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的争论

科学与玄学的争论

一、科玄之争的起因

科玄之争的思想前奏, 一是欧战以后西方的科学破产论思潮, 二是梁漱溟的试图以东方的中国精神文明振救“可怜的”西洋人的“物质疲敝”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论著。

——吴二持《胡适与科学、玄学之争论》《汕头大学学报》1997-10-10

中国近现代思潮发轫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以科学、民主为特色的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在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作为社会进步桥梁的知识分子纷纷操笔作文，力图位中国摆脱落后，实现现代化转型出谋划策，于是学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王晓琎《熊十力与梁漱溟的科学观之比较》《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科玄争论的真正开始是1923年2月张君励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人生观”演讲，该文载于《清华周刊》第272期；和丁文江同年4月在《努力周报》发表的反驳文章《玄学与科学》，伺候直接参加论争的有20余位学者，涉及的枝蔓问题虽然很多，但双方阵营还是比较清楚的。

——吴二持《胡适与科学、玄学之争论》《汕头大学学报》1997-10-10

二、科玄之争的各种观点和看法

1、科学派

在科玄论战中，吴稚晖和胡适试图建立一种“科学的玄学”，这种“科学的玄学”实质上蕴含了一种处理科学和哲学的思路。

——郁振华《科学和玄学：集中典型进路的考察》《学术月刊》1999-5

王星拱认为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综合统一，从科学岛哲学是一种由低向高、由下至上的转化。这种哲学观的长处是既看到了科学的局限性以求有所超越，又看到了哲学和科学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哲学的科学基础。——郁振华《科学和玄学：集中典型进路的考察》《学术月刊》1999-5

丁文江指出，科学是万能的，不是说科学的材料和科学的结论是万能的，而是指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即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因而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

——郭建宁《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学术论坛》2002-6

2、玄学派

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的基本观点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划清科学与玄学(人生观)的界限；二是反对科学万能，但不反对科学；三是提倡孔孟儒学、宋明理学。显而易见，这三点对于以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郭建宁《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学术论坛》2002-6

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发展处科学文化并不是因为中国文化在时间上落后于西方文化，而是因为两者完全走的是不同的文化路向。古代中国文化偏于“理性”，

属于“理性”早熟型文化，随着“理性”的发达，儒家伦理文化也得到成熟的发展。

——王晓琎《熊十力与梁漱溟的科学观之比较》《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熊十力对科玄之争的回应及对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玄学派所指示的近路的一种延续和深化。他不仅论证了玄学的必要性，而且试图从玄学中开展除科学来。如果说立足于科学来建立玄学走的是上达之路、是转识成智，那么，从玄学出发来安顿科学走的则是下开之路。是转智成识的。

——郁振华《科学和玄学：集中典型进路的考察》《学术月刊》1999-5

3、唯物史观派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邓中夏在强调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实证性的同时, 明确地打出了反形而上学的旗帜。因此, 在他们那里, 如何进一步界定科学和哲学的相互关系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消解了。这种情形到了瞿秋白开始有所改观。——郁振华《科学和玄学：集中典型进路的考察》《学术月刊》1999-5

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主张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在总体上，他们是支持科学派，反对玄学派的。唯物史观派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都有规律可循，这一思路是对的。但不足之处是过多地看到了两者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两者

的差别性，同时对人的意志及其作用缺乏深入的研究，这恐怕是造成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过多的强调客观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人的活动的作用的原因所在。——郭建宁《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学术论坛》2002-6

在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中,通过批判叶青的“哲学消灭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如李达、艾思奇更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解决科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的思路辩证唯物论既是对科学的概括、总结,又对科学具有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和哲学既有层次上的分别,又有积极的双向互动关系。与当时各种抹煞科学和哲学的层次分别的科学主义倾向以及割裂科学和哲学的思路相比,这种进路显然要合理得多。但是,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大多数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进路的理解还比较简单、缺乏深度,他们基本上只是在论战的过程中、在批判错误思想时, 对这一思路作一番原则性的陈述,而且这种陈述基本上只是复述经典作家和苏联教科书的有关论述,而积极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创造性的发挥还相当少见。——郁振华《科学和玄学：集中典型进路的考察》《学术月刊》1999-5

三、历史影响及意义

回顾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发展进程，可以确认，科学与玄学论战反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世界与意义世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其实质就是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问题。科学与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五四以后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是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反题”出现的，它们并不反对科学，而是不相信科学万能。它们主张在学习西方科学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补充中国的儒家伦理与精神文明，以

重建儒家的道德主体性哲学，这就关涉到科学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问题。——郭建宁《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审视》《学术论坛》2002-6

这场大规模的论争, 无论对当时或尔后的思想界, 均具有很大的思想认识意义和长久的影响。首先, 从总体上说, 凡有思想交锋的时候, 便是学者们的思想最活跃的时候, 从而形成对真理的更深刻的认识。因此, 这场大规模的学术思想论争, 其思想认识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其次, 就具体而言, 这场论争提供了人们认识西方科学破产论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思想资料, 帮助人们澄清了不少关于科学破产论的模糊认识, 不仅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消除了阻力, 而且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对东西方文明的认识也由此而逐渐趋于清晰。——吴二持《胡适与科学、玄学之争论》《汕头大学学报》1997-10-10

科玄之争之后, 在二、三十年的时间中, 中国现代哲学对科学和哲学、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间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展开了各种研究的进路, 揭示了多种理论的可能性, 取得了不少成绩。当然, 我们也要看到, 中国现代哲学在此问题上也有不足之处。比如, 就对科学的理解而言, 中国现代哲学家基本上持一种哈贝马斯所说的客观主义的科学观。。沈, 他们所说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 即使涉及到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 也大多是从自然科学的因果说明的模式来理解的, 因此, 他们对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缺乏敏感, 即使在直觉上能感觉到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差别, 但由于概念框架上的欠缺, 他们对社会、人文科学的了解在理论上是不充分的, 这也必然地影响了他们对科学的哲学、知识和智慧之辩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