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

总论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方剂学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2000多年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渐发展起来的。

它大致经历了萌芽、酝酿、形成、发展等四个历史时期。

寻察方剂学发展变化的轨迹，熟悉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对于学好方剂学是十分重要的。

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

一、萌芽时期（原始社会～周代）方剂的历史源远流长。

远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我们的祖先靠采集草木果实，捕猎禽兽充作饮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

相反，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缘故，原有的病痛却得到好转或痊愈。

因而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辩别和选择。

为了同疾病作斗争，经无数次的反复体验，集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口耳相传，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食用，才初步懂得了简单的药物知识。

“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

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使民知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的记述，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

至夏代，农业、手工业已有显著发展，从出土文物中发现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调器具已较精致，商代铜制的饮食器皿更为精巧，这就为修治和煎煮药物提供了条件。

据文献记载，商代的伊尹创制了汤药。

正如晋初皇甫谧《甲乙经·序》载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汤药的创制是民间用药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商代完成的用药经验的一项重大总结。

汤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它标志了方剂的诞生。

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但据《周礼》中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成汤液用于治病。

但当时也只是初步的，没有理法指导，只是对症治疗，作为方剂学这门学科来讲，也只不过是萌芽状态而已。

二、蕴酿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医与巫初步分业，加之春秋未叶文化学术发达，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方剂亦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创制了方剂理论和一定数量的方剂与剂型。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医方书籍，即《五十二病方》。

此书据考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剂著作。

《五十二病方》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方剂学成就，总数有280首，以内服及外用方剂为主。

从应用形式看，属对病或对症治疗，无理法指导，属方剂的低级阶段。

随后出现的《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略晚于《五十二病方》，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著作。

该书载方13方，剂型有汤、丸、膏、丹、饮、酒醴六种，并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等，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医药方书便逐渐增多。

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

这里的“经方”并非后世所谓仲景方的“经方”，而是广义的方剂类书箱。

这些“经方”虽均已佚失，但说明方剂在汉代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按病归类，编为专书。

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

书中共载方314首，其论理明畅，辨证精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垂范后世，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加之文化学术兴盛，医药事业发展，相继出现了葛洪、孙思邈、王涛、成无已、金元四大家、张景岳等对方剂有着卓越贡献的名家，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方剂学的形成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方剂学术资料的积累1.方剂数量激增：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载方不过375首，至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就载方7500首，宋代《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明代朱潇的《普济方》载方已达61739首，约相当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所载方剂的170余倍。

2.方剂书籍大量涌现：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著，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孙思邈于永徵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唐代又一方书巨著〈〈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书中载方6000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于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后由当时名医陈承、斐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圣剂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著，载方近20000首，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金人成无己著《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著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明代方剂首推朱箫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

方剂数量的激增和方书的大量涌现，为方剂学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典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方剂学内容大大丰富1.方剂种类及剂型增多：汉以前仅有经方，剂型也不过汤、丸、散、膏、丹、饮、酒醴等数种。

而这一时期由于孙思邈等前辈的努力，及张洁古、朱丹溪等大力提倡新方，使新的方剂不断涌现，此时不但有经方，而且有时方、单方、验方及急救方。

同时剂型地增加了锭剂、条剂、灸剂、熏剂、药露等。

2.治法理论得到充实：随着医方数量的增多和用方经验的积累，治法理论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展，金、元时期因学术争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完素的《伤寒直格》、《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有主火论、亢害承制论，阐述寒凉清热之法，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著《儒门是亲》，主张治病重在祛邪，不可畏攻而养病，详论攻下祛邪之法，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辩惑论》、《脾胃论》等，辨析补益脾胃之法，成为“补土派”的一代宗师；朱震亨著《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阐发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依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新的治法和代表方剂，丰富了治法内容。

（三）方剂分类的进步方剂的分类是在方剂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

方剂分类的进步也见证了方剂学的发展。

方剂的分类首推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

该书将所载方剂按52种病证分类，这一分类方法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方剂分类方法，该分类法有一定适用价值，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系统性不强，尚不十分理想。

继而《内经》提出“七方”说，将方剂按病情的缓急、病位的上下、方剂的大小奇偶分为七类，此分类方法对临床实际的指导意义尚存不足，后世鲜有采用者。

继唐代陈藏器将药物按功用归纳为十种之后，宋代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增一“剂”字，初步便有了“十剂”，其后金·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用作方剂的分类，至此“十剂”之说才正式确立。

此分类的方法所体现出按治法（功效）分类方剂的思想，较前切合实用，对于后世方剂分类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代张景岳的《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即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从而为后来更好地方剂分类法创造了良限条件。

（四）出现了将方剂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行研究的动向：随着方剂数量的增加和运用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书籍。

这一成就首见于金代成无已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该书首次运用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对《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配伍作用进行了分析，亦即有了方解，开创了专门研究方剂的先河，促使方剂学从临床各科中分化出来。

继之，方论著作大量涌现，如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明代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吴昆的《医方考》等，不但对所列方剂逐一写了方论，并对一些方剂的错讹、缺漏进行了考证，这些对阐明和研究方剂的证治机理及配伍作用，乃至临床疗效很有意义，对方剂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前贤的不断努力，尽管有关治法、制方理论等方剂学的基本理论还比较零散，未成系统，尚未使方剂完全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但方剂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诸如方剂数量的激增、内容的丰富充实、分类日趋合理、专门研究方剂的配伍理论的人员和书籍的大量涌现，使方剂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三、形成时期降至清代，方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使方剂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方剂学便逐步形成，其主要依据有：（一）治法与方剂丰富多彩，形成体系：自《内经》记载治法理论，奠定治法基础，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与提炼，逐渐形成体系。

至清代，温病学的发展，补充了清热滋阴诸法；程鹏程著《理瀹骈文》，丰富了中医外治法；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倡导活血化瘀之法，使治法丰富多彩。

程国彰在前贤治法理论的基础上，将治法概括为八法，是对治法系统性总结，治法体系便逐渐形成了清代众多医家创制新方，如吴鞠通治温病诸方，王清任活血化病之诸方，使方剂种类臻于完善。

（二）出现了方剂学专著：至清代已出现类似方剂学的专著，其代表作当推汪昂的《医方集解》和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两书。

汪昂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所选方剂按治法和病证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等二十二类，每类首列概说，叙述本法大意，适应范围，注意事项。

次列方名、组成、主治、煎服法与变化用法，并逐个写出方解论述组方意义，作用机理，使学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学专著。

惜其未列总论，美中不足，故后来吴仪洛著《成方切用》，在《医方集解》的基础上，除增添了一些新的方剂外，又将《内经》中有关制方的条文编为一篇，列在卷首，命为“制方总义”，相当于总论，弥补了不足，使全书有法有方，有总论各论，内容更加完善，这些均是将方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