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史已经成为当下我国摄影界的集体呼声和摄影发展的紧迫需要，但研究基础的薄弱使得编撰工作难以深化。不但是摄影史本身的研究成果很少。作为研究基础，缺少有针对性、有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工作难以顺利推进的主要阻力之一。新文化史学作为20世纪最为突出的新兴史学流派其研究方法极具特色，对其进行辩证的分析和有针对性的借鉴会给中国摄影史的编撰带来新的方向和启示。

标签：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国摄影史；启示；基础研究

新文化史学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产生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新文化史运动已经由先锋前卫演沉淀为历史经典，新文化史学已基本建立的当下，研究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艺术史这类新兴学科的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如摄影这样的研究时间短、研究基础薄弱、极为缺乏元理论建设的专业门类意义尤为重大。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摄影各方面的专业史、门类史、各地区的地方发展史（其研究基础多为空白）等课题而言，新文化史学等新兴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现实意义，可以保证该类历史编撰工作顺利启动并形成初步成果。当然，首先要对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区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概述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形成于新文化史运动中，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开创，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新文化史学颠覆了传统历史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经典性，对历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意义重大。对现当代诸多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顶般的作用。随着文化史的地位在历史研究里的逐渐提高和历史专业学科发展的日趋细化，原来在传统历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节里稍带一笔的研究对象现在都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角度进入了本专业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因为基础建设薄弱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学有明确的治史主张，但自身反传统的学术定位似乎使得其对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够重视，因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标志着其已经不再是前卫的先锋了。但现在新文化史学本身也已经由先锋变为经典，甚至在当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锋所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于是，研究其自身学科研究方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何况还有如中国摄影史这样自身尚缺乏元理论、元思维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的历史编撰等学术呼声的存在。总的来讲，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不迷信数据、注重哲学性思考、思

维方法的简约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这对于严重缺少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而言，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当下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基本情况

（一）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础很薄弱。摄影术传入百余年来，中国摄影史专题的著作（包括发表的文章）总共不过百余部（数据来自2013年12月的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摄影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统计之列）。以这样的研究基础，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通史的历史时机显然远未成熟。应该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研究基础和地域特色出发先将一省一市的地区摄影史编撰着手进行，《广东摄影艺术志》《上海摄影史》《长安摄影志》（东莞长安镇）是其代表。随着这方面研究基础的不断积累，从全局出发进行编撰的中国摄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中国摄影的发展缺乏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缺乏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多是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但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学本身的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元理论问题也尚未得到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中国摄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现混乱和无助就是必然的了。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选择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研究方法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摄影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是先做以单方面的有效尝试），中国摄影史的系统编撰就是一句空话。

三、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一）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

新文化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灵活，几乎从不按套路（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出牌。其实，在新文化史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另类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来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乱）和灵活性。中国摄影史的编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阶段，甚至是“哪些内容可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只要从自身能力和兴趣出发，对各自感兴趣的专题各自进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待这些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和完善之后，大部头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于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各行业各专业的摄影发展史、各种风格及各种审美取向的摄影发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时间段里（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摄影史的实际研究对象的主体。而面对这些个性大于共性、区别大于联系、甚至连发展的时间断代都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摄影现象和类别，单纯划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多么

的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摄影是而言，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出发，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强调灵活性而不是经典性和系统性，才是研究方法运用的最大的原则。对此，新文化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最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数据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中，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是较为常用的。在现代的年鉴学派里，对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更是推崇之极。通过数据以及数据的比对，许多观点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证实。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小小的点，与其所在的体系相比，因为在性质方面的极为不对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阐述研究对象本身（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太关注），而不通过引用其他类似对象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阐述的史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阅读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顺畅。摄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们在某一方面较容易地获得了影像资料及其相关数据的同时很可能忽视了（也可能是无法获取）另一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当我们谈及摄影的时候很可能实际所指的是在“艺术摄影”这个语境下，而不包括新闻摄影等其他摄影类别。而若编撰“中国摄影史”则除了艺术摄影之外的如新闻、纪实、科考、人类学、商业、新锐、现当代艺术等形态的摄影也必须给予考虑。甚至为了结论的客观性要将这些摄影形态给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笔墨在艺术摄影而忽视了其他摄影形态。这种情况现在较为普遍。若认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应该迷信现有数据（因为其很可能是从艺术摄影这个单一的渠道获得的），而是应该花精力去再广泛搜索其他摄影形态的数据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或者索性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在区域研究、地方研究、行业研究甚至是摄影家个案研究上，以减小对数据的依赖。

（三）注重哲学性思考

哲学性在传统史学看来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体。虽然传统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经典专著如《史记》《左传》等，无不闪耀着传统东方哲学的光辉，以至于被传统哲学反复引用。但无论中外，传统史学观点在主观意愿上是不注重对哲学性的研究和表述的。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阻断历史学与哲学交汇，尤其是阻碍了“以史学专著来探索并发展哲学”、“以哲学理念来指导修史和理解历史”这两个编撰和研究历史主要的价值意义。而新文化史笔下的研究对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种哲学理念来运行或生活的（客观上也的确是如此）。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学性和哲理性和明显，也恰恰暗合了现当代学术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复合性的历史发展需要。中国摄影史的编撰恰逢我国华夏文明伟大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导向、哲学立场等在内的哲学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为了中国摄影史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深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哲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哲学作为所有学科尤其是文化类各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无疑会对每个文化类的专业和学科发挥作用。而且，近年来受浮躁之风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对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少。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恰逢此时，在系统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更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