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如何成为胡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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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如何成为胡适(中)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众所周知的孟子励志语,胡适好像是其另类执行者:孟子侧重外在打击和历练,胡适强调自我发展和塑造。我觉得,从十五岁起,胡适就大致设计出了未来的知识分子人生,随后他有条不紊,朝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行,悠然扎营,以“吾道一以贯之”、“‘今日之我’从不与‘昨日之我’挑战”的方式,成就了自己“民主男神”(唐德刚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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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三岁丧父,童年飘零,但父亲胡铁花留给儿子的精神遗产,仍属丰厚。在父亲回忆录里,胡适读到北宋大儒张载(世称“横渠先生”)的名言:“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如醍醐灌顶,终身受用。——胡适一旦接受了什么,通常都是“一百年不动摇”的。

以张载奉祀孔庙的显赫身份,意外的是,这句令少年胡适一见倾心的治学心经,竟无人知晓,好像偌大中国唯有胡适一人对它啧啧称道。唐德刚自是饱学之士,又曾面聆胡适说出这句名言,却茫然不知所自,遍寻无着后,怀疑“或出宋儒其他语录”。王元化再接再厉,终于在张载《经学理窟·义理》中觅得出处(“观书者释己之疑,明至之未逮,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遂证“胡适所记不误”。两位学者的态度固然可敬,但他们的努力只是证明了胡适的“别具只眼”:胡适奉为座右铭的这句话,曾长期遭到其他学者的忽视。

忽视“不疑处有疑”的其他学者,对张载另一句靓语往往刻骨铭心,即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的那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包括生活在当代、思维方式滞留往昔者——遇到这类华丽豪迈语,容易丧失分析力,输心折服,膝盖痒痒地显出“崇拜和倾倒的肌肉特别发达”(俾斯麦语)的模样。倒是胡适,本着“不疑处有疑”的精神,对它反感。据胡颂平记载:

(胡适)先生又说:“前几天,高平子的孙儿来,他引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句空洞的话。我问他:‘怎么叫“为天地立心”?你解说给我听。’我对他说:‘你的祖父是学天文的,你不应该再引这些不可解的话。’”

一进一出,一拒一纳之间,适见出胡适的另类和“异量”。

一句兼具辉煌和不着边际特点的语录体格言,会给引用者增加道德筹码,降低乃至卸除其质疑责任,在偏爱瑰伟词藻者眼里,似乎谁放弃引用,谁就明摆着吃亏。当你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必担心有人质疑你表述的可靠性,谁都知道那是修辞性夸饰;叫君王“万岁”也比“百岁”“千岁”来得安全,尽管“百岁”已经够意思了,中国历史上还不曾出现过长命百岁的君王。但“为天地立心”和“为万世开太平”不然,它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实质是强调知识分子使命,而使命与梦想不同,唯有具备可行性才有捍卫和履践价值。劈头盖脸就是“天地”、“万世”和“天下”,等于把使命嫁接成梦想,把语言魔化为喃喃作法的旌旗。钱锺书曾归纳“文词有虚而非伪、诚而不实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如属“虚而非伪”,“为天地立心”即属“诚而不实”,我们不必质疑张载的坦诚,但他的号召未能踩实大地,无法内在地恢宏知识分子使命——整天以“为天地立心”来自我鞭策,不可避免地会滑向颠狂梦呓。所以,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老旧知识人热衷引用它,严守知识分子言论本分、心底默念着“拿证据来”的胡适则断然排斥。

经胡适铭记并向国人郑重推出的名言还有不少,据余英时考证,得到国人一致认同的原则“实事求是”,也是胡适率先推荐给国人的,在胡适介绍之前,这个伟大的汉字组合曾沉睡在汉语的海底,无人问津。助推了大陆改革开放的著名口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与胡适也有隐伏关联,胡适不止一次说过:“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华美的格言,由于好为人师者总是多于从善如流者,我们甚至生活在格言过盛的时代。因此,你将什么话牢记在心,多半意味着你是何等样人。胡适镂刻心版的那些简明原则和方法,多不曾藏匿在孤本僻典里,而是像“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那样,属于“吾与子所共适”。考察胡适“民主男神”的发韧史,国文教员杨千里当年在他作文稿本上题了“言论自由”四个字,也许算得上“第一推动”,那毕竟是1905年,中国尚在大清朝,胡适只有十五岁。胡适另两句终身信奉的格言,即“拿证据来”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前一句如唐德刚所说:“胡博士读《天演论》也有独到的心得。赫胥黎叫了一声‘拿证据来!’胡适一听,大有道理,因而也跟着大叫——自北大红楼一直叫到台北大礼堂,叫到死为止!”后一句话更是当年欧美知识界的集体认知,胡适又是从大众工具书《大英百科全书》里偶然翻到的,乍闻之下,如遭电击,从此念兹在兹,“叫到死为止!”

说到“拿证据来”,这本是人类的理性本能,初听并无卓颖之处。王安石曾坚信“鼠实无牙”,有人遂“捕一鼠”和他对质,柏拉图给人类下了“无羽毛之两足动物”的定义,有人就“拿着一只拔了毛的鸡向柏拉图去质问”,但胡适的倡议结合了现代科学方法,非比等闲,故一经“大叫”,在老大中国顿时产生巨大的方法示范回响。

胡适俨然拥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血缘,他的阐述和论证方式,易令西方学者感到可亲可信,他们会从胡适的文字里嗅出同道气息。我们提到过罗素对他的评价:“(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据江勇振介绍,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眼里的“胡适虽然形体上是中国人的样子,他根本上等于就是西方人”。另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胡适写起英文来,行文立论根本就是美国人的思维”。——尽管,胡适也有着不凡的国学根基和兴味,胡适夫人江冬秀的日常消遣是打麻将(胡适偶尔也打两圈),胡适的日常消遣则是写点考据文字,那是他无法隐去的中国印记。

在长文《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余英时提到胡适和王国维的一次谈话,时为1923年12月16日。胡适在日记里写道:

从访王静庵先生,谈了一点多钟。……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也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胡适缺乏王国维“兼通世界之学术”的大师抱负,误会了“静庵先生”的提问方向。实情恐怕是:追踪欧陆最新学术发展的王国维,留意到当年在西方“髦得合时”的弗洛伊德学说,试图从中国传统典籍里找到弗氏“俄底浦斯情结”(以“恋母弑父”为主题)的对应物,以作进一步推敲验证。王国维不曾留学欧美,他以为在美留学多年的胡适博士对此显学定然不陌生,故甫一见面,即不耻下问。谁知仅仅读过些古希腊悲剧、对西洋最新学科发展殊少关注的胡博士,摸不着头脑,“只能漫应之。”(余英时语)

金岳霖说:“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刘文典说:“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西洋史学亦非胡先生之所长。”夏志清说:“胡先生返国以后,早无意追逐西洋文学的现代潮流,现代西洋文学批评他也一窍不通。”……胡适年少成名,且很早拥有了领袖群伦的学术地位,但不管说到哪一门具体学科,哪一项学术论述或文学创作,他好像都难称翘楚,与自己学生相比也未见优势。胡适留学美国时,曾招待当年知名教育家马君武“在宿舍里住了五天”,他在日记里如此评论这位学界前辈: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中国重望,大有可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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