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之我见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之我见

内容提要：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今见较早的屈原、贾谊的传记资料，是后人研究屈原、评价贾谊的重要依据。但由于时代久远，一是间有窜乱，致使其中有些文义前后不相连属，有些记述前后似有矛盾；二是后人认识与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前者先贤时人多做梳理，意见渐趋一致；后者则涉及角度和方法诸问题，争议仍时见简端。

“太史公曰”是史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评价的创格，是《左传》“君子曰”类体制的新发展，其中代表了作者的历史观，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体现了作者对传主的基本认识和对事件的基本态度。因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内容的理解，不仅涉及到对屈原和贾谊人生、思想与作品的认识，也可见史迁的历史观、人生观。

一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原文如下：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1]。

这一段文字虽然不长，却存在着不少似乎很好理解却实际颇难明了的问题。一是其志未详。史迁既说“悲其志”，然未明言其志，故后人“悬揣其意而为之说者则纷如”。

二是文意不好厘清。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说：“赞语凡四转，全以骚赋联合屈、贾，沉挫中有流逸之致。”[2]他虽未直言“四转”为何，但从传赞可见，“悲其志”是一转，读其文，逆其志，悲从中来；“想见其为人”为二转，适其地，念其行，泪由心生；“而自令若是”为三转，观贾文，系屈事，为屈不平；“又爽然自失矣”为四转，读鵩赋，同死生，感怀贾生。这是从结构层次上加以分析。但从文意上进行梳理，其前后似有矛盾：既赞叹其“为人”，又责怪其行事，而二者本应相辅相成。对此，历代学者曾做出不同的解释。刘永济先生在作于1958年的《屈赋通笺》中以“故为跌宕之词”说之：

战代之季，六国君相，争以养士相尚，而士之不得志于秦者，则去而之齐、之楚、之燕，甚而士之不得志于本国者，则助他国以伐本国，如伍子胥之于楚，是也。屈子主合齐以抗秦，又尝使于齐，苟去而之齐，未必不见用。太史公所谓“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也。按太史公此语，故为跌宕之词，故下文又曰：“读《鵩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盖以贾生吊屈文有“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又有“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之词。而鵩赋多道家言，于同生死，轻去就之理，反复陈说，以自广其沉郁之情。

屈子非不知此，特以宗臣之义，与国同休戚，且其所学与所处，并异贾生，故不为耳。子长读《鵩鸟赋》而自失以此[3]。

但刘先生未条理原文，细加论说，故致汤炳正先生辩难。

汤先生认为赞语自身的矛盾反映着史迁思想的复杂性，而与《悲士不遇赋》的情感相通。在作于1962年的《〈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说，这段话对屈原生死去就问题的评价有三层意思：1)对屈原大志未遂，沉渊而死的遭遇，表示无限的同情，故云“悲其志”；2)同意贾谊的观点，认为以屈原的才智，应别逝他国，以求有所建树，不当沉渊而死，故云“又怪”；3)以《鵩鸟赋》中“同死生，轻去就”的道家观点作结，说明“去”与“就”固不必过分执著，即“生”与“死”也不能绝对化，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对前两观点的补充，故云“又爽然自失”[4]。他认为，司马迁对屈原虽深表同情，但却同意贾谊的观点而责怪屈原应远逝他国，不应轻生沉渊。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具有代表性。李大明也认为，司马迁论屈原，“从‘悲其志’到归本于道家‘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从思想意识看大致与贾谊同调”[5]。但这样解释，就会产生下面的问题。

三是与传文有矛盾。主张司马迁完全同意贾谊的观点，便会遇到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传文中充满着作者对屈原“存君兴国”、“怀石自沉”的礼赞与称扬，传赞却满含着对屈原固守楚国、未游诸侯的不解与责难。对此，汤炳正先生在文中认为传文中评《离骚》的两段文字，即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和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两段，均为刘安《离骚传》之语，而且为后人窜入，非史迁引入，因而不代表史迁的观点。但是，除了上述第一段中“《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段班固、刘勰等明称为刘安语外，第一段中的其他文字“《离骚》者，犹离忧也”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以及第二段文字，均于文献无征，史无旁证；而前者恰与史迁《报任安书》中的思想相为表里。

今人又有不少论著涉及这些问题，但或没有明确论证，或以汤先生之说为立论基础，因此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二

什么是令司马迁悲伤动容的屈原之“志”？千百年来，异解纷呈。有的认为是一种忠君伤谗的愿望，如李晚芳说：“其惜惜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6]有的认为是忠义不得施展的哀伤，如王治皞说：“屈、贾以忠义博雅之人，俱逢时得主后遭贬斥，不得已而以虚文自见，此其志有足悲者。”[6]615李大明先生更直接地说：司马迁的“悲其志”，“就是‘悲’屈原‘以彼其材’而不为君王所用，就是‘悲’屈原的不得志”[5]162-163。

章学诚在《为谢司马撰楚词章句叙》中说：

夫屈子之志，以谓忠君爱国，伤痛疾时，宗臣之义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抗怀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复致意，其孤怀独往，不复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洁，太史推与日月争光。而于贾生所陈三代文质，终见馋于绛灌者，同致异焉。太史所谓悲其志欤？[7]

章氏综合前说，创为新意，以屈子之“志”为志洁行芳、孤怀独往。应该说比前人的理解又进了一步，然惜未展开详加论说。

太史公明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因而其志意所在，必求之作品而方可得合理之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