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

总论

第一章方剂学发展简史

方剂学是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2000多年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完善，逐渐发展起来的。它大致经历了萌芽、酝酿、形成、发展等四个历史时期。寻察方剂学发展变化的轨迹，熟悉历代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方书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对于学好方剂学是十分重要的。兹以历史发展的前后为序，略述方剂学发展的简史。

一、萌芽时期（原始社会～周代）

方剂的历史源远流长。远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我们的祖先靠采集草木果实，捕猎禽兽充作饮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某种药效反应或中毒现象。相反，有时也正因为这些缘故，原有的病痛却得到好转或痊愈。因而人们懂得在觅食时有所辩别和选择。为了同疾病作斗争，经无数次的反复体验，集累了一定的经验教训，口耳相传，进而发展到有意识地进行食用，才初步懂得了简单的药物知识。“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使民知避就。当

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的记述，生动而形象地概括了药物知识萌芽的实践过程。

至夏代，农业、手工业已有显著发展，从出土文物中发现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调器具已较精致，商代铜制的饮食器皿更为精巧，这就为修治和煎煮药物提供了条件。据文献记载，商代的伊尹创制了汤药。正如晋初皇甫谧《甲乙经·序》载曰：“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汤药的创制是民间用药知识长期积累的结果，是商代完成的用药经验的一项重大总结。汤药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药物的疗效，它标志了方剂的诞生。方剂产生的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但据《周礼》中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成汤液用于治病。但当时也只是初步的，没有理法指导，只是对症治疗，作为方剂学这门学科来讲，也只不过是萌芽状态而已。

二、蕴酿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明代）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医与巫初步分业，加之春秋未叶文化学术发达，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使医学具备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知识，方剂亦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创制了方剂理论和一定数量的方剂与剂型。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医方书籍，即《五十二病方》。此书据考

证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方剂著作。《五十二病方》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方剂学成就，总数有280首，以内服及外用方剂为主。从应用形式看，属对病或对症治疗，无理法指导，属方剂的低级阶段。随后出现的《黄帝内经》，成书年代略晚于《五十二病方》，是一部祖国医学的理论性经典著作。该书载方13方，剂型有汤、丸、膏、丹、饮、酒醴六种，并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有关治则、治法、组方模式和因病而异灵活组方等，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

汉代，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医药方书便逐渐增多。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这里的“经方”并非后世所谓仲景方的“经方”，而是广义的方剂类书箱。这些“经方”虽均已佚失，但说明方剂在汉代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按病归类，编为专书。东汉末年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创造性地融理，法、方、药于一体，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书中共载方314首，其论理明畅，辨证精确，立法严谨，组方全面，用药精当，并对煎服法及服药后反应、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继承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其中凝聚着丰富的实践知识，是现存所见到的辨证论治的经典著作，垂范后世，对方剂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至明代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加之文化学术兴盛，医药事业发展，相继出现了葛洪、孙思邈、王涛、成无已、金元四大家、张景岳等对方剂有着卓越贡献的名家，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方剂学的形成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方剂学术资料的积累

1.方剂数量激增：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载方不过375首，至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就载方7500首，宋代《太平圣惠方》载方16834首，明代朱潇的《普济方》载方已达61739首，约相当于《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所载方剂的170余倍。

2.方剂书籍大量涌现：东晋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其方药多价贱易得，简便有效；南北朝时，齐永元元年（公元483年）龚庆宣撰《刘涓子鬼遗方》五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外科专著，有内服、外用方药140首；徐之才（南北朝北齐人）撰有〈〈药对〉〉，创药物分类法“十种”，为后来方剂归类开创了途径；孙思邈于永徵三年（公元652年）集唐以前医方撰成〈〈备急千金要方〉〉30卷，列论诸病，并及脉法、针灸，分232门，方5300

首，对唐以前的医学成就作了一定总结，许多医学资料赖以传世；唐代又一方书巨著〈〈外台秘要〉〉，是王焘撰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书中载方6000余首，为后世研究方剂提供了宝贵资料；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由政府主持，医官王怀隐、陈昭遇等编写的〈〈太平圣惠方〉〉，全书分一百卷，凡1670门，方16834首，是我国历史上由国家编写的第一部方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和剂局（设于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制售成药时的处方和制剂规范的总结，后由当时名医陈承、斐宗元、陈师文等进行了校正，即颁行全国诸药局，依方制售药剂，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药典；《圣剂总录》是继《太平圣惠方》之后的又一巨著，载方近20000首，是方剂文献的又一次总结；金人成无己著《伤寒药方明理论》，是方论专著之首创者，对推动后世论理方剂的发展，有一定贡献；明代方剂首推朱箫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是历史上最大的一部方书。方剂数量的激增和方书的大量涌现，为方剂学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典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方剂学内容大大丰富

1.方剂种类及剂型增多：汉以前仅有经方，剂型也不过汤、丸、散、膏、丹、饮、酒醴等数种。而这一时期由于孙思邈等前

辈的努力，及张洁古、朱丹溪等大力提倡新方，使新的方剂不断涌现，此时不但有经方，而且有时方、单方、验方及急救方。同时剂型地增加了锭剂、条剂、灸剂、熏剂、药露等。

2.治法理论得到充实：随着医方数量的增多和用方经验的积累，治法理论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发展，金、元时期因学术争鸣而形成的不同流派，就是很好的证明。刘完素的《伤寒直格》、《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及《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等，有主火论、亢害承制论，阐述寒凉清热之法，后世称为“寒凉派”；张从正著《儒门是亲》，主张治病重在祛邪，不可畏攻而养病，详论攻下祛邪之法，后世称为“攻下派”；李杲著有《内外伤辩惑论》、《脾胃论》等，辨析补益脾胃之法，成为“补土派”的一代宗师；朱震亨著《局方发挥》、《丹溪心法》等，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阐发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为“滋阴派”。金元四大家依据各自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新的治法和代表方剂，丰富了治法内容。

（三）方剂分类的进步

方剂的分类是在方剂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进行的。方剂分类的进步也见证了方剂学的发展。方剂的分类首推1973年底在湖南省长沙市马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该书将

所载方剂按52种病证分类，这一分类方法是最古老、最常用的方剂分类方法，该分类法有一定适用价值，对后世有一定影响，但系统性不强，尚不十分理想。继而《内经》提出“七方”说，将方剂按病情的缓急、病位的上下、方剂的大小奇偶分为七类，此分类方法对临床实际的指导意义尚存不足，后世鲜有采用者。继唐代陈藏器将药物按功用归纳为十种之后，宋代赵佶《圣济经》于每种之后增一“剂”字，初步便有了“十剂”，其后金·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中说：“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十剂是也”，用作方剂的分类，至此“十剂”之说才正式确立。此分类的方法所体现出按治法（功效）分类方剂的思想，较前切合实用，对于后世方剂分类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代张景岳的《古方八阵》、《新方八阵》即沿用了这一分类方法，从而为后来更好地方剂分类法创造了良限条件。

（四）出现了将方剂作为一门专业学科进行研究的动向：随着方剂数量的增加和运用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方剂配伍理论的书籍。这一成就首见于金代成无已的《伤寒明理论，·药方论》，该书首次运用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对《伤寒论》中20首方剂的配伍作用进行了分析，亦即有了方解，开创了专门研究方剂的先河，促使方剂学从临床各科中分化出来。继之，方论著作

大量涌现，如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明代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吴昆的《医方考》等，不但对所列方剂逐一写了方论，并对一些方剂的错讹、缺漏进行了考证，这些对阐明和研究方剂的证治机理及配伍作用，乃至临床疗效很有意义，对方剂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总之，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前贤的不断努力，尽管有关治法、制方理论等方剂学的基本理论还比较零散，未成系统，尚未使方剂完全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形成一门独立学科，但方剂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诸如方剂数量的激增、内容的丰富充实、分类日趋合理、专门研究方剂的配伍理论的人员和书籍的大量涌现，使方剂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三、形成时期

降至清代，方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使方剂脱离临床各科而自成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是方剂学便逐步形成，其主要依据有：

（一）治法与方剂丰富多彩，形成体系：自《内经》记载治法理论，奠定治法基础，经历代医家的不断补充与提炼，逐渐形成体系。至清代，温病学的发展，补充了清热滋阴诸法；程鹏程

著《理瀹骈文》，丰富了中医外治法；王清任的《医林改错》，倡导活血化瘀之法，使治法丰富多彩。程国彰在前贤治法理论的基础上，将治法概括为八法，是对治法系统性总结，治法体系便逐渐形成了清代众多医家创制新方，如吴鞠通治温病诸方，王清任活血化病之诸方，使方剂种类臻于完善。

（二）出现了方剂学专著：至清代已出现类似方剂学的专著，其代表作当推汪昂的《医方集解》和吴仪洛的《成方切用》两书。汪昂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所选方剂按治法和病证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等二十二类，每类首列概说，叙述本法大意，适应范围，注意事项。次列方名、组成、主治、煎服法与变化用法，并逐个写出方解论述组方意义，作用机理，使学者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是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方剂学专著。惜其未列总论，美中不足，故后来吴仪洛著《成方切用》，在《医方集解》的基础上，除增添了一些新的方剂外，又将《内经》中有关制方的条文编为一篇，列在卷首，命为“制方总义”，相当于总论，弥补了不足，使全书有法有方，有总论各论，内容更加完善，这些均是将方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

（三）制方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制方理论一般包涵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制方原理的阐释；二是制方原则与方法。至清代，罗

美的的《古今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子接的《降雪园古方选注》等专著，从不同角度对临床用方的证治机理、组方原理、加减宜忌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促进了方剂学制方理论的完善。在制方原则及方法方面，自《内经》提出君臣佐使之后，宋·许洪提出了具体的制方方法。至清代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另列“制方总义”，明确提出了制方的原则及方法，并使之更加完善、系统。

（四）方剂分类更加合理：清以前的分类多以功用（治法）、病证分类，至清代汪昂开创了新的分类方法，即以治法（攻效）分类为主，以病证分类为辅的综合分类法，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治法与方剂的内在本质联系，符合中医临床辨证方法遣药组方的一般规律，对于方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四、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广大中医工作者对方剂进行了收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人才培养：建立高等院校，并招收方剂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了一支专门从书方剂教育和研究的专业队伍，为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做出了贡献。

2、编写教材：编写出版了各种面向不同层次的《方剂学》教材与专著，使方剂学的概念与理论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

3、文献整理：点校或重印了大批古籍方书，编撰出版了载方近10万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

4、创制新方：创制了许多确有效验的新方，如清胰汤、兰尾清解汤、利尿排石汤、宫外孕方等。

5、改进剂型：方剂剂型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改进传统剂型，如汤剂改冲剂（小柴胡冲剂）、注射剂（生脉注射液）；丸剂改浸膏剂（如银翘解毒片）、注射剂（如清开灵注射液）等。其次是开发新剂型。如片剂、肌肉注射剂、静脉注射剂、粉针剂、大输液、滴丸、胶囊等。

6、现代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方剂的实验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目前，对方剂的研究正在进行新的探索，即从中医药学基本理论着手，采用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免疫学、化学等多学科密切配合和交叉渗透进行研究，以逐步做到用现代科学验证和阐明方剂的配伍规律和作用原理。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我们相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医方剂学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二章方剂与治法

第一节方剂与治法的关系

方剂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治法是在治疗原则指导下所确立的具体治疗措施，都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学习和研究方剂学对于方剂与治法的关系，应首先了解清楚。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们治病最初只知用简单的生药，而且纯系经验用药，谈不上方剂，更谈不上理法。及至殷商时代出现了汤剂，才有了方剂的雏形，但仍然没有理法。降至春秋战国，有了简单的方剂和诊治疾病的理论和方法，才开始有了治法。这些治法首先于《内经》，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

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等等。但这只是原则的记载，及至汉唐以后，由于医药文化进一步发展，治病经验日益丰富，方剂数量大大增加，医生为了从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大量的有效方剂中理出头绪，找出更好的治法来指导处方用药，将这些方剂和治病经验加以归纳、总结、提炼，上升成为理论，并用以指导处方用药，治法才逐渐得到深化、具体和丰富。如汉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提出了“脉浮者，病在表，当发汗”：“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唐代王冰结合临床实践提出：治“元阳之虚”要“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真阴之竭”应“壮水之主以制阴光。”宋代钱乙将冶法与脏腑联系起来，提出了五脏补泻法及其方剂等。由此可见，从方与法产生先后来看，是先有方，后有法，“方”是用药治病的产物，“法”是对医疗经验、方剂功效进一步归纳总结的结果，从有方无法到有方有法是一个重大的发展。

从辨证的角度来看，理论来源于实践，治法渊源于方剂。但当治法上升为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处方用药，统帅方剂，即所谓：“方从法出，以法统方。”使处方用药避免盲目性，增强自觉性。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方剂通过临床使用后又可检验治法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病情。而且治法只有通过方剂去付之

实践，才能使治法得到验证、改进和提高。因此，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辨证关系。否则，方离开法，就失去了依据、方向，就成了无源之水，陷入盲目的实践或拚凑。法离开方，就成了空洞的理论，就无从验证其是否正确。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以法统方，以方证法的辨证关系。

总之，方剂是治疗疾病的工具，治法是处方用药的指南，方剂体现治法，治法指导处方，二者不可分离。落实到临床医疗实际，应当是先立法后议方，而不能本末倒置。否则，若未立法，先拟方，凭主观想象去堆积药物，拚凑处方，必然是有药无方，疗效不佳。所以临床治病方可以不同，而法必须肯定。例如治疗一个脾虚挟湿，症见短气倦怠，食少便溏，脉虚无力，舌淡苔白而润的患者，可用四君子汤，亦可用参苓白术散，或可用异功散，但补气健脾祛湿这个治法总是固定不移的。然而，若不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作为处方用药的借鉴，单凭治法拚凑处方，也难免陷于“有法无方”的境地。因此学习方剂学，不仅要掌握治法，也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成方。

第二节常用治法

治法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得的病情资料，加以分析、综合、判断，确定证候之后所拟定的具体治疗措施。内容十分丰富。大的方面就有病因疗法（如祛风、祛寒、祛暑、泻火、润燥）；对症疗法（如止血、止痛、止咳、止泻）；脏腑疗法（如补肝、泻肝、疏肝、柔肝、暖肝、敛肝）。但最常用的还是清代医家程钟铃从高层次治疗大法的角度，根据历代医家对治法的归类总结出来的“八法”，正如他在《医学心悟》中所说：“论病之源，以内伤、外感四字括之。论病之情，则以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统之。而论治病之方，则又以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法尽之。”现将其内容，简介如下：

1.汗法汗法是通过开泄腠理、调畅营卫、宣发肺气、促进发汗等作用，使在表的外感六淫之邪随汗而解的一种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发汗解表、透邪外出、发越水气、宣通血脉等作用。适应于外感六淫之邪所致的表证，以及麻疹、疮疡、疟疾、痢疾、水肿在身半以上而具有寒热表证者。由于病邪有寒热之别，体质有虚实之异，故汗法又有辛温、辛凉、扶正解表的区别。在运用时应以外有表证者为宜，且不可汗之太过，以免造成变端。

2.吐法吐法是通过药物引起呕吐，使停留于咽喉、胸膈、胃脘部位的痰涎、宿食或毒物从口中吐出的一类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引而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涌吐痰涎、宿食、毒物的作用。适用于中风痰雍，宿食或毒物停留胃脘尚未离胃入肠，及痰涎雍盛之癫狂、喉痹等，属于病位居上、病势急暴、内蓄实邪、体质壮实之证。吐法易于伤耗正气，易致气血上逆，故体质虚弱、肝阳上亢、素患吐衄、妇人新产、孕妇等不宜使用。

3.下法下法是通过泻下、攻逐等作用，使停留于肠胃的宿食、燥屎、冷积、瘀血、痰结、水饮等从下窍而出，以祛邪除病的一类治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中满者，泻之于内；其下者，引而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泻下积滞、攻逐水饮、破瘀通经和逐痰催生等作用。适用于邪在肠胃而致大便不通、燥屎内结，或热结旁流，以及蓄血蓄水等形证俱实之证。由于病情有寒热，体质有虚实，故下法又有寒下、温下、润下、逐水、攻补兼施之别。下法以攻逐为特点，易伤正气，故临床应以有形实邪停留肠胃的里实证为宜，对于孕妇、产后、月经期及年老体弱者，均宜慎用。

4.和法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的方法，使半表半里之邪，

或脏腑、阴阳、表里失和之证得以解除的方法。和解是专治邪在半表半里的一种方法。至于调和之法，戴天章说：“寒热并用之谓和，补泻合剂之谓和，表里双解之谓和，平其亢厉之谓和”（《广温疫论》）。可见，和法具有祛除病邪、调整脏腑功能等作用。适用于邪犯少阳不和、肝脾不和、肠胃不和、气血不和等证。和法的分类较多，如和解少阳、调和肝脾、调和肠胃、疏肝和胃、分消上下等。若邪气不在半表半里，或病情单一，则不宜使用和法。

5.温法温法是通过温里祛寒的作用，以治疗里寒证的一种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温通经脉等作用。适用于中焦虚寒，亡阳厥逆，经脉寒凝等证。里寒证有部位浅深、程度轻重的差别，故温法又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和温经散寒的区别。《医学心悟》说：“温者，温其中也，脏受寒侵，必须温剂。”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寒证为准，若寒邪在表，则不宜使用。

6.清法清法是通过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清除里热之邪的一种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热者寒之”，“温者清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毒，清脏腑热，清虚热等作用。适用于热盛气分、热入营血、热盛成毒、虚热、脏腑热等多种热证。由于里热证有热在气分、营分、

血分、热雍成毒以及热在某一脏腑之分，因而清法又有清气分热、清营凉血、清热解毒、清脏腑热等不同。《医学心悟》说：“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因此，运用本法必须以里热证为准，忌用于里寒证，以免更伤阳气。

7.消法消法是通过消食导滞、行气活血、化痰利水、驱虫等方法，使气、血、痰、食、水、虫等渐积形成的有形之邪渐消缓散的一类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坚者削之”，“结者散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消食导滞、消症散结、化痰利水等作用。适用于饮食积滞内停、气滞血瘀、症瘕积聚、水湿内停、痰饮不化、疳积、虫积以及疮疡痈肿等病证。由于消法有克伐之性，故如正气不足者，当与补法结合运用，以使消不伤正。

8.补法补法是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以主治各种虚弱证候的一类治法。《素问》三部九候论说：“虚则补之”，“损者益之”之训是其理论依据。本法具有补益人体气、血、阴、阳之不足和扶正祛邪的作用。适用于气血阴阳不足所致的各种虚证及正虚有邪者。补法的具体内容甚多，既有补益气、血、阴、阳之不同，又有分补五脏的侧重，还有直接与间接补益之异。补法主要是扶助虚弱治疗虚证，运用时应注意虚证的实质、部位、程度、真假、气血阴阳之间的联系和脾胃功能，力求补虚不恋邪、补而不滞。

若身体不虚者不宜滥用。

从上述可见，“八法”各有自身的特点和适用范围，但临床见证往往是复杂多变，主次相兼，《伤寒论》所谓“合病”、“并病”，温病中所谓“气血两燔”、“卫气相兼”等即是其例。这就非一法所能尽治。因此，在具体运用时，应融汇贯通，灵活对待，必要时可数法合用，如汗法与清法，或温法、下法、补法结合使用。如此，方能衍化出更多的治法，适应复杂病证的需要。正如程钟铃《医学心悟》所谓：“一法之中，八法备焉，八法之中，百法备焉”。再者，“八法”只是治法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不能囊括所有治法，满足所有病证的需要。因此，学者除应灵活运用“八法”外，尚应不断地搜集整理其他治法，以备临床选用。

第三章方剂的分类

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在本学科发展到一定程度，内容十分丰富的情况下进行的。方剂的分类亦不例外，它是在方剂数量的增多、内容大大充实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在于将众多的方剂按不同要求加以分门别类，便于业医者执简驭繁，有条不紊的学习、

选用和研究方剂。

方剂的分类最早见于《内经》，其后金代成无已，明代张景岳，清代汪昂等，亦从不同角度作了分类，其分类方法不尽一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

一、按组成分类

以组成分类可以追溯至《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有：“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以及“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等。至金代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序》说：“制方之用，大、小、缓、急、奇、偶、复七方是也。”这才明确提出“七方”的名称，并将《内经》的“重”改为“复”。“七方”的实质，是以病邪的轻重，病位的上下，病势的缓急，病体的强弱作为制方的依据。所谓大方，是指药味多或药量大，以治邪盛病深，需用重剂治疗的方剂；小方是指药味少或药量小，以治邪轻病浅，需轻剂治疗的方剂；缓方是指药性缓和，气味较薄，用于一般慢性虚弱病证，需长期服用方能取效的方剂；急方是指药性峻猛，气味较厚，用于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