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客观原因、基础条件.

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客观原因、基础条件

的再探索

王洪春

一、理论依据

社会保障制度在当今世界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的思考和系统的总结、归纳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客观原因，以便更好的研究社会保障理论，推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一）福利国家理论和福利经济学

福利国家理论、福利经济学理论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直接的、最有力的理论依据。正是在这二者的影响下，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有了飞速的发展。

据考查，福利国家的思想萌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出现了（参见下文），但是，英文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出现的较晚，并且是来源于德文的Wohlfahrasstaat。这一词是德国右翼批评家用来形容192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魏玛共和国的，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

此后，该词最早是牛津大学教授齐默恩（Zimmern）经济学家乔治·舒斯特爵士（Sir George Schuster）译成英文，他还特意说明：“我用‘福利’国家一词，是淡化‘强权’国家独裁者的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表明他们自己也要为其人民创造福利”。

再往后，福利国家的思想又被英国英格兰东南部的坎特伯雷市的大主教威廉·邓普（William Temple）所利用，并因他在1941年出版的《公民与教民》（Citizen and Churchman，也有人翻译为《公民与教徒》）一书使用“福利国家”而得到普及。他依据welfare 和warfare 在字形和读音的相似之处，巧妙而生动地提出，应该由welfare state （福利国家）来代替纳粹德国式的warfare state（战争国家）。这位大主教说：德国是一个warfare state，我们要用welfare state代替warfare state。（Bob Holman Saturday，June 30, 2001）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国内许多学者在谈到福利国家论和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论贡献时，往往不加区别的把这二者混为一团，实际上，福利国家理论与福利经济学有共同点，有联系，也有区别，它们的理论贡献也有所侧重。

主要共同点：第一，它们都主张建立一种能够更好地提高人们福利的制度，尤其是提高和保障低收入人口群体的福利。第二，国家应当承担起提高公民福利的责任。

主要联系：福利国家论与福利经济学互相影响。首先，作为福利经济学的鼻祖——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国改良主义经济学家（Hobson，John Atkingsin，1858～1940）的“最大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李珍，2001：PP.66～67）。而霍布森的经济思想主要是福利国家思想，不是福利经济学思想。其次，福利经济学的出现，又反过来为后来的福利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的形成，为福利国家的真正建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主要区别：

第一，在提出的时间上有区别。福利国家的思想的出现可能要比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早一些。过去，人们一般认为，福利国家理论是19世纪前期的德国历史学派提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早在18世纪后期，德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1717～1771，也有人认为是1720～1771）对福利国家论作出开拓型的贡献。他以在18世纪中叶的“官房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而闻名，尤斯蒂的著作很多，有的学者认为尤斯蒂是那个时代使用任何语言的学者当中最多产的学者，他共出版了67本书、撰写和主编

了7种期刊，有8本书被用5种文字（法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俄文和英文）共出版了13次。他在《国家权力和福利的基础或公共政策学总论》（两卷本，1760～1761年版）中就提出“福利国家”思想，他认为封建君主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应当是为了普遍臣民的利益。有的西方学者根据这本专著认为，他还是公共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Erik S. Reinert）。他在《国民经济的国家控制部分》（1755年，1756年）中，详细论述了统治者应当如何治理它们的国土，以保证“国家的幸福”和人口的昌盛（约翰·伊特韦尔等：第二卷：P.1116）。1762年左右，尤斯蒂得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召见，尤斯蒂也表示了忠心。关于尤斯蒂对福利国家论的贡献，我们可以看一下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对这本书的评价：“尤斯蒂讨论的题目，无论是从其历史特征来看还是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德国历史学家的所谓‘福利国家’”，并且，“尤斯蒂是保险制的热烈拥护者”（1991：P.260）。无怪熊彼特在评价尤斯蒂的经济思想时，是用这样一个小标题表示的：“尤斯蒂：福利国家”（1991：P.259）。

此后，福利国家理论不断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三点：第一，福利国家理论不断从德国向其它国家渗透，得到了一些国家的官方和学者的认同和重视。第二，福利国家理论开始与经济学结合。第三，福利国家理论又与功利主义理论结合。例如，18世纪的意大利人，“他们的著作承袭了前面用卡拉法和尤斯蒂的例子说明的那种传统。这些著作所提出来的是福利经济学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的福利概念，融合了经院学者的所谓‘公共利益’和功利主义者的所谓‘幸福’。虽然他们在积极进行实地考察和了解实际问题方面没有超过德国人”（熊彼特：P.268）。熊彼特对这个时代的两个意大利人物的评价也许可以更进一步说明福利国家理论的发展及其与功利主义理论的结合：朱塞佩·帕尔米里·迪·马蒂纳偌（1721～1794？年）是行政官和学者，“读一读他的《对那不勒斯王国福利的考察》（1787年），或他的《……经济思想》（1789年），或他的《论国家的财富》（1792年），也许可以最好地了解十八世纪顾问行政官的福利经济学”（熊彼特：P.269）。安东尼奥·吉偌维西（1712～1769年）是一位纯学者，他在1756年出版了《国民经济学教程》，熊彼特认为，“在该书出版以前，还没有谁如此全面地论述过那个时代所孕育的功利主义福利经济学”（熊彼特：P.269）功利主义理论本来就蕴藏着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并且功利主义思想可以追溯的更早：14世纪，“在经院学者的所谓应用经济学中，核心概念仍然是支配经济社会学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在独特的功利主义气氛中构想出来的，指的是个人经济欲望的满足”。“这种公共利益与现代福利经济学例如皮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概念是完全相同的东西”（熊彼特：P.152）。但是，“功利主义”这个词却是英国的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提出来的（熊彼特：P.203），“功利主义”这个词晚于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早于福利经济学的提出。所以，功利主义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依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福利经济学的命题从未使那些不相信功利主义的人信服”（熊彼特：P.206）。

到了19世纪末，德国的新历史学派的“讲坛社会主义”和右翼社会党人进一步提出福利国家的政策：国家除了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安全之外，还有“文化和福利的目的”，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促进文化、改善公共卫生、保护老幼病残等社会目标。他们甚至把俾斯麦为压制德国工人运动而实行的一些劳动立法，吹捧为旨在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主义”政策。（许涤新，1980 ：《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第550页）20世纪初，以英国韦伯夫妇（Sidney James Webb,1859～1947；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为首的费边主义者(或者费边社、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ety，Fabian Socialism)提出的福利国家方面的对策，如对老弱病残、儿童和失业者提供社会保障，以代替“济贫法”，后来被称为“福利国家概念和政策的最初的充分的制定者”。费边主义的这种思想逐步在社会产生影响，甚至英国工党也接受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把实现社会福利作为自己的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