒〉》写道:“俯仰各有态,得酒诗自成。”杨万里的《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中有“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
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四、酒文化与礼仪
礼仪被认为来源于酒文化,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在普通老百姓家里,酒桌上的规矩(即食文化中的礼仪)也雷厉风行、冥顽不化。我们只要稍加观察,就可以看出来,与其说礼仪来源于酒,酒丰富了礼仪,还不如说,酒的礼仪折射、演绎和尊崇着尘世间的游戏规则,为中国吃人的食文化、人肉宴席提供着“理论支持”。
古今都有通过饭、菜、酒等的选料和品种多寡来体现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区别。如《周礼》强调,王公贵族讲究“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雁宜麦,鱼宜众,凡君子之食放焉。”“凡王之馔,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汤,馐用百又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又二十瓮。”而“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另外,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严格的规矩。《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民间聚会上,最有威严的是宗族中的长者,是家族这个亚社会的权威。
席位的次序、酒杯及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进酒位置和平时社会地位完全吻合。在《水浒传》中,之所以有108把交椅,完全是按照进餐敬酒的顺序来划分的。
在敬酒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节。《礼记·曲礼》有相应的详细记载。食文化中的礼仪总的原则可以用《增广贤文》中的一句训诫来概括:“……杯杯都敬有钱(权)人”。鲁迅先生曾经就明言:“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椅都要流血。”他的本意是形容中国人的保守,这句话用来形容中国“酒礼仪”的霸道,似乎一样贴切。
五、从酒文化中看人生态度
酒后的直抒胸臆,酒后的吟赏烟霞,酒后的放浪不羁,酒后的低回婉转,多重演绎赋予酒多重的性格:或直白、或浪漫、或豪放、或婉约,酒因文化而具性灵,文化因酒而更加亲切,更加有滋味。
(一)潇洒飘逸
在中国,酒神精神与庄子“物我合一”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乘物以游心”。酒中似乎含有天然的自由因子,很多文人之所以寄情于酒,就是为了在酒中寻求解脱,逃离世俗的羁绊,进入自由的精神境界。正如朱敦儒所说: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斟自饮自开怀,无拘无束无碍。
符合酒的这种性格的文人当首推李白。他自称“酒中仙”才华横溢一生以追求自由为己任。宋人责备他的诗中“篇篇有酒”,殊不知,正是酒使他从尘俗中解脱出来,悟出自由的真谛,才造就了他潇洒飘逸的人格成就了那么多盛世华章。杜甫在《酒中八仙歌》中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如果没有酒,在那个自由难以栖身的现实社会,时刻清醒的李白很难写出那些不朽佳作。唐诗没有李白就塌陷了一半,而李白没有酒,就没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没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没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也就不再是李白了。
(二)淡泊超然
酒有一种味道的淡雅清香的。悠悠酒香,淡淡情韵,“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与一二好友共饮,顿觉心神陶醉。“花看半开,酒饮微醉”,用来诠释这种酒恰到好处。微熏之际,什么功名利禄,什么你挣我夺,都可以全数抛开。白居易为人为官,淡泊超然,很贴近这种酒的性格。古人说“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白居易独创了“中隐”,他说“中隐隐于朝”,在庙堂之上过着隐士的生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从不挂怀,对无休止的党争从不介入。
(三)放旷达观
“心悬天地外,兴在一杯中”,酒天生有一种让人解脱的个性。一杯酒下肚,原来的忧愁可以不在乎,原来的拘囿也可以超越,难怪有那么多人借酒消愁。说到达观,当然会想到苏轼。他不比别人少苦难,也不比别人少乐趣,原因就在于他放旷达观、随缘自适的个性。我们不能说他因爱酒而达观,但酒可以帮助他更达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从他把酒临风的身影,依稀还可以找出李白和白居易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