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历程与可持续发展

形成

人居环境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变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从被动地依赖自然到逐步地利用自然，再到主动地改造自然。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最初以采集和渔猎等简单劳动为谋生手段。为了不断获得天然食物，人类只能“逐水草而居”，居住地点既不固定，也不集中。为了利于迁徙，人类或栖身于可随时抛弃的天然洞穴，或栖身于地上陋室、树上窠巢，这些极简单的居处散布在一起，就组成了最原始的居民点。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获取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农耕与饲养，而且形成了从事不同专门劳动的人群：农民、牧人、猎人和渔夫。农业的出现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分工向人类提出了定居的要求，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乡村人居环境。

这种真正的人居环境最早出现于新石器中期，如我国仰韶文化的村庄遗址。随着生产工具、劳动技能的不断改进，劳动产品有了剩余，产生了私有制，推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劳动分工——手工业、商业与农牧业的分离。手工匠人和商人寻求适当的地点集中居住，以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于是，距今大约5500年前，以担负非农业经济活动为主的城镇应运而生。尼罗河下游的底比斯、孟菲斯，两河流域的伊立、巴比伦，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莫哼卓达罗，黄河流域的亳、殷、镐京等，就是世界上最早形成的城镇。

发展

作为人类栖息地，人居环境经历了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从次一级人工环境向高一级人工环境的发展演化过程，并仍将持续进行下去。就人居环境体系的层次结构而言，这个过程表现为：散居、村、镇、城市、城市带和城市群等。

人口规模的变化显示了人居环境规模演化的基本特征。这个演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的漫长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缓慢发展，不要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各种人居环境的规模基本上处于缓慢增长状态。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世界各国先后进入城镇化时期，城镇规模急剧扩大，而乡村规模相对稳定（某些地区甚至有所缩小），形成人口从乡村®小城镇®中等城市®大城市的向心移动模式。另外，随之兴起的第三产业以生产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等从多方面支持了城镇化，并进一步扩大了就业门路，赋予城镇新的吸引力。上世纪60年代以后，人居环境规模的演化进入第三个阶段。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的进程正处于上升时期，城镇人口，尤其是大城市人口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状态。1952年我国有大城市19个，1985年增加到52个，增加了1.74倍，大城市人口从3231万人增长到6941万人，增长了114.8%。在发达国家，这一阶段却出现了新趋向。由于人口的高度密集，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用地紧张的矛盾不断加剧，城镇化的速度已大大减缓，甚

至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减少、小城镇人口增加，市中心区人口减少、郊区人口增加的逆城市化现象。

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演化，其地域形态也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乡村地域形态的演化较简单，从零散分布的农舍到以中心建筑物或主要街道为线索布置的各类用地，就基本上完成了地域形态的演化过程。城镇地域形态的演化比较复杂。我国古代城镇基本上是以权力机构为中心的对称棋盘格形式，这与欧洲以教堂、宫殿或广场为中心展开布局的城镇同属原生城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不断成长扩大，东西方城市殊途同归，都趋于树木年轮一样的单核同心圆式城市。资本主义早期，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恶性膨胀，但城市仍固守原来的中心，地域的扩展从摊大饼式的漫溢发展转为沿交通线的蔓延，城市地域形态逐渐演化为单核多心放射环状。在近现代，为了克服城市病，人们设想以大城市郊区的“飞地”为新的成长核来分散中心城市的压力，从而出现了多核城市和星座式城镇群。人们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城市沿既定方向作极轴形扩展有很大优越性，于是产生了定向卫星城、带状城市和锁链状城镇群等。

城市化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是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简单说来，当代世界城市化有以下四个特点：

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195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29.2%，1980年上升到39.6%，增加10.4个百分点。预计2010年将达到51.8%，即在世界范围内，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超过居住在乡村中的人口。同时，从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数开始超过发达国家，到2020年两者之比将为3.5 : 1。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已构成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体。

大城市化趋势明显、大都市带出现当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城市化趋势明显，其后果不仅使人口和财富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出现了超级城市、巨城市、城市集聚区和大都市带等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

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战后，若干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一个全新的规模庞大的城乡人口流动的逆过程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郊区城市化。50年代后，由于特大城市人口激增，市区地价不断上涨，加上生活水平改善，人们追求低密度的独立住宅，以及汽车的广泛使用，交通网络设施的现代化等原因，郊区城市化进程加速。同时以住宅郊区化为先导，引发了市区各类职能部门纷纷郊区化的连锁反应。

70年代以来，一些大都市区人口外迁出现了新的动向，不仅中心市区人口继续外迁，郊区人口也向外迁移，人们迁向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整个大都市区出现了人口负增长，国外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逆城市化。逆城市化首先出现在英国，美国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稍晚。

面对经济结构老化，人口减少，美国东北部一些城市在80年代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开发市中心衰落区，以吸引年轻的专业人员回城居住，加上国内外移民的影响，1980—1984年间，就有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等7个城市在市域内实现人口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再城市化。

探索编辑

城市人居环境的不断变迁，引起了许多专业和社会人士对理想城市的探索和讨论。本节中选取了一些影响较大和较具典型性的理论予以介绍。

19世纪末产业的迅猛发展使城市恶性膨胀，居住条件的恶化成为压抑城市居民的巨大阴影。于是人们开始怀念旧式小城的安宁生活，发出了“回到自然中去”的呼声。在这种背景下，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想模式。该模式基本上属于单核同心圆状结构：6条干道自中心城向外延伸，地域的职能分化按同心圆层展开。中心区为一空旷的公园，既可作休憩用，也是公众集会的场所。四周是公共建筑群，布置行政、文化、娱乐等市级公共机构。外层是公园绿地带，再外层是商业区，开展零售、批发业务与商业展览等。商业区外层是宽阔的林荫大道，附近有学校、教堂、小型休憩场地等。花园式的住宅群布置在最外层，再向外就是广泛的永久性绿地，有森林、草地，也有农耕地。在《芝麻与百合花》一文中，霍华德表达了他的理想：“按照健康和伦理道德的要求，对现有房屋进行改建。建设新的坚固和美观的住宅。这些住宅在一定的环境中成组地组合，与周围环境完全协调。城墙把整个城市围起来，郊外不再有有害健康的贫困地带，城内有美观的、充满活力的街道，城外则是敞开的田野。城墙外面，有观赏花园和水果园组成的绿带，这样城市任何地点的居民都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来到这里呼吸新鲜的空气，身处于绿色环境之中，享受广阔的地平线，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田园城市是生活居住质量高度理想化的模式，虽然在实际上很难将其推广，但它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却相当深，在世界上许多城市的构筑方式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田园城市的影子。

格伦的理想城市本世纪初，因大城市过分膨胀，城市空间过度集中而导致住宅缺乏、交通阻塞、中心拥挤、建筑混乱、城市环境恶化等种种令人头疼和诅咒的“城市病”，1943年芬兰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发表了《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他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提出城市秩序的概念，认为城市如细胞一样是有机的，其肌理如同细胞的肌理，如果发展过快或过量，就会打乱系统有机秩序，因此要进行有机疏散。其精髓就是把城市无秩序的集中变为有秩序的分散，即避免“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而是把密集的城市区域分裂成一个个的集镇，形成“多核区域”，各区域相对独立，彼此之间以大片的绿化带或河流间隔，这样不仅充分且较均匀地分散了城市人口，减缓旧城区压力，而且充分利用了自然资源，使城市规划及建设融入了大自然中，与自然互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