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观点集锦

回顾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发展-稳定”的周期律

吴晓波说：“我们对历史所有的困顿和好奇都来自于当代的好奇。”

纵观历史，中国统治者们在发展-稳定，放纵民间与加强集权间循环。中国四大利益集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它们的力量在此消彼长中的博弈；中国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制度，全民思想控制制度，社会精英控制制度，宏观经济制度这四大基本制度左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吴晓波逐一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变法。春秋时期，管仲变法和商鞅变法，这两次变法奠定了中国式改革思想的形成。西汉汉武帝变法加强中央集权，盐铁官营等措施打破枝强干弱的状态，后西汉末王莽变法，奉故改制。盛唐时民间繁荣，逐渐地方势力过度膨胀，导致安史之乱，随后中唐刘晏变法。十世纪，王安石进行了农耕时期最后一次整体配套的经济改革。鸦片战争后，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进行改革，仅图洋务而不改制，其间在民间资本大好的前提下又造成两次国进民退。二十世纪初，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全面瓦解时期，民间空前繁荣，1927年后宋子文孔祥熙开始变法重建统治阶级，虽最终在宏观经济领域全面失败，但其间造成了两次大的国进民退，中国开始进行金融管控。

建国后陈云改革实行计划经济，全面国进民退，从此中国再也没有自由的资本市场和有产阶级，经济活力全失，国贫民弱。1978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全面复兴经济，而“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也造就了一个极端功利主义的社会。八十年代的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紧紧围绕财政货币和土地，中央财政开源节流，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其结果是国有企业基本失败，老工业基地衰弱，支强干弱。1993年通货膨胀，1994年朱镕基开始改革，以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主导权为目标，从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变为体制内的改革，改革的主导权由地方上交中央，由民间还给政府。吴晓波认为朱镕基改革是王安石变法后最伟大的和最为深刻的整体配套改革，影响至今，其基本思路在中国依旧未变

面向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前瞻性思考

当今社会，地方政府和有产阶级权利缩小，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脉，民营企业边缘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通货膨胀，改革停滞，投机盛行，社会动荡，财政在不断消耗，为新政府制造了大的势能和困境。“我们到今天又走到了十字路口，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时候。”吴晓波先生说到。

由经济发展期到了利益调整期，四大基本制度的变革由控制要变为开放。当今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有三个流行性思路：“一步到位”，“重庆模式”，和维持九四变法的基本策略。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史的研究，吴晓波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研究中的启发。第一、统一文化是一切经济改革的前提；第二、自上而下的改革首要的突破口不是调整政府与民间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贵分配；恢复民间资本的活力，不是垄断行业的一次性瓦解，而是从金融产业的开放为突破口的渐进开放；第四、国有资本集团的改造，不可能以全民私有化为第一目标，而必须探索新的管理和利益分配模式；第五、避免改革动荡的关键在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第六、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不一定能保障经济改革成功，但是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的经济改革一定不能成功。

“虽然矛盾重重，但中国的改革有非常光芒的希望。”吴晓波这样表示。

中国的改革天时地利人和，中国还有15-20年的城市化建设，并且现在处于全球从信息革命到新能源和生命科学革命的产业革命酝酿期，此外，还有极大的民族热情。这三点给中国大概留下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

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90年以后，这个国家发生了比80年代更大的变化，这个国家从一个有文化理想的、愿意听尼采的国家变成一个完全的商业化的国家，也从全球第十二大经济体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他们那一代人也从青年步入中年。

“任何改革都有个时间窗口，现在我们已经听见了时间窗口关闭的声音。我们要在这二十年实现体制的转型，必须要拜托在座的各位，我们对中国的信心始终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

吴晓波老师为我们展望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十五到二十年关键期的前景，并提出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应利用大好时机，在二十年内完成社会体制的彻底转型。

中国的经济改革却是一种自底向上设计的改革，将改革的重心放在了轻工业和农业上（允许农民以市场价格出售农产品）。在沿海地

区设立一系列经济特区，进行进出口活动并吸引外来投资。乡镇企业与双轨价格体制逐步代替先前的国家计划的价格体制。厂长负责制给予国有企业的厂长或经理更大的权利，改革了的银行体制与财政政策为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

三农直通车综合报道：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

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

1950年代末，以“赶英超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点，而其主要标志正是经济总量。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

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一个企业家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及此意，它的完整表述是：“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80年代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

时至今天，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据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如果包括，我跟着喊，如果不包括，对不起，我反对。所以，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