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此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展示出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通过通读全书，想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一、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而文化网络是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如：庙会、水会和商会等，而其中有些关系网也是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等。
文化网络只是一个描述一般现象的范畴，在这种文化网络中地方社会获取权威，相互竞争，国家权力领导体系才得以形成完善。
在当今的社会里，文化网络这一现象是多层次，多结构，多意义的。
通过文中文化网络的描述，是我深深感觉到文化这一现象，特别是大众文化，是值得仔细研究和斟酌的，受益匪浅。
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内卷化”这个词对我来说是一个新名词，对此特别感兴趣。
学习得知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是吉尔茨，他是用来研究爪哇水稻农业的，是指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重复简单再生产。
而“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更高形态的现象。
那么，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费用，是由当时地方政权来支付，也就是说是由农村摊款和各种税款来完成，但是当时国家任何积极的改革举措都会被各种消极因素化解，其在乡村的发展是停滞不前的，甚至有倒退的现象。
由于需要大量的财力，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的增长，国家就会采用旧有机构和组织来实现对乡村的控制，从中榨取更多的税款。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2023- 9 - 17）作者：杜赞奇。
历史学家、汉学家，印度裔，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现为芝加哥大学荣休教授一、中心论点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中心论点：本文利用“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构造了一个“国家—士绅—农民”的三层结构，乡村精英在“国家—士绅”层面传达和缓和国家专制权力，在“士绅—农民”层面因宗教、宗族（文化网络）和共同的利益关系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
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保护型经纪陷入困境后选择退出乡村政权，保护型经纪逐渐被以地痞恶霸为代表的赢利型经纪所代替，三层结构演变为“国家—农民”二层结构，小农不得不直面赢利型经纪和封建国家或日本侵略者的盘剥。
二、章节概要1.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本章探讨的问题：地方政权现代化 1）地方政权的重组与扩大：地方政权的现代化推进主要体现在以“区，村庄/乡镇”的二级组织取代原先的三级赢利型经纪，村庄的保护型经纪体制作用消减，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国家政权在无中间环节的情况下与有正式组织的村庄直接打交道 2）河北山东二省的财政：省财政收入迅速增长表明省政权对社会财源控制加强，但这一控制的加强主要通过开辟税源而不是田赋收入的增加来实现；田赋收入增长不多的主要原因是旧有经济及其助手并未根除，只是改头换面，仍充斥于税收部门 3）国家政权的扩张与内卷化：旧有政权不存在内卷化的原因有①“无为而治”②地方政权存在保护性组织；现代化、官僚化的国家政权试图发展不受基层精英操控的基层政权来扩张自己的权力，但他自身无法完全官僚化，且不得不借助旧有经济体制开辟税源，而这阻挡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4）河北省的县级财政：国家只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而非实质的现代化。
省级政府强制县级政府增加现代化机构→攫取县财政收入→县政府巧立名目增加税收+经济体制延伸至区和村中饱私囊→民国时期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杜赞奇眼中 “国家”与“乡村社会” 的关系
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内容摘要】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主要探究了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来阐述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乡村社会；关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杜赞奇的成名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作者通过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图景。
一、本书的主旨本书探讨的主题，是中国的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东北农村》一书致力于探讨社会变迁时中国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说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而很大程度上这一整体性是借由“权力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
作者将研究材料中所反映出的各种关于华北乡村中的权力因素都纳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予以考察，认为晚清及民国政府未能有效利用原有权力文化网络，忽视了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作用，强行扩张导致“国家政权内卷化”，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一）对两个中心概念的诠释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是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两条主线。
这两个概念都与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充分地理解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对于读者把握杜赞奇眼中国家与乡村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将起到事半功倍的功效。
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指标有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
晚清及民国政府为此在“现代化”道路上展开了一系列政权扩张动作。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作者：程郁华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2年第06期摘要：“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关键词：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 “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 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读书报告
读书报告——《文化、权利与国家》书名：《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国族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也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主要内容：前言：首先，提出了研究的对象，即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其次，说明了研究资料的来源，肯定了其中的参考价值，也认识到了局限之处；然后，依据三个标准（第一、富裕还是贫困；第二、宗教和宗族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第三、距离城市的远近）对将要研究的6个村庄进行划分，让读者对作者的研究范围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以便下文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第一章：权力的文化网络为了能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即将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因素包括在内，从而超越十分重要但并不完全的“乡绅社会”和“儒家思想”的概念，作者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
这一模式可使我们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
第二章、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经纪”是交易一方的代理人，他们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在清末封建国家正是通过收费经纪来统治乡村社会的。
这里的国家经纪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营利型经纪，他们活跃在国家政权和农民大众之间，担当为政府征收赋税的代理人，从中贪污中饱已获其利，他们的权威来源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更加倾向于维护国家的利益。
另一种是保护型经纪，他们的权威来源于自身的威望和地位，能得到农民大众的信任和拥护，所以，这样的代理人更多代理的就是乡村人民的利益。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浅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阅读时间：阅读人阅读书目：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其内容是关于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中国惯性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20、30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资料、及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细致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中国国家政权进行现代化这一时间段中，中国乡土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而在国家政权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乡村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回应，促使乡村回应的又是怎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与国家政权较量、融合等一系列互动过程中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都是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分析的问题。
其中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这种权威由乡村社会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们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看成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职能。
第三章作者开始讨论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从中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具体论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感触最深的就是“政权扩张的内卷化”这一内容。
我认为，杜赞奇对这一问题分析和论述高度概括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本质，从而在更深一层次揭示了其灭亡的原因。
一、“内卷化”的内在逻辑“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爪哇研究水稻农业时提出的这一概念，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如在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生产。
尽管这种生产并未导致人均收入的急剧下降，但是阻止了经济的发展，即人均产值并未提高。
_文化权力与国家年的华北农村_述评
大 众 文 艺大142摘要：杜赞奇的《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是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政治运作提供了新的解说模式关键词：杜赞奇；文化；权力；国家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发生两个巨大变化：第一，受西方入侵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文化 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主要研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全书基本概念和内容的简要介绍1．作者在第一章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
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
“组织体系”包扩市场、宗族、宗教、水利控制等方面形成的组织以及各种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①“象征规范”即文化网络中的“文化”，是指扎根于各种组织与关系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规范，包括宗教信仰、相互间的感情、亲戚纽带以及是非标准等。
②2．第二章主要论述的是经纪统治。
作者把晚清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经纪关系，国家利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来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
“经纪”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
“赢利型经纪”是一种视乡民为榨取对象的经纪。
“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
由于赢利型经纪视其职权为谋利手段，故不能被视为文化网络的组成部分，而保护型经纪则包容于文化网络中。
20世纪上半叶这两种经纪继续存在并发生作用。
3．从第三章起，作者开始探讨地方政权现代化建设。
在这里作者引入了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
“内卷化”是克利福德•吉尔茨在研究爪哇水稻农业时提出。
它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阶段达到一种确定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作者：吴利娜来源：《丝路视野》2016年第05期【摘要】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关键词】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共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第6页）。
反映华北农家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述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第6页）。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CULTUR，POWER，ANDTHESTATE——RURALNORTHCHINA，1900-1949）一书是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DUARA）的精心力作。
在这本书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社会底层的。
因其视角独特，见解深刻，该书被选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通读全书，本人有以下几个方面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权力的文化网络”作者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nexusofpower），力图考察和分析乡村社会生活中权力关系的各个方面。
在这一概念构架下，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被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
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
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
这些组织既有以地域为基础的有强制义务的团体（如某些庙会），又有自愿组成的联合体（如水会和商会）。
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耸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人、传教者与信徒等关系。
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总之，其包容十分广泛。
历史视域下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270历史视域下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读《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张雅岚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财务会计学院摘要：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两篇文章，两者都用“内卷化”的概念从经济、政治不同角度来分析华北小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变迁的领域。
都认为国家权力的延伸使国家政权与农村政权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研究了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国家政权渗入过程中华北农村的变化，从而得出相近或基本一致的结论，民国时期的国家机器，不能将正式的官员和权力直接伸入到县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
因此，他们要通过地方上和村庄里的显要人物来控制农村。
关键词：内卷化；乡村社会研究；社会变迁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以美国和日本的学者研究为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其中，黄宗智教授所著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杰出的代表，1985年荣获东亚历史最佳费正清奖，奠定了其在汉学界的地位。
此书基于冀——鲁西北平原33个自然村的满铁调查资料、清代刑部的命案档案以及宝坻县户房有关基层税收人员的一些档案，加上作者实地的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三百多年间小农的特点、小农经济的结构变化及其演变，分析了国家、村庄、士绅三方面之间的三角结构，旨在探究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黄宗智教授引入了“内卷化”这个概念，“内卷化”原意是“转或卷起来”。
较早出现在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此书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
黄宗智教授把内卷化用于华北小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变迁的领域，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应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经济的内卷化”。
文化、权力与国家__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读后感
《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讀後感《文化、權力與國家: 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CULTUR，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9）一書是美國學者杜贊奇（PRASENJIT DUARA）的精心力作。
在這本書中，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撰的《中國慣行調查報告》、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會調查材料，以及中外學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過細緻的個案研究，向我們展示了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間華北農村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一般狀況。
作者力圖打通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間隔，從“大眾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權力的文化網路”等新概念，詳細地論證了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管道（諸如商業團體、經紀人、廟會組織、宗教、神話及象徵性資源等）深入社會底層的。
因其視角獨特，見解深刻，該書被選入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通讀全書，本人有以下幾個方面想談談自己的看法：一、關於“權力的文化網路”作者使用“權力的文化網路”（culture nexus of power），力圖考察和分析鄉村社會生活中權力關係的各個方面。
在這一概念構架下，帝國政權、紳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的相互關係被展現出來，並將這種對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於權力賴以生存的組織為基礎。
在組織結構方面，文化網路是地方社會中獲取權威和其他利益的源，也正是在文化網路中，各種政治因素相互競爭，領導體系得以形成。
文化網路由鄉村社會中多種組織體系以及塑造權力運作的各種規範，它包括在宗族、市場等方面形成的等級組織或巢狀組織類型。
這些組織既有以地域為基礎的有強制義務的團體（如某些廟會），又有自願組成的聯合體（如水會和商會）。
文化網路還包括非正式的聳關係網，如血緣關係、庇護人與被人、傳教者與信徒等關係。
這些組織既可以是封閉的，也可以是開放的；既可以是單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複雜的，總之，其包容十分廣泛。
文化、权力与国家
《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1.《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基本介绍。
《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是基于南满铁道株式会调查部1940——1942年间调查编程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社会的有关描述，对1940年——1942年华北农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民国时期国家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变化中，小农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全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来分析文化、权力与国家间的关系。
“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吸收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但是不同于现代化角度下文化的内容，通过引用这一个新词，试图说明权力文化网络的存在，以及它的稳定的功能；“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具有深远的分析性涵义，然而在本书中通过对20世纪末的华北农村的研究，作者发现国家政权与文化网络的关系，并指出国家政权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架构之上。
1.1从内容和特点上讲，历史学则侧重于研究中央化过程、上层文化、机能、历时性与采用叙述方式；而社会学则注重地方化过程、大众文化、结构、共时性与采用分析方式。
社会历史者的任务是在历史长河中找出事件的原因和结果，并且用叙述的方式将其展现出来。
但是，社会史学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生活形式的各个方面）往往很少留下历史记载，而且，地方制度和大众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其所占地位亦不相同）也不宜于叙述题裁。
所以，造成社会史学者只得借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方法对制度与文化进行共时性研究。
文中提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核心概念，既不属于历史学的概念也不属于社会学的概念。
一个偏重于文化角度，一个偏重于权力角度，试图在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架起一个桥梁。
将文化、权力与国家三个要素联系起来，试图说明其间的关系。
1.2从文章架构来讲，第一章通过提出文化网络的概念，并证明其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圈而包含包括婚姻圈在内的更多样的因素，概括20世纪之前国家的统治依赖于文化网络。
文化、权力与国家_读书报告
从研究方法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李克军（文法学院行政管理111 学号06）【摘要】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蛮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例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政权建设华北农村掠夺型经纪村界【作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术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
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其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中文译本已于2003年面世。
其最新著作《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也已于近日出版。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农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从西方入侵的时势中不断延伸入中国的乡村基层。
冷水沟、石门镇、吴店、侯家营、后夏寨、寺北柴这六个乡村的典型事例阐述“权力的文化网络”①和“国家的政权建设”②。
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多样联系，在对乡村进行研究工作时，必然要把社会学和历史学沟通在一起。
明确研究的方向，杜赞奇在书中对农村的种种变化围绕“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中心概念为目标，对流个农村中的民俗与民族、宗族都做了深入的探讨。
分析历史变迁对社会农村的影响时，作者引入了不同的理论，他同时接受了斯科特和波普金的理论②，在研究中寻找华北农村自身发展的规律。
时间是明确的。
作者选取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她在研究中缩小了时间范围，更能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状况。
不同的时期，华北农村的权力结构会发生些许变化，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发展为代表的改革。
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读《文化、权力与国家》
— —
读 《 文化 、权力 与 国家》
文／ 郑瑞瑞
力过大 ，国家禁 止宗族 过分干预行政 事务。这一时期 ，宗族势力与 保甲 里 甲组织相互混 合 ，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重要环节 。随国家政权 的深 入 ，宗族间有竞争有冲突。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深化是要切 断宗族 与乡村 整 体的纽带 ，使 新的村政权失去旧有 的在文化网络 中的合法性 。这 样也 堵 塞了国家政权的在乡村传达的一条渠道。 ６ ． 乡村 社 会 中 的 宗教 、权力 及 公 务 从 社 会 学 的 角 度 ，作 者 着 重 于 考 察 宗 教 和 其他 社 会 现 象 ，权 力 之 间 的相互作用 ；从 历史 学角度 ，作者 考察这 一相互 作用 的变迁 。２ Ｏ世 纪 初 ，国 家 政 权 深 入 乡 村 社 会 引 起 了 权 力 间 相 互 作用 的 变 迁 ，它 改 变 着 宗 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但对不同的宗教团体 ，其 影响力是不 同的。宗 教活动和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提供施展领导能力的舞 台。宗教同 时也是将 国家政权与地方权力联系起来的有效途径。宗教信仰广 泛存在 于乡村 民众之中 ，国家对信仰对象的控制或合法化 ，是其对乡村 权力控 制的体现 。关帝的信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作为一种象 征符号 ，它 逐 渐 成 为 国家 权 力 对 乡 村 社 会 的 控 制 形 式 。 乡 村 领 袖 则 通 过 这 一 象 征 体 ２ ．权 力 的 文 化 网 络 通 过 分 析 婚 姻 圈 及 水 利 管 理 组 织 ，从 两 个 途 径 来 说 明 市 场 体 系 理 论 系 的信 仰 接 近 国家 政 权 。 同化在 文化网络之中 。文化 网络强调对组织系统 中权力 赖以生存 的文化 ７ ． 乡 村 政 权 结 构 及 其 领 袖 及 合法 性 的 分 析 。 它 是 权 力 角 逐 的从 场 所 、接 近 各 种 资 本 的 工 具 以 及 正 乡村 精 英 与 旧王 朝 统 治 者 联 系在 一 起 的 象 征 被 转 换 成 一 种 以 新 出 现 统 和权 威产生 、表现及再生 的发源地 。粗 略的看 到偶像 崇拜影 响到了组 的民族 国家为 目的的初 步认 同。权力 的文 化 网络中 ，保 护人 的地 位和 面子” 形成保护体系 ，它是由职能复杂 的非正式小 集团构 成的 ，而 以 织 的职能 ，而引发我们思索 的是社会 的利益是如何被 交叉融合进代 表这 “ 些 信念的权威之中的 。 乡村领袖为 中心 的保护体 系间接地加强权力 的文化网络 中的正统性。保 作者引用 “ 权力的文化 网络 ”这一概念 ，试图进一步拓宽理解一种 护人这一角色也 随着 国家权力的深入发生着变化，从具有地位和面子的乡 文明中政治体系的视野 ，即将文化、特别是 大众文化包括在 内，超越十分 村领袖发展到后来的 “ 中人” ，有声望的乡村精英逐渐脱离乡村领导的地位。 重要但并不完全的 “ 乡绅社会” 和 “ 儒家思想 ”等概念。力图在这一 网络 这对乡村是不利的，对国家的影响更加不利。国家政权的深入需要乡村精英 中来认识帝国政权、绅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组织关系形式多样相 的合作 ，然而其对乡村领导体制的破坏却与此形成对立状态。 互交叉 ，因而形 成一些 “ 中心结”，权 力就存 在于网络的这些 中心结上 。 ８ ．国家 乡村社会 的重组 中心结的行动是 国家政权深入 的后果 ，它会影 响到村落的兴衰 。 国家政权 如何 加强 国家力量并强化农村作 为政府 的最 基层单位 ，探 ３ ．清末乡村社会 中的经济统治 讨 这一政 策所引起 的与国家设想 并不 完全相符 的控制结构 与乡村社 区内 在清末 乡村统治 中存在 着两 种经济模 型 ，即保护型经济 和营利性经 聚 力 的 变 化 。作 者从 具 有 税 收权 力 的 正 式村 政 权 的产 生 来 分 析 国家 政 权 济 。两种经济模型有助 于我们来 理解国家 的政权 代表——知县——是如 如何渗透到农 村。摊款是乡村社会矛盾的根本来源 ，如前所述 ，在这 一 何来管理一县之众 的。在 分析帝 国政权 统治与乡村社会 的关 系 中，经济 时 期 ，国 家 对 乡 村 的 控 制 是 为 加 强税 收 管理 ，增加 税 收 人 。 乡 村 共 同 体 模型要 比 “ 乡 绅 社 会 ” 模 型 更 加 确 切 。 因而 没 有 必 要 对 在 绅 士 和 非 绅 士 已 经 开 始 松 散 兵 出 现 瓦 解 的 情 况 ，这 也 是税 源 的压 力 所 造 成 的 。这 一 时 精英之 间纠结 。营利性经 济是一种不惜手段谋取利益 的经 济模式 ，不 能 期 的保护型经济和营利型经济已差别不大 ，都是为催促税 款而失去其 权 被视为文化 网络的一 部分 。而保 护型经 济体制 是 由乡村社会领 袖创建 ， 威 和声望。 拥有集体价值 观念 ，溶 于文化 网络之 中， 同时它 也影 响着 文化 网络本 ９ ．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身 。它是文化 网络 中的易变因素 ，代表着合法 与非法 的倾斜 关系 。 “ 保 国家政权的深入导致了乡村精英领导 “ 退位 ”这一现象 。作者层层 护型经济 ”将 文化 与行政联 系起 来 ，为后文探讨文化与政权之间相互 作 深入分析的最后一个层次 ，直接将国家政权与乡村精英对话 ，分 析国家 用 的转化提供 合理性阐释。 政权对乡村精英 的影 响 ，揭示 国家 政策 和国家 政权 内卷化 是造 成 乡绅 ４ ．华北地方 政权 的现代化建设 “ 退 位” 的主要原 因。村 庄、正式 和非 正式 国家机 构三方 对控制 财源的 清末 国家政权 企图改变其在乡村社会 中的软弱状态 ，加强 国家权 力 争夺也影响着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的财源主要集中在土地 ，对 土地的控 对 乡村 的控 制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但其后果却加剧 了乡村社会 的矛 制掌握就成为各方势力对抗的筹码 ，村庄的 田地数成为秘密 。国家通过 盾 ，造成 “ 国家政 权内卷 化” 。地方 政权 的重组 即使地 方政 权正规化 是 “ 经济机制” 来保 证税收曾得到一定的成效 ，但更 多 的是 增加 了乡村 的 巩 固国家政 权的有效办法 ，使得下层政权与 中央保持一 致。 国家政 权在 负担 ，也阻碍 了国家政权建设 。营利型经济体制的再生和扩展伴 随着 国 步 步深入 乡村 ，同时破坏着乡村的传统 自治体系。随着村庄作为最下层 家政权建设的始终 。极大地损害 了政权在人们心中的合法地位。 １ Ｏ ． 结 论 行政单位的合法化 ，国家直接与村庄对话 ，传统的保护型经济失去其作用。 政府为发展不受乡村精英控制的基层权力机构，盲 目 扩大政权机构带来了巨 作者从历史争论 、国家政权与 中国革命 、国家政权 内卷化 三方面来 大的财政压力 ，从 而导致 国家政权 的内卷化 ，其结果 只能是 阻止 国家权 对全书做总结 。乡村社会 中的政治权威体现在 由组织和象征符 号构成 的 力 的真正扩张。作者表明 自己的态度 ，国家政权扩张造 成的是政权 的 内 框架之 中，作者称之为权力 的文化 网络 。乡村社会最直接最典 型的权威 卷化 。以从上而下的视角描述政权深入对 乡村 和其 自身的影 响。 体现在宗教和宗族之 中。人 际关系作为一种 “ 象征资本” 在乡村权力的 竞争 中转化到宗族或宗教组织之 中，并且会进一步加入到保 护型经济体 ５ ． 宗 族 与 乡 村 政 治 结 构 宗 族是一个广义 的概念 ：它是 由同一祖先繁衍下 来的人群 ，通常 由 制之 中。国家政权将其文化 霸权强加 于大众信仰之上 ，增 强其 对 乡村 的 共 同财产和婚丧庆 吊联系在一起 ，并且居住 于同一村 庄。宗族是 文化 网 控制力 。国家政权 的 “ 现代 化” 过程力 图斩断其同传 统的 、 “ 落后 的” 络中的一个典型结 构 ，在华 北 的多数 村庄 ，宗族 操纵 着传 统 的政 治机 文化 网络之 间的联系 ，结果是 ，乡村精英空有与 国家利益 结为一体 的雄 制。它是村庄公共活 动的合 法组 织者 。封建 国家 为维 护道 德 及行 为规 心 ，但文化 网络赋予 乡村精英 的领导作用却在消失 。 范 ，有时会利用和支持宗族 。但是 ｌ ９世纪末 ２ Ｏ世纪 初 ，为 防止 宗族势 （ 作 者 单 位 ：沈 阳师 范 大 学 ）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标签：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 “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 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特纳概述“舞台”时说：“社会关系中的体系之间相互依赖，从人口到居住分布、宗教关系、宗教和阶级结构等都极为重要。
杜赞奇的_权力文化网络_概念述略
摘要：“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关键词：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特纳概述“舞台”时说：“社会关系中的体系之间相互依赖，从人口到居住分布、宗教关系、宗教和阶级结构等都极为重要。
“国家”与“地方”的权力的双向中和以《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
“国家”与“地方”的权力的双向中和以《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为例摘要：随着现代化国家地方治理体制的完善，中国的基层社会已经脱离了传统以宗族为核心的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双线治理模式。
在近代的华北农村社会治理中，基层治理的有效施行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治理权力，同时还保持着地方社会团体和宗族势力的长期存在。
而在多种权利的交织下，近代华北农村的治理体系的形成则依靠地方和国家权力的中和。
关键词：华北；权力中和；基层社会Abstract：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governance system of moderm country，China grass-root society has broken away the traditional doubie governance organization which were consist of state and clan power that is take the clan as core.The effective impiementation of grass-root not only from the governance of the state power，but social groups and clan which were maintian long-term the rural society in modern North China.Key words：North China balance of power local society前言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以近代华北农村为研究着眼点，通过描写所谓“现代化”政权下的华北农村基层和宗族的文化、族权以及地方治理状况，来表达在近代国家下，中央政权不断的向地方延伸所带来的双向效应以及在面对中央政权下地方基层和权力的变动与应对。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
杜赞奇的“权力文化网络”概念述略摘要：“权力的文化网络”是乡村研究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分析工具，它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他的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提出，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
它指的是由乡村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的一个网络，是权力形成与施展的基础。
关键词：权力文化网络杜赞奇乡村研究1 “权力文化网络”概念的提出杜赞奇是美籍印度裔学者，1980年代初期就读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投入费正清高足和接班人孔飞力门下，专修东亚史。
其时，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胜利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在杜赞奇眼里，印度与中国也有很多的相同之处，他非常想知道国民党在乡村政权建设失败和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获得农民支持的原因所在。
于是，他把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政权建设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于1983年获得博士学位，1988年把博士论文修改出版，名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此书曾荣获1989 年度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这是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为重要的两项大奖。
我们先来了解杜赞奇的“权力”一词是什么意思。
杜氏所指的“权力”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来源于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与《性史》。
福柯的著作让杜意识到，权力关系的来源是多元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与经济、性别等因素密不可分。
更为重要的，福柯让杜氏意识到历史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现权力的方式；权力并不只是压迫性的，还具有创造性与启发性[1]。
此外，杜氏还深受克利福德·吉尔茨和维克多·特纳等政治人类学家的影响。
杜氏将特纳的“领域”和“舞台”的思想引入他的术语之中。
特纳在《戏剧、田野与比喻》一书中写到：“概括政治领域特征时，阶级、类别、同样作用和结构地位等类同关系相当重要”。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
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
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
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
史料价值高。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
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
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
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
在研究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时，作者关于土地爷与关帝有何异同这一问题，通过顺义县村民的回答来展现等。
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作者主要依据中文资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
全书的参考文献大都为第一手资料，且外文资料的运用，使本书史料价值较高。
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
在研究乡村社会的时候，作者认为，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
具体实践中，作者应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力图打通历
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则可以说是作者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晶，借助这个概念，作者融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对华北乡村一个个细腻而生动的个案进行分析，给我们展现了比其他历史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也增强了可读性。
二、“权利的文化网络”理论
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合了结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
“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我们研究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念。
客观地分析问题。
如“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特征中，既有权力的扩张，也有权力的瓦解和削弱；国家财政的增长，国民收入却不增加。
如华北重要的关帝信仰，在共同的信仰框架下，大众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财神、救世神、守护神等等，而朝廷则力图将关帝儒家化和强调关帝深明大义、忠于朝廷，乡绅则希望借关帝的信仰，在朝廷和乡村都获利，不同的群体追求不同的利益。
比较法的运用。
在华北宗族章节中，后夏村与寺北柴村对比，从而说明后夏村的族长不如寺北柴村族长有权威。
在论及农民社会“开放”与“关闭”的问题时，施坚雅与黄宗智的看法则存在不同，施坚雅认为社会动荡时，农民社会为了保护自己，自我关闭起来，减少同外界的联系，而当秩序恢复之后，它又渐渐开放；黄宗智则认为，面对上述压力，不同存在做出不同的反应，要么更为团结和封闭，要么彻底分崩离析。
除了村与村、人与人观点的对比外，还有中外的对比，如在论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时，作者强调“从比较中看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比较法的运用，能够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除上述之外，作者的严谨性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体现。
在本书第八章论及政权建设与商业征税时，作者提到：“为了便于征收（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日伪政权与1941年对市场体系进行了整顿，集市场所减少，其动机可能想使集市与区公所数目相符”。
此句中括号内的内容，正是作者严谨性的说明，如此情况，此书中还有多处，在此不再一一说明。
三、内容的缺憾
本书是研究20世纪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一部力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作者力图进行历史溯源，但其基本材料仅是40年代的“满铁调查”，资料不够丰富，有些资料可靠性不强。
如：《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2省6县6个村庄的情况。
其次，作者提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巨变之一是西方入侵对乡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全书我们看不到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身影。
基督教被列入
“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类型，但是又定性为“复杂而特殊”的组织，而或许是因为作者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满铁编的《惯调》，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行为也被淡化。
再次，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
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
最后，本书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而书中，通体提到的都是“乡村”（如：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和公务；乡村政权结构等）的概念。
书名中的“华北农村”，用“华北乡村”来替代，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