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解放初“潜伏”的台湾地下党

?潜伏”的台湾地下党—— 历史背景
甲午战争以后台湾沦落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日本统治台湾的半世纪中，台湾知识青年在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下，亦曾发展出左翼的力量，并且在殖民背景下成立隶属于日本共产党的台共组织，不过当时日本政府毕竟军事机器强大，社会统制又相当严密。对日益兴起的左翼萌芽，日本政府很快采取强硬措施全面镇压，台湾早期共产党顷刻被扼杀在襁褓中。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从将来解决台湾问题考虑，计划先行派遣了一批台湾籍干部返台。这些人长年流落在外，随大陆共产党参与革命工作，与家乡族人已相当隔阂，对台湾在日本殖民化下的特殊社会状况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台湾分支，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启动的。

—— 侦破过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派台籍干部蔡孝干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9月，蔡孝干由延安出发，12月至江苏华东局学习、筹备。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潜入基隆、台北。1946年7月蔡孝干进入台湾，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由蔡本人任书记，并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组织。这种一手遮天的组织形式，为后来一击即溃，全军覆灭的悲剧埋下伏笔。
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省工委初期的工作只能联系旧台共份子，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以及拉拢抗日知识菁英。总体而言，省工委发展最成功的新生力量仍是高等校院的知识菁英，而对于在大陆已成为共产党中坚力量的工农群众，在台湾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也就是说，直到1947年，台湾共产党依然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中共中央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沉崇事件，在台北发动议场大规模的反美示威。不过一个月以后的“二二八事件”突然卷起全岛性的民变，让反美示威无法继续下去。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翌日触发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动、示威、罢工和罢市。同日，居民包围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抗议，遭驻署的卫兵攻击，从此该事件由请愿转变而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并触发由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所累积的省籍、族群冲突。抗争与冲突在数日内蔓延全台湾，最终导致国军部队镇压，死伤过万人。
面对民怨突发的意外事变，台湾共产党本可以抓住机会，迅速站出来组织和领导，以便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可，将形势向有利的方向引导。可是省工委却采取

茫然不知所措，采取静观其变的政策，只有个别的党员如谢雪红和张志忠投身领导群众抗争，没有形成有力一致的拳头。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部份积怨人事参加共产党，使中共在台党员人数激增一倍，发为近九百人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对外产生了轻敌思想，内部却鱼龙混杂，危险步步逼近了。
反过来，就全国战场看，1949年国民党的确彻底溃败，不过到台湾的却是其最忠心的干部，凝聚力与组织力反而增强，这种情况如同当年北撤延安的中共党人一样，人虽然变少了，但组织意志反而提高了。残留台湾的特务情况更为特殊，他们很多家里被清算、同事、朋友被杀害，是带着血仇咬牙工作的，也有的是在我党内部受到压制、排挤和陷害而投身敌营的，由于敌我身份调换，他们对过去同志作业惯性十分熟悉，常有工作上的巨大斩获。原共产党谷正文就是这么个人物，他1931年入党，曾经在山西率领过一支革命游击队伍，还曾经筹备组建红军第２６军。后来在北京与戴笠一席密谈后，心生崇拜，遂叛变投敌，成为共产党的克星。（后来谷正文成为台湾的绝对干将，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其一手策划，晚年还报料邓丽君是国民党特务，随后中风，活到97岁）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谷正文干员由“光明案”与“基隆市工委会支部案”中获得线索，先将陈泽民逮捕，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29日将蔡孝干逮捕。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蔡孝干在短短一周内就彻底变心，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人被逮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其中败露的最大案件，要数吴石一案。1950年2月4日，华东局派女情报员朱谌之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手中得到情报，并在其安排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欲搭船前往解放军掌握的上海。由于朱谌之来台时违规曾向蔡孝干报告了与吴石工作状况，招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吴石直属华东局，是战略特务，本来与蔡孝干领导的地方势力分属两个体系）。国民党得知此重大状况，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同时立刻控制了吴石。由于吴石的官阶很高，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是一时轰动的大案。此案最后枪决了六人，包括吴石、朱谌之以及吴石所安插的高级军官陈宝仓、聂曦、王正均、林志森等人，其余则判5年至10年不等。
至1950年末，台湾共产党及进步人事已被绞杀千余人，一场血雨腥风，革命人士几

乎荡然无存。
1950年6月1日，蔡孝干在国民党的安排下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并在《中央电台》做出广播，对仍在台湾活动的地下党人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他说：
“我是蔡孝干，也就是蔡干，在中共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也是中共极少数的台湾高级干部之一。今日中共许多党的老干部，不是我熟悉的朋友，就是我当年共患难生死的同伴。。。我曾经是苏区时代的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公里长征，也曾是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长。后来调任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的敌工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党在台湾的实际负责人。但是。。。”
据龚德柏《蒋介石黑狱亲历记》指出：1950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后蔡孝干最后“自新”，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龚德柏认为蔡孝干是“台共四大金刚”最无用、最无志之人。他在南所时，即曾大呼与其有染的姨妹马文娟，后来主审人谷正文即将马文娟送进蔡房中以供寻旧欢，在使马投降，之后经马操纵，蔡孝干也就投降了。
蔡被逮捕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解放军已经逐步向福建集结，战斗力如日中天，国民党党政军要人面对溃退之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此时作为中共台湾地区最高长官，竟为一情妇而卑鄙投敌，真是人心难料啊！（不过《潜伏》的孙红雷也是被左蓝色诱，一步步走上不回路的）
此后蔡孝干深居简出，继续从事反共工作，据说蔡孝干后任台湾安全部门少将参议副主任，1982年病故。
1950年后，韩战爆发，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在台湾和大陆中间画出一条线来，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破灭了。
1950年6月开始，一批批的被捕不屈的地下党人和左派青年被快速、残酷地处决，亲属们吓得不敢领尸，草草埋在台北近郊的六张犁公墓的小角落，40余年过去，当地已成无人问津的一片乱草荒山。
二二八事变中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谢雪红在起义失败后，转赴上海、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参与发起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且担任主席。开国大典时，她正站在毛主席身后。
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特务嫌疑，受到严重摧残。谢雪红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批斗谢雪红犯下“四大罪行”其中一项罪状是，“共产党叛徒，228的逃兵”。　
1970年11月5日，谢雪红因患肺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她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医院的走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