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学

明代史学的转型

明代史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觉得没什么成绩可言，其实明代史学著作的数量是惊人的，其质量也是不可轻忽的。到了嘉靖以后的晚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本文将在综述明代史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对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作一些探讨。

一、明代史学发展的历程

从14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70年代，这300多年的史学研究史，是明代史学发展的时期。那么。对于明代史学的发展时期如何分段，史学界有不同的分法。在本文中，我将把洪武元年至正德末年作为前期，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为中期，明末清初为后期。［1］这种分段法突出了明代史学由理学化走向非理学化这一渐变的历程。

(一) 理学影响下的明初史学

明代初期的史学有两个特点：第一：多是直录当时的政事。这包括两种途径，即官方记录和民间个人记述。

明初政府继承了我国历代重视修史的传统，沿袭前朝旧制，设翰林院，置史官掌修国史。老皇帝死后，新即位的皇帝即诏修前一代实录，以勋臣为监修官，阁臣充总裁官。土木之变之前，明朝政府共修出了实录四部。明朝中期和后期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从太祖到熹宗共十五朝，先后修成十三部，共2925卷。明代各朝实录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他以编年体的形式，不断地记载一朝的诏敕令旨、政务活动、财政赋役、政治制度、典章制度、官员升迁，以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民族关系等等，保存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史料价值的原始材料。[2]民间个人记述多是跟随朱元璋、朱允炆、朱棣等人创业从政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如詹同、宋濂等是明初的名臣，他们撰写的《大明日历》100卷，详细记载了明朝自朱元璋1356年临濠起兵，至1373年征伐戎绩、礼乐沿革、行政设施、群臣功过、四夷朝贡等事。［3］刘辰在明初曾奉命出使方国珍，以后又参与修《太祖实录》，其《国初事迹》一卷所记之事都是作者亲见亲闻，因此比较真实确切，无所隐讳。金幼孜曾于永乐八年（1410年）和永乐十二年（1414年）先后两次随朱棣北征，其所著《北征录》和《北征后录》各一卷，即他在行军途中，逐日据马鞍撰写而成。他们记录了朱棣关于北征的言行与行军路程、作战状况、气候、见闻等等，为研究明初与蒙元残部斗争以及经营北部边疆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二，由于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等人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建立了一系列比较完备的封建国家机器，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制定和颁布了各种法令，规定诸司规章，这些法令和规章文书本身原不是史书，但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资料。如1367年开始制定，后经屡次改定，最后于1392年正式颁布的《大明律》以及为解释补充明律而编成的《大诰》、《大诰续编》、《三编》，1393年翟善完成了对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的职掌作了详细叙述的《诸司职掌》十卷，都属于此类资料。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宋元理学化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理学化程度比宋元时期还要高。经过长期的角力，叙事史学范型早已为学者所否定，理学化史学观念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正统论的起伏，直接制约了修史活动。民族矛盾一旦激烈，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就炽热，重新改写历史就成了史家的任务。在明代前期的理学化程度比较高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扭曲了的纲常史学作品。所幸的是上述官方修史《元史》、《明实录》、方志没有完全理学化，他们的编纂水平可能不高，但总算保住了传统叙事史学的香火。官方修史也有纲常目标，只是没有学者走得

那么远，程朱理学化学者追求永恒的道德标准，而政治家更注重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是双方行为不同的原因所在。

这一时期，外国史地学的异军突起，多少给沉闷的史学局面带来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成分在当时的史界占的份额不大，因而难以有大的作为。[5]

总的说来，明代前期虽然也出了一些史著，但是不十分理想。原因在于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思想一统，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史学的理学化扼杀了前期史学的生机与活力，从史家队伍结构来分析，前期史加主要是史官，每次官修，都动用了大批的史官。史官之外的出身低层官员的史家队伍十分小。也就胡粹中、范理、陈诚、费信、蒋谊、许浩等人，他们的地位不高，作品微不足道，根本无法与后期的史家群体相提并论。真正意义上的史家群体消失了，学术自然也难以有大的作为。

（二）明中叶，史学转型

嘉靖至万历初年，是明朝史学的转型期。史学由理学向非理学转变。一方面，理学化史学依然存在。这突出表现在通史、断代史的改写方面，纲常正统论仍是其指导思想。

宋元史的改写，是这个时期的热点。成书不少，至今留下来的仍有《宋史质》、《宋史新编》，此外，五代史方面还有《唐余纪传》，通史方面有《弘简录》、《左编》、《函史》，这些作品的指导思想，其一是化繁为简，以适合当代读者阅读；其二，是宣传华夷之辨，振兴民族精神。

[4]《宋史质》、《唐余纪传》、《弘简录》比较典型。《宋史质》在讲道德正统之余，能兼顾到学术性，这是它的长处，也是此书仍受今人重视的原因之所在；《左编》是一部讲治理的书，同时贯穿了较强的正统思想，是一部政治化、正统化比较高的史著。《函史》是一部从理学家提倡的天人相应关系来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史著。有较强的正统、道德色彩，同时也讲道德评判。这是一部典型的理学化作品，这些作品得存在，表明宋明以来理学化史学仍有较大的市场。

另一方面，叙事考信传统受到学者的追捧。正统、嘉靖年间，是明朝学术变化最明显的一个时期。经济的进步，引起了学术上的变化。程朱理学受到挑战，王学开始崛起。在这个大背景下，理学受人鄙视，传统的经史文重新受人推崇。这也就是明中叶所谓的史学复古，史学复古就是否定理学化史学，提倡传统的叙事考信史学。

新范型史学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理学化史学。正德、嘉靖时期，代表人物是“四大才子”之一的祝允明；万历初期，有王世贞，此外，李梦明、杨慎等人也有批评宋学的言论。批判旧范型史学，为新范型史学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第二，考信的兴起。考信由古籍考据开始，进而延伸到当代史领域。前者的代表是杨慎，胡应麟，后者的代表是王世贞。考信的兴起，表明了明代史学的学术色彩强了。

第三，叙事理论受人重视。新史学的确立，需要有自己的理论。明中叶以来，虽然没有产生《史通》那样的史学理论专著，但明中叶的史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或改编汉唐经典史学理论之作《史通》，如陆深《史通会要》；或对历代名著编纂的得失进行系统的思考，寻求合适的修史模式，这方面梁梦龙、卜大有做出了一定的成就；或汇编，宣传传统史学名著中蕴含的理论精义。明中叶人“取节”古人的史学理论，偏重史法、史体、考信、纪事。这些思想遗产的吸收，对明代史学的转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四，新范型理论下的编纂实践。明中期的当代史编纂，有两种类型：一是以陈建为代表的编年史派，讲究资治，以继《通鉴》为已任；一是以郑晓、王世贞、魏显国为代表的马班风格派，以恢复综合体为已任。[6]“新史学”讲社会政治方面的作用，也注重学术研究，史学的社会功能、学术功能结合得比较好，从影响来说，这一派显然占据上风，作品也多。程朱理学一统局面的打破，为学术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学术文化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使学者群体得以崛起。从史学队伍结构来说，中期已不同于前期，以官员型学者为主，说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