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小说的叙事模式

石舒清小说的叙事模式

发表时间：2012-05-15T10:54:48.483Z 来源：《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4期供稿作者：姚方成

[导读] 表面看起来，“追寻死者”中时时刻刻横亘在每个人眼前的那条“路”，似乎总是那么遥遥无期。

姚方成（内蒙古阿拉善广播电视大学内蒙古阿拉善750306）

在石舒清作品的不同语境和氛围中，由死者而生者，由生者而死者，或者死者与生者两界混沌，在你我难辨的叙事里，小说的意图就此彰显。死亡叙事在石舒清那里形成了作家的一个专门的文学话题，石舒清的“死亡”既是主题结构，也是形式结构，而不是作为小说“结局”的一种结尾方式。也就是说，石舒清的“死亡”是小说本身，死的过程、死者对生者的心灵触及是他小说的全部内容。仔细分析石舒清的死亡主题，有以下几种叙事模式：

一、追寻死者

按照回族民间的说法，“死者”就是“老人家”——具有圣者的品性，是为信仰献出生命的人。不管生前他们的行为中含有怎样的性质，精神中的神性和虔诚性是这些人的一个核心的主体品质。所以这些信仰者的归属地——拱北（伊斯兰教领袖或圣徒的墓地），就成了众生们朝圣的地方。因此，在追寻过程中，“死者”是缺席的。一方面，缺席说明死者本来的神秘和不可言说，它不需要在场，人们需要的是死者精神的在场；另一方面，缺席是作家的发现，正因为精神的缺席，才值得人们去追寻，追寻本身成了生者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生者的面目、状态承担着石舒清小说的全部叙事。正是从这个角度，在追寻过程中的故事里，情节让位给了精神。故事简单，情节单纯，但精神价值却异常充盈。如《节日》中，环环常年在外面跑生意，家境因此也就比一般庄稼人宽余些。问题是，精神的恐慌几乎是与物质的富裕同时相伴而生的。环环媳妇最为担心的，就是怕常年出门在外的丈夫做下什么“歹事”，这在环环媳妇看来是不得了的事情，尤其每当环环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时，似乎更证明了环环媳妇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丈夫在外面是不是真有什么“歹事”，仅仅起源于阿訇的一句告诫：你们的丈夫做歹事的，你们贤惠的女人要劝他们。环环有没有做“歹事”，环环媳妇也只是一种莫名奇妙的心理推测，她是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的。想要替丈夫赎罪，究竟怎样赎罪，环环媳妇心里还是比较茫然的，毕竟还只是一种担心。真正促使自己下决心向拱北举念一只羯羊羔的是她自己。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给80岁的尤努斯奶奶剪鞋样儿，无意中看见了老奶奶一对不同凡响的银镯。“环环媳妇从来没见过那么沉的银镯，而且饰花很美很神秘，有着一种浓郁的时间感和宗教气息。”“老人把手镯套在手腕上，那样的手腕戴着这样的一对银镯让人觉得可怕。那已经完全像是一种饱含着内力的比喻和暗示。环环媳妇突然害怕起自己来。她怕自己禁不住，突然扭住这一对衰朽不堪的胳膊，抢了银镯就走。这想法来得悄然，却显得惊心动魄。”被转述的这些内容在全篇占1/3不到的比例，但已经包含了小说的全部要素：故事、情节、可能的结局。剩下的就是环环媳妇牵着羯羊到石头山上的拱北赎罪的过程。石舒清叙述路上的环环媳妇，叙事时间是静止的，一句话，追寻死者。石舒清的用心在追寻者的“路上状态”，而不在于“到达”的结果。

二、见证死者

表面看起来，“追寻死者”中时时刻刻横亘在每个人眼前的那条“路”，似乎总是那么遥遥无期。甚或就是我们熟悉却又隔膜着的此岸、彼岸，这个需要用内心的律令来丈量的长度，也似乎正吻合于宗教气息。其实不然，被追寻者的缺席与否，在石舒清的死亡叙事里并不必然导致他价值天平的倾斜，反而前者显得异常邈远，也有几分虚幻。对于生命的尊重，人有无心灵的质量，部分地取决于对身边生灵的态度。见证普通死者，我认为是石舒清追寻死者的一次位移，本质上他并没有离开对个人神性的诉求，实际上这个“神性”已经被民间化，也就是从“圣者的死”到“普通的死”，石舒清一步步在取消他所依赖的本民族——回族的宗教体验。宗教西海固因让位给了价值西海固，那些被石舒清一次次逼视过的普通死者的面颜，在石舒清小说里实际上只是一个个受到尊重或者被忽略了的生命。对死者表情的透视是对活人（活者）世界不宁静、不安详或者说极度张狂、极度浮躁、声音的暗哑、心灵的闭抑、生命的漠视的书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失语者的关注、对孤独者的抚慰、对弱势者的体恤，构成了石舒清如此钟情于“死亡”的直接原因。这些普通的死者，或者是替人赎罪的举念物——牛（《清水里的刀子》），或者是不谙世事的一只早夭的羔羊（《羊的故事》），或者是无声无息却一生洁净的农村妇女（《红花绿叶》），或者是被世俗社会抛弃的“出家人”（《疙瘩山》），或者是继续煎熬在俗世中的“失语者”（《声音》）……生命的身份可能不一样，他们的死无疑都是干净的，所以死者洁净、脱俗、清秀、美丽、清癯黄亮、“颜面如生”，才有资格成为“世人的最后一面镜子”。

三、他者讲述的死者

面对他者讲述的死者，石舒清的笔调是冷峻而凌厉的，他的感情也是节省而粗蛮的，叙述人、聆听者、讲述者（知情者）取同一语调，简单到几斧头、抛几块石头、“会会他”就结束了。在石舒清的价值世界里，“死”无疑是对这类死者的惩罚，但“死”分明又是过量的：蒙面人用斧头杀死了自己朝三暮四、见利思迁的婆姨，但他必须以蒙面和流浪了却余生，这等于取消了死者死的方式；父亲柳进义用石块砸死了偷食邻村豆角的儿子，他自己却成了疯子……

通过简单梳理，石舒清文学作品中死亡叙事深刻的一面，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样，它既深挖了西海固回族民众中宗教性的一面，宗教性却并不剥离日常生活及人物自身的丰富性。放大了看，“我”或“我”的亲属，“我”的邻人以及“我”，可以便利地进入到人物的宗教仪式、精神性，这是石舒清死亡叙事的一个普遍性特点。由文学界公认的“死亡叙事”来看，他表现出来的小说才华一般是内敛的、灵魂拷问式的，这种才能更适合于写生活的微末、内心的微澜。但在《清水里的刀子》之后，石舒清转身离开“死亡叙事”进入“日常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