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个体化的风险：女性自我认同危机与生活困境

强制个体化的风险：女性自我认同危机与生活困境贝克和吉登斯在现代化理论中对个体化风险都有所阐述，前者论述了个体化带来的客观领域的生活境况，后者阐述了主观领域的自我认同。

本文通过梳理个体化理论探索女性在高度现代性下的自我认同危机和生活困境。

全球化观念与地区生活、分裂与联合、无力感与占有、权威与不确定性、个体化与商品化这一系列两难困境影响了女性自我认同的构建。

而存在于婚姻、教育与工作中的诸多矛盾加深了女性自我认同的危机。

女性的生活境况处于“不再”与“尚未”之间的尴尬地位——虽然教育机会是平等的，但社会并没有给她们同样的就业机会;妇女从婚姻供养中摆脱出来，却不能自由地通过在家庭外的工作获得自主生活。

标签：个体化;自我认同;风险社会;女性困境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通过研究个人生活的变化丰富了现代性理论，论述了现代性的诸多后果在外延性的两极上表现为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和个人素质的改变。

乌尔里希·贝克通过《风险社会》和《个体化》阐述了其风险社会理论的两个主题：“风险主题”与“个体化主题”。

对于现代性的发展是否超越自身这一问题，贝克与吉登斯有着相同的立场，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远未完结的过程。

自反性成为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现代性社会的动力机制，“风险社会”“个体化”和“多维全球化”代表着现代化动力的极端形态，同时也是第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本文关注的焦点并非吉登斯的现代性框架或是贝克的风险社会思想体系，而是想从他们的研究中，理解“高度”现代性社会中的女性自我认同危机和生活困境。

个体化过程影响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女性不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变化也最为明显。

不同于男性以独立姿态存在于传统社会中，女性常依附于父亲、丈夫或是子女，为他人为家庭而活。

因而，高度现代性社会中的强制个体化——为自己而活，无疑会给女性带来剧烈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和影响无论是在自我认同的主观领域还是在生活境况的客观领域都是男性无法达到的。

不可否认，女性自我认同与生活境况是“高度”现代性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同样，对女性自我认同危机和生活困境的理解与分析有助于了解风险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化风险。

一、个体化斯科特拉什强调个体化的非线性，包含在第二现代性中的是一种流动逻辑。

贝克在《个体化》一书中阐述的个体主义，则是第二现代性现象，亦即自反性现代化现象。

第一现代性下的个体是反思性的，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则是自反性的。

反思是通过某种方式把客体纳入知识主体，这就假定了一种二元科学态度，认为主体和知识对象分属不同领域，并假定存在必然性和确定性知识。

自反性更多牵涉自反作用而非反思，其特点在于不确定性与紧迫性，它所应对的是一个快速运行、决策的世界。

家庭、工会、福利国家等首先出现的是失范性、去组织化，然后又出现新的常态化过程，这个常态化过程是对反常状态的制度化，被制度化的不是常态而是例外状态。

第二现代性的常态性混乱，既是由非线性系统来调节，也是由强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来调节。

对鲍曼来说，“个体化”在于把人们从“承受者”转变为“责任者”，使行动者承担执行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

现代性用强制性、义务性的社会地位自决取代了社会地位的被决。

然而个体化却是不可选择之事。

命定的个体性和作为自决实践能力的个体性之间存在裂缝愈发扩大。

贝克认为个体化逐渐成为第二现代性社会自身的社会结构，是“制度性的个人主义”，强调了个体化进程的四项基本特征：一是去传统化;二是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三是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四是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

强调对中国个体化进程的研究应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注意区分应用前提的差异，并从中国个体化路径的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和情况中，获得丰富的经验和概念资源来解构或重构个体化模式，完善个体化理论。

二、自我认同现代性的三大动力机制是时空分离机制、社会制度的抽离化、社会反思性机制。

吉登斯对社会中自我的研究建立在上述三大动力机制基础上。

（一）本体安全感与惯例本体安全感是不同意识形态下或不同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类活动的共同特征，而本体安全感的情感和认知依托则是实践意识，该意识及其再生产出来的日常惯例蕴含着社会稳定性并且提供定向模式，以在实践层面上回答有关存在框架的诸多问题。

个体在惯例基础上发展本体安全感框架，通过这一框架中的情感与行动处理危险及其带来的恐惧，这些属于日常行为和思想的一部分。

然而高度现代性的怀疑主义将自然态度下置之不理的问题列入思考范围，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能弥补由于思考这些问题而打破日常生活连续性所带来的极度不确定。

获得本体性安全等于在无意识和实践意识层面拥有众人认可并共享的基本存在问题的答案，因此，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由相随，源于个体超前思考或预期与当下行动有关的反事实的未来可能性的能力与必要性。

在前现代社会中，传统在连接行动和本体范围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过限制反事实未来的开放性来安排时间。

在传统实践模式中，过去会把宽广范围的可靠时间插入未来之中。

（二）自我认同与生活风格选择自我认同是获得本体安全感要求自我去解决的四类存在性问题中的一类。

稳定的自我认同为本体安全的其他因素设下了前提，但它不能从后者中引申出来。

必须要说的是，自我认同并不是被给定的，而是在个体的反思活动中必须被惯例性地创造和维系的某种东西。

本体不安全表现出以下一种或多种特征：首先，缺乏个人经历一致性的感受。

其次，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个人被风险带来的忧郁所麻痹。

最后，个人不能在自我完善中发展或维持信任。

高度现代性社会中，隐含着多种可能的选择。

生活风格是惯例化的实践，融入到衣食住行各方面。

多元化的生活风格源于生活世界的多元化、信念的多元化、被传递的经验无处不在以及纯粹的亲密关系等。

其一，抽象系统常渗入到日常生活中提供多种选择，权威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且没有固定可靠的行动指南。

其二，媒体为个体提供了进入不同时空情境的路径，时空界限被打破。

其三，不同于传统场合中紧密且全方位的个人联系，纯粹关系不依靠外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似乎是自由漂泊的。

（三）影响女性自我认同危机的两难困境在晚期现代性中，每个人依然过着一种当地性的生活，并且身体的局限性使得在每一时刻所有个体都处在时空的特定情境下。

然而，具体时空下的特殊情境常受到地点转化的影响和全球性的干扰。

观念虽然进行着国际性和全球性的传播和影响，但是当地人在某地某时的观念可能常常与全球的观念并不一致，如果把这些划分成跟男性相关和跟女性相关的两类观念的话，前者的不一致性远远小于后者。

晚期现代性中对男性的期待都与传统社会的大方向基本一致。

而对女性的期待则与传统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别，期待原本依附于他人的女性独立却不解除家庭对女性的需要和束缚。

全球性晚期现代性观念冲击着女性在当地的传统生活，其结果必然是女性自我认同的混乱。

这一观念与现实分裂的困境需要“联合”来保护和重构对自我认同的叙述。

一种是围绕一组固定的承诺建构自我认同，不同的社会环境经过建构获得重新的解释和定义。

另一种，使自我形成“权威性服从”的适应性反应，完全接受文化模式带来的人格，因此与大众所期望的人一样。

前者大多是个性独特、思想独立的个体，后者类似变色龙穿梭于不同情境中，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这两类在女性中均有体现，大众对前者的非议较多，后者常受到大众的夸赞和推崇。

大众对自我认同叙述的反馈性评价同样建构了女性选择自我认同叙述的类型。

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包括自我领域在内的许多社会生活领域，都不再存在决定性的权威。

而现代社会对权威的诉求却是存在的且远超于前现代文化中的类似要求。

传统社会中，女性可以寻求的权威包括父权、夫权、宗教、有经验的老者等等。

虽然，在现代社会中，某些传统的权威还存在，但仅成为其他权威中的一类，实质上变得与专家的建议是一样的。

权威类型较多且地位平等的情况下等于没有权威。

说到底，相信哪个权威，以哪个为信仰全都需要女性自己决定。

但是，女性并不是出于真空状态下进行选择的，看似拥有占有权的女性，实际上会受到很多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影响，因而正如她们亲身体会的感觉一样是无力的。

大众传媒通过一种连贯的故事叙述方法来呈现个体显意识或潜意识中渴望的生活方式以此获得读者或观众的认同。

个体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一致性的情感体验，而且产生了有能力分析其生存环境并随之调整行动的一种反思性感受。

这种情感体验与感受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在实际情景中自我叙述保护困难而带来的焦虑。

但是，对大众传媒中故事的认同与反思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认同危机，实际上是造成了对自我认同危机感的麻痹，自我认同危机依然存在。

三、生活困境：婚姻家庭和工作职业（一）个体化的女性：为自己而活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处于“不再”与”尚未”之间的尴尬地位，不再像过去女性一样，但也尚未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女性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被认为属于家庭生活，但在家庭中女性仍然要比男性负担更多责任。

个体化进程中的女性所处的“不再”与“尚未”之间的尴尬地位主要体现在教育与工作的关系上。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义务教育的强制实行，女性获得了几乎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的权利。

并且，近年来，高学历女性的比例不断增加。

虽在一些情况下仍有不平等，但总体而言，进入教育机构的机会较之其他方面几乎算是平等的。

教育方面的客观变化使得女性能够积极应对自己的处境，可以发展新的个人和政治的自我意识，女性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家庭中。

教育机会的平等使得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失去了其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支撑男性特权和巩固女性附属地位的环境的终结，结果是女性不再无条件地把结婚当作要尽快去实现的目标。

近代的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在沿海发达地区的缫丝行业中，女性甚至比男性更先参与到机械化生产中。

经济上的独立无疑增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同时使女性有了更大的自主性。

工作中的女性体会到她们在时间方面有不同的权利，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得新的关系和经验。

然而，地域流动、工作机会的分化、社会流动以及代际突变导致的结果是：通过工作获得的经验鸿沟在各个层面将女性和女性区分开。

她们越来越需要面对新的状况，因为一切传统的行为规则和形式都不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

但是，现代社会中旧结构依然与新结构并行，性别二元化的劳动市场里依旧存在对女性的诸多歧视，在工作与家庭相互对立而造成的双重标准和矛盾要求这一方面，已婚妇女首当其冲。

虽然教育机会是平等的，但社会并没有给她们同样的就业机会。

女性人生规划与能够完成这些规划的实际机会之间产生的紧张关系，成了不安、焦虑和失望的源头。

另外，女性之间的代际区隔和代内分化同样给女性生活制造了矛盾，使得女性之间缺乏最起码的理解或存在误解。

（二）家庭内外的冲突谈论婚姻家庭生活避不开工作、钱财、职业与流动，特别是有关不平等分配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