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评述

本文作者主要从史料价值、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权力的文化网络”、客观地分析问题、比较法的运用等几方面对《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做了评述。

标签：华北农村；经纪统治；现代化建设

传统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研究著作也很多。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其中一部力作，有1996年版，2008年版和2010年版三个版本，本文采用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全书共分为八章：权力的文化网络；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华北地方政权的现代化建设；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及公务；乡村政权结构及其领袖；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组；国家政权的现代化与地方领导。本书主要以“沙井”、“冷水沟”、“吴店”、“侯家营”、“寺北柴”和“后夏寨”共6个村庄为例来分析国家政权是如何深入并干预村庄生活的。此书从文化视角、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华北农村社会进行研究，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颇具新意，值得我们研读。

一、文化视角的研究

史料价值高。《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研究村级结构的资料主要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简称“满铁”）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简称《惯调》），除《惯调》材料之外，作者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资料，并参考了日本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和当时社会学家西尼·甘布尔和杨懋春对华北乡村社会的有关描述。反映华北农村经济的两部主要著作是，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1890-1949》，以及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其主要资料也来自“满铁”调查。特别是黄宗智的书，用了相当篇幅来论述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并弥补其不足。

农民访谈资料的运用。本书采用了大量采访农民的资料，如在河北省邢台地区的水利管理组织这一章节中，关于水利组织的宗教仪式这一问题，作者通过与昌黎农民的对话，表现了普通农民的宇宙观。在研究华北地区的保护神——关帝时，作者关于土地爷与关帝有何异同这一问题，通过顺义县村民的回答来展现等。对国家权力的研究，作者主要依据中文资料，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财政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调查。全书的参考文献大都为第一手资料，且外文资料的运用，使本书史料价值较高。

综合多学科进行历史研究。在研究乡村社会的时候，作者认为，要理解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就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知识，以便对乡村社会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具体实践中，作者应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力图打通历

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而“权力的文化网络”则可以说是作者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结晶，借助这个概念，作者融合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对华北乡村一个个细腻而生动的个案进行分析，给我们展现了比其他历史作品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也增强了可读性。

二、“权利的文化网络”理论

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合了结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我们研究乡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念。

客观地分析问题。如“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特征中，既有权力的扩张，也有权力的瓦解和削弱；国家财政的增长，国民收入却不增加。如华北重要的关帝信仰，在共同的信仰框架下，大众将关帝视为万能之神：财神、救世神、守护神等等，而朝廷则力图将关帝儒家化和强调关帝深明大义、忠于朝廷，乡绅则希望借关帝的信仰，在朝廷和乡村都获利，不同的群体追求不同的利益。

比较法的运用。在华北宗族章节中，后夏村与寺北柴村对比，从而说明后夏村的族长不如寺北柴村族长有权威。在论及农民社会“开放”与“关闭”的问题时，施坚雅与黄宗智的看法则存在不同，施坚雅认为社会动荡时，农民社会为了保护自己，自我关闭起来，减少同外界的联系，而当秩序恢复之后，它又渐渐开放；黄宗智则认为，面对上述压力，不同存在做出不同的反应，要么更为团结和封闭，要么彻底分崩离析。除了村与村、人与人观点的对比外，还有中外的对比，如在论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时，作者强调“从比较中看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比较法的运用，能够深化我们对问题的认识。

除上述之外，作者的严谨性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体现。在本书第八章论及政权建设与商业征税时，作者提到：“为了便于征收（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日伪政权与1941年对市场体系进行了整顿，集市场所减少，其动机可能想使集市与区公所数目相符”。此句中括号内的内容，正是作者严谨性的说明，如此情况，此书中还有多处，在此不再一一说明。

三、内容的缺憾

本书是研究20世纪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的一部力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首先，作者力图进行历史溯源，但其基本材料仅是40年代的“满铁调查”，资料不够丰富，有些资料可靠性不强。如：《惯调》的大部分材料是采访农民的记录，有些农民所提供的材料自相矛盾、并不可靠，尽管这些调查覆盖了河北和山东的不少县，但资料的主要部分是关于2省6县6个村庄的情况。

其次，作者提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的巨变之一是西方入侵对乡村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但全书我们看不到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列强的身影。基督教被列入

“超出村界的自愿组织”类型，但是又定性为“复杂而特殊”的组织，而或许是因为作者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满铁编的《惯调》，日本在华北地区的侵略行为也被淡化。

再次，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

最后，本书为《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而书中，通体提到的都是“乡村”（如：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纪统治；宗族与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中的宗教、权力和公务；乡村政权结构等）的概念。书名中的“华北农村”，用“华北乡村”来替代，岂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