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第三节社会主义道德的建设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不同，系统性、整体性。

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道德建设历程回顾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其特征是政治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际形势严峻，在“砸烂一个旧世界”的基础上，糅合马列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中国传统价值观，建立起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极力推行之。

宣传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活动，这段历史时期的道德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密切相关。

实践证明，以政治斗争方式为主的道德建设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重大问题：人们经常调侃说，尽管革命成功，但农民仍然要耕田种地，工人仍然要抡锤打铁，进学校仍然是为了读书、升学、做官，这些都表明改造旧的道德观念，需要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成功之处：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得到遏制，中国建国之初的确的成功的禁毒禁娼，洁身自爱是我们曾有的道德的品质。

至今许多中老年人仍有这们的品质。

现在酒吧放开与被强制喂药。

第二个阶段 1966-1976年，其特征是形式化。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遭受重创，道德教育一刀切、公式化、形式化，道德秩序混乱，我国道德建设受到严重影响第三个阶段 1977-1986 年，其特征是经济化。

1976年以后，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在道德建设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命题，全国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群众性的道德创建活动。

利益意识渗透到道德评判的价值环境中，道德建设表现为经济化的特征。

报纸曾经报道了一则图片新闻，说是济南市某区有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被单独留在家中，儿女在外面忙着做生意对老母亲不管不问。

由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再加上室内没有暖气，老人只好在数九寒天和衣而卧，致使老人手脚都产生了冻疮溃烂。

我想，这种为了要钱不要父母的例子恐怕绝非仅此一例！第四个阶段 1986年至今，其特征是体制化。

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果，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不容乐观，为此：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正式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命题。

1996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科学体系。

2001年1月10日提出“以德治国”方略。

200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

2006年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发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号召。

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特点(一)从群体主义走向个体主义道德的实质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利益问题、在人类道德发展史上，始终存在着“群己”、“义利”关系的辩难。

最初的集体主义排斥个人利益。

(二)从一元价值到多元融合人的需求多样化，物质利益多元化，价值标准多元化。

河南小伙儿张磊为耶鲁大学捐款888.8888万美元的消息见报后，引起了轰动。

张磊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生，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他回国创办了一个门户网站。

后来门户网站转手之后，他才从事金融服务业。

据说这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一种观点说他捐钱给外国，是不爱国的；另一种说他毕业于耶鲁，捐款是无可厚非的。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我认为对这种捐款的问题应该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

张磊作为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生，回报学校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他支持的是教育，是惠泽后人的好事，不要忘记中国还会有很多后来人要到这所学校学习。

很多法学界专家认为，这种捐款是个人行为，根本不值得一谈。

这就反映了多元化价值取向。

(三)从伦理本位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组织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伦理化。

当今公私领域的分离，这就意味着道德始点嵌入具体的实践，道德建设才有效力；相反，就无效果可言。

道德的价值理性表明了道德的义务和追求目的理想性，道德的工具理性反映了道德的权利和道德要求标准的现实性，两者结合才有利于为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道德支撑。

(四)从自发的认知到观念与现实的“虚实”结合道德建设不仅是道德规范的认知，也是个体的道德行为社会化、高尚的道德理想信念与自身的道德素养锻造的紧密结合。

各级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并负责实施道德建设活动，主要体现为:一是建立明确的社会道德体系，避免道德的“空泛化”、道德规范走进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等，多方式、多途径地以“德”治国、以“德”治(市)区、以“德”治村、以“德”治校、以“德”治市(场)、一是建立有效的道德奖惩机制，避免道德“风险化”，如各地企的诚信建设、贷款信用建设。

二是建立宣传保障机制，避免“模糊化”。

9月20日是公民道德宣传日。

"红白理事会"、"妇女劝赌会"三是建立道德评估机制，避免“说教化”。

在社区乡镇建立道德评议会。

三、道德建设的突破点（一）、解决道德建设重点对象的教育1.抓好党政干部的“官德”教育。

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意思是说为政者要有高尚的品德，只有这样，才能像众星环绕北斗星那样，得到百姓的拥戴。

“其身正，不令而行”，正人先要正己；“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己不正，焉能正人。

所以，为政者应“不患位不尊，而患德不崇。

”作为官员不应担心自己的地位高低，而应考虑自己的品德是否高尚。

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

官风系乎民风，官德系乎民德。

所以，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治国就是治吏，譬如美国，1978年颁布《公务道德法》，1980年又颁布了《公务员道德法》，使上至总统、国会议员，下至最低一级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均受到严格的法律约束。

意大利出台《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典》，对公务员几乎所有行为都作了限制性规定。

同我国一样，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古巴共产党，也十分重视党政干部道德教育和约束，1996年制定《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27条道德规范。

实践证明，这些国家、政党通过法律、法规对官员道德行为实行严格他律，效果明显。

特别是古巴近几年所处罚的党政干部，大都是因为工作失误，而因道德腐败受到处罚的却极为罕见。

由此说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尤其对党政干部的“官德”教育，在强调自律的同时，应切实加强他律工作。

借鉴当代国外有益经验，建立健全党政干部道德规范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约束机制，在落实上狠下功夫。

2.抓好文学、艺术从业人员的艺德教育。

他们往往最易成为社会公众的示范，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追捧的偶像。

因而，他们应该有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高洁的道德情操，应该以精湛的艺术，精致的创作，精巧的表演，奉献给读者和观众以精美的精神食粮。

而有些文学、艺术从业人员的道德行为与其职业要求和所承担的责任相去甚远。

有些作家，追逐经济利益，穷写滥编，揭隐私，曝黑幕，无“色”不成文，无“性”不成书，特别是专事“胴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的另类，简直到了不知廉耻、伤风败俗的地步。

有些演艺人员，低俗媚俗，胡编假唱，寻花问柳，嫖娼宿妓，绯闻四播，两性关系混乱，更有甚者贩毒吸毒，偷逃税款，触犯刑律。

有些综艺节目主持人，疯疯颠颠、胡言乱语、嗲声嗲气、打情骂俏，污染社会风气。

3.抓好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

开放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教育场所。

（二）、解决道德建设重点内容的教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社会公德建设；二是职业道德建设；三是家庭美德建设。

这三个层面的道德都有其具体内涵，其各自的重点也不尽相同。

因此，每个层面的道德建设，只有抓住重点内容教育，效果才会更为明显。

1.社会公德建设应以“仁爱”为重点。

2.职业道德建设应以“诚信”教育为重点。

“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

恪守这些基本规范，核心是诚信。

中华民族本是最讲诚信的民族，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他认为，“信”是人立身处世的基点。

“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人、对事讲信用，叫言而有信；二是赢得他人的信任，叫取信于人。

所谓“诚”，就是不自欺，诚实无妄，表里如一。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以诚为自然的规律，赋予其形而上意义，而与“天之道”相对的“人之道”，即做人的规律是“思诚”，也就是反思而做到心诚。

有了“心诚”才会对他人、对社会讲信用，才会取信于人。

可见，“诚”与“信”是一体的。

因此，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健全人格的前提和基础，是人流淌于血液中的一种应有素质。

3.家庭美德建设应以“情感”教育为重点。

家庭成员之间维系这些关系的核心是“情感”。

夫妻和睦靠爱情，长幼融洽靠亲情，兄弟姊妹相互关爱靠的是手足之情，邻里团结靠友情。

家庭成员间一旦失去爱情、亲情、手足情的维系和调节，那么，这样的家庭只有家庭的躯壳，而没有家庭的内涵和底蕴。

邻里之间一旦失去友情，见而不识，视为路人，冷漠以待，邻亦不邻。

当前我国家庭美德建设面临的问题较为严峻，诸如，干涉老人婚姻自由，打骂、嫌弃、不赡养老人，有的甚至弑父杀母；虐待、残害、遗弃女婴；强迫换亲、被迫卖淫，女性商品化倾向严重；家庭暴力不断上升，离婚率居高不下；非法同居、未婚先育、借腹生子、娶妻纳妾、出租太太、租赁老公等等。

（三）、解决道德建设中的几个重点问题提高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效率，除了解决重点对象、重点内容教育之外，同时，在实践中所遇到的诸多认识上和操作上的问题，也应予以重点处理和解决。

1.正确处理人们道德状况与利害得失关系。

救人者的利益补偿。

《易经•蒙九上》记载：“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其意思是，凡击打愚昧无知弱者，是寇贼行为，要受到惩处；对于抵制或制止这种寇贼的行为，要予以支持和保护2.正确划分道德规范的层次。

3.正确运用法律手段“硬化”道德规范。

以法律手段“硬化”道德规范，中外不乏其例。

《唐律疏议》中规定：“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报者，减一等。

力势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府，若不告知，亦以不救助论。

”《大清律例》中关于这方面也多有规定。

从当代欧美国家立法趋势看，将原属道德规范要求变成法律义务，将道德“个人本位”变为法律“社会本位”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美国等国立法，均本着迫使公民对国家、对社会、对同类的责任意识的原则，强调作为人仅仅有“勿害他人”的道德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自己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主动帮助他人，主动制止损人、害人行为，否则要受到法律惩罚。

实践证明，以法律手段“硬化”道德规范，大大增强了公民道德约束的自觉意识。

我国目前的某些立法在这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诸如，《合同法》、《婚姻法》、《行政许可法》等等，将一些道德与法律重合的问题规定为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