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故事

5、鲍永为官刚正不阿
鲍永，字君长，东汉上党屯留（今山西屯留南）人。其父鲍宣，是汉哀帝时的司录校尉，为王莽所杀，鲍永时为郡府功曹。王莽杀了鲍宣，亟欲灭其子孙，以斩草除根。都尉路平承其讽旨，阴谋加害鲍永，去邀功请赏。太守苟谏是个正直的官员，他非常同情鲍永家的遭际，遂将鲍永安排在自己身边为吏，时时加以保护。
子罕论“宝”
子罕，战国时宋国大臣。姓戴氏。宋桓侯时任司城，职同司空。当时，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精美的玉石，想献给司城子罕。子罕拒不接受。献玉的人以为子罕怀疑玉石是假的，便说：“这块美玉我请玉匠给鉴定过，他说是块宝玉，所以才敢拿来献给你。”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收了玉石，你失掉了宝，我也失去了宝。所以，我们还是各存其宝为好。”
汉灵帝中平三年，羊续临危受命，出任南阳太守。为了尽快掌握当地的真情实状，他只带一名小书僮，简衣陋衫，以踽踽闲行之态，悄悄进入南阳地界，观街市，问风谣，把当地官吏的贪廉良劣，事先摸了个清清楚楚。因而，当他突然出现在南阳府衙时，当地官吏无不惊竦震慑。
上任后，羊续立即颁布宣政令，治弊兴利，黎民百姓为之欢欣鼓舞。
南阳地方多权豪之家，风尚奢华。羊续对此深感蹙额疾首。他带头素衣薄食，出行时，瘦马一匹、旧车一辆，决心以自己的清俭来影响、转变世风。
俗话说“新太守敌不过老府丞”。作为一地长官的羊续带头节俭躬行，对那些一向挥霍惯了的府丞属吏，显然是一个很大的约束。于是，有一天，一位老府丞笑嘻嘻地给他送来了一条老大的活鱼。想不到，没多费口舌，羊续竟收下了。老府丞暗暗得意，想道：“羊续啊羊续，你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今日收鱼，明日就会拿肉，后天就能受钱啦！”于是，几天后，他又笑呵呵地拎来了一条更觉得于谦不通人情，不把皇上放在眼里，心中老是不快，于是在贪官的诬陷下，皇帝寻个罪名，罢了于谦的官，还要问他的罪。于谦在牢里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悬鱼拒贿的羊续
羊续(142—189)，字兴祖，东汉太山平阳人。以祖荫拜郎中，后任庐江、南阳太守。
》诗：
喜剩门庭无贺客，绝胜厨传有悬鱼。
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
羊
续的清廉成了史学家笔下“廉吏”的典范，《后汉书》也曾为羊续专门立传。
2、包拯清廉拒馈“不持一砚归”
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包拯)因在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县)明察善断，办案如神，政绩卓著，升任岭南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知州(一州的最高长官)。
宋国一些年高德劭的人对此评论道：“子罕并非没有宝物，只是他所珍视的与常人不同罢了。如果我们用一百两黄金和抟黍(注：tuanshu,即饭团)去给小孩子，小孩子必定会选择抟黍；如果以和氏璧与一百两黄金给乡下人，乡下人必定会选择一百两黄金；但如果用和氏璧与道德至言让圣贤的人挑选，那么，圣贤之人就又会选择后者。智慧越高深的人，他的选择越精明；智慧越是粗下的人，其取求也就越低劣。只有明白这一道理，才会领悟子罕所珍视的才是无价之宝呢!”
了。
不一会儿，于谦的同乡好友，和于谦一起做官的郑通也
来送礼了，于谦又写了四句话：“你我为官皆刚正，两袖清风为黎民。寿日清茶促膝叙，胜于厚礼染俗尘。”郑通见了十分敬佩，于是叫家人带回礼物，自己进门与于谦叙谈友情。于谦正和郑通谈得十分投机，管家进来通报，有一个叫“黎民”的送来了一盆万年青，还让管家带来一首诗：“万年青草情义，长驻山涧心相关。百姓常盼草常青，永为黎民除贪官。”于谦见后，亲自出门迎接，郑重地接过那盆万年青，高声咏唱了一首诗：“一盆晚年情义深，肝胆相照万民情。于某留作万年镜，为官当学万年青。”
“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羊续招招手，让他到庭廊之下，然后指着檐梁上挂着的那条前些天送来的鱼，威声正色地对那个老府丞说：“你上次送的，我都没有动。你这一次、下一次再送，我还会收、还会动吗？你的这条鱼，我要一直挂在这里，作一个不要再来送钱送礼的活告示。
明代清官于谦写过一首《初度
“四知”太守杨震
汉安帝时，杨震受任为东莱郡(辖今山东半岛大部)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县(今巨野县南)，县令王密迎谒。王是杨原先举荐的，对杨感恩戴德，念念不忘，总想报答他，心想这回总算有了机会。
夜里，王密怀藏十斤黄金，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敬上。杨震不看金子，笑问王密：“咱俩也算得上老朋友了，我很了解你，可你却不了解我，这是为什么呀?”王密急忙声明金子是自家物，绝非贪贿所得，敬奉老先生也只为聊表寸心，并说：“现在深更半夜，这事根本无人知道。”杨震不怒自威，一字一句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是无人知道!”王密仿佛突遭迎头棒喝，顿时清醒过来，羞得无地自容，连声感谢杨震的教诲，收起黄金离去。后来，“四知”太守的故事不胫而走，风传海内。
4、子罕以不贪为宝
子罕，即皇喜，战国时宋国大臣。姓戴氏。宋桓侯时任司城，职同司空，因避武公讳而改，故又称司城子罕。
春秋时期，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精美的玉
石，想献给司城子罕。子罕拒不接受。献玉的人以为子罕怀疑玉石是假的，便说：“这块美玉我请玉匠给鉴定过，他说是块宝玉，所以才敢
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宫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或留皇室使用，或赐公卿大臣。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因此，历任知府为巴结权贵、讨好上峰，都要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无偿索取比进贡数量多几十倍的砚石，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包拯到任后，翻阅前任文卷，发现上任知州额外征收端砚太多。按朝廷进贡的要求，每年要供奉八块。可去年的登记中，写的都是“三十又六方”。这三十六方比朝廷的要求高出数倍!包拯十分惊讶，当即了解原知州的下属官员。官员们皆异口同声地说：“大人，你哪里知道，前知州为贿赂当朝权贵，才动得大手大脚啊!”包拯诙谐地说：“对待权贵，恐只能小手小脚吧?”于是他下令：按朝廷规定，进贡之端砚每年只做八块。
拿来献给你。”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收了玉石，你失掉了宝，我也失去了宝。所以，我们还是各存其宝为好。”
宋国一些年高德劭的人对此评论道：“子罕并非没有宝物，只是他所珍视的与常人不同罢了。如果我们用一百两黄金和抟黍去给小孩子，小孩子必定会选择抟黍；如果以和氏璧与一百两黄金给乡下人，乡下人必定会选择一百两黄金；但如果用和氏璧与道德至言让圣贤的人挑选，那么，圣贤之人就又会选择后者。智慧越高深的人，他的选择越精明；智慧越是粗下的人，其取求也就越低劣。只有明白这一道理，才会领悟子罕所珍视的才是无价之宝呢!”
3、陶母责子
东晋陶凯年轻时当过浔阳县的小史，专门监管鱼坝。一次，他派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令差役将干鱼送回，而且写信责备他：你做官，那官府的东西送给我，不仅不能给我带来好处，却反给我增添了忧虑。陶侃读毕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导铭刻在心。其后为官40年，勤慎实职没，始终如一。
一日，一个贵门亲临州府，送包拯一方石砚，说道：“大人每日躬笔耕耘，急需上砚。现送得一方，呈与大人，以为万民造福。”包拯说：“我这多年皆用普通石砚，如此高贵的，当呈圣上所用，我用则糟蹋了。”说罢，他坚辞不受。
包拯常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后来，又有人来送端砚，他开着玩笑拒绝说：“如今我来到产端砚的端州，便收端砚；明日去产金的金岭，又受金子，我岂不成了天下鼎鼎富有的珍玩大盗吗?”直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当他即将离任时，当地精制一方好砚，赠给他作纪念，他也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因此，人们奔走相告，盛赞包拯为官清明。
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来自甘
肃的宋平同志汇报了定西的灾情。周总理听完汇报，神色十分严峻。他说，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改变面貌。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我听到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会后不久，总理便派工作组到甘肃，带去粮食、棉衣、棉被等救灾物资。若干年后，当人们看到定西群众仍穿着当年总理亲自布置发放的棉军衣时，无不感慨万千。
“我作为国务院总理，工作是失职的，对不起那里的人民。”
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深入人心，不是表面的，是实实在在的。70年代初，素有“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连续20多个月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许多群众不仅缺衣少食，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中
建武十一年（35年），鲍永由鲁太守被征为司隶校尉。鲍永不愧是一代司隶的后代，他上任不久，就以弹劾赵王刘良轰动了京师。赵王刘良，是光武帝的叔父，曾亲手抚育刘秀兄弟长大成人，新莽末年又随刘秀起事，妻子和两个儿子皆被王莽军所杀害。刘秀称帝后，他被封为赵王，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皇亲贵戚。这年中郎将来生病故，赵王去参加了葬礼，在回来的路上，车过夏城们时，恰与右郎将张邯的车马相逢在城门中，因道路狭窄，交通阻塞。刘良遂大发王爷脾气，破口大骂张良的车夫，又将门候岑尊召去斥责了一顿，并让他磕头马前，羞辱不堪。鲍永闻知，则不顾他是多么尊贵的国戚，仍止疏请奏他“知为诸侯潘臣，蒙恩入侍，明知岑尊为六百石之帝城门侯吏，而肆意羞辱，逼令磕头认错，奔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赵王刘良因此被降为赵公。由于鲍永不避权贵，严于执法，使朝廷风纪肃然，公大臣莫不戒慎。鲍永他还将鲍恢辟为都官司从事，同他一道纠纷不法。这位鲍恢也是一个“抗直不避强御”的猛士，从此，鲍永更是如虎添翼，就连光武帝刘秀也常对身边的人说：“贵戚且宜敛手，以避二鲍。”那时权贵就是如此害怕这两为刚正不阿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