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和耐：论中国人的变化观念

谢和耐：论中国人的变化观念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2018年3月3日在布列塔尼的瓦纳（Vannes）去世。谢和耐（1921—2018）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他专事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著述等身，是法国汉学界的头面人物，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他以传统但不保守的治学方法，既继承了考证派的某些传统，又极大地突破了他们的框框，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开拓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代新风，在汉学界享有盛誉。

变化的观念曾在中国起过如此巨大作用，以至于它既触及到了心理范畴、宗教—巫术修持、行为方式和时空观的历史，又涉及到了哲学史。然而，由于中国的意识观念和思想的历史更为复杂，同时既具有千差万别又具有演变性的原因，故它至今尚未被人充分认识。

处于同一种文明范围内的事实，不允许混淆时代和社会环境。做为一个整体而来泛泛地谈论“中国思想”，就如同以同样的方式论述“西方思想”一样荒谬绝伦。由于在诸如这样一个完全是假定的和不全面的领域中，始终受具有很大偏见性的个人知识的限制，所以我们无法从事任何论述。这样一来，如果将中国的传统与古代希腊以及中世纪或近

代的欧洲传统进行比较，那必然会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是，笔者于此希望首先强调的正是一些突出的倾向和传统。如果我在将它们断代时，有时也会出现将它们做以对照比较，那也是以非常笼统的方式来这样做，以期待更佳论述的出现。

初看起来，大家可以声称，变化的思想具有普遍性，它属于诸民族智慧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中国曾非常注重变化，根据它形成的有关变化的观念，那么很可能这一切都要比各种文明中的诗人经常提到的下述简单而又平庸的事实多得多：四季的交替与更迭、人生的短暂、万事之无常。这可能既是由于占卜从一开始起就在中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又是由于它所获得的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保持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由于它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占卜明显是一种涉及到了变化的技术，包含有其未来变化很难预测的不稳定形势。但它在中国可能具有特殊性，这就是首先用火烧骨头和龟甲而从事的占卜；其后又主要是由于使用八卦理论的占卜，其目的在于某些可以直接观察到并能够诠释的情节、宇宙的或战略上的形象。笔者于此将提到一种相似性，把它用在处理数学问题中可能并非出于偶然。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写道：“中国数学家的整个艺术就在于使数学现象变得具有可见性”。马若安另外还指出，在希腊，直观性的证据（还包括在中国的数学

计算程序中非常发达的直观性）很早就被摒弃，以发展一种抽象的论述。

占卜主要是口诉性的，“它（在希腊）并未向一种有关符号的持续而又条理性很强的思考发展。始终是语言处于思辨的中心。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在中国的事态正好相反，在其整个历史的长河中，《易经》在那里引起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兴趣，哲学的其些明显可见的形式正是出于《易经》的疏注文。八卦是一种封闭而又具活力的理论，其中表现出了某些压力、绝裂、变化、吸引和排斥，它们绝不会与棋盘毫无相似性。仅仅移动棋盘中的一颗棋子就足可以改变其整个局面，改变全局的基本方向，阻止某些行动的可能性，并同时又开辟其它可能性，削弱或加强某一方的地位。八卦始终是两两相结合地被诠释，它们表现出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和倾向，仅仅于其变化中才会出现过渡局面。它们被认为表现了万物之间隐蔽的现实。在有关爻的位置及其变化、它们所组成的象征图案和形象的结合之思考中，发展起了一种动脑筋和表现思想灵活性的形式，这是典型的中国形式。由于它与占卜的联系，所以变化的主题在中国始终都与人类的行为，对人类和自然界的影响作用的思想有不同程度的联系。

中国思想中的一种重要内容（尤其是在古老时代）就是适应变化、使人与变化相一致的内容，这种内容既与“感”

（通过共鸣而产生的影响）的概念有关系，又与一整套礼仪有关系，而这套礼仪同时也是一种适应于自然并影响自然的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重提一下《吕氏春秋》（公元前3世纪下半叶的著作），每卷卷首提供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在公元前最后3个世纪期间，以“阴阳五行”之名而为人所知的时空相互关系极其时髦。在中国，选择名字始终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影响方式，因为用于标注名字的书写文字表达了人的个性或世间万物、地点或时间的本质。如果说直至元代，中国历代王朝都相当频繁地改换其年号（仅武则天皇后在684—705年间，便共有多达16个年号），这是为了振兴已失去活力的道德。为了仅限于行为的概念与变化概念之间关系的范畴，我将重新提一下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先生有关中国一部共集中了36种战争计谋的古书的最新论著。如同在中国人的斗争艺术中一样，这里是指可以使人最大限度容易地颠倒占优势和劣势者之间关系的手段，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对方一时的弱点、一时间所处的不稳定和不平衡中的形势，或者甚至是故意以多种方式来欺骗对方。因此，这些计谋便包括有关时空的一种颇具活力的观念，以可能在适当时候利用的短时间的策略形态和思想为前提。这样一来，便又把我们引向了《易经》，而且该经文中的某些卦也都被与36计中的各计联系起来了。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投入

到对于赋予时空生命力的作用之微妙的评价中了。为了重复由帕斯卡尔（Pascal）所提出的区别，这是一种于其历史上主要是使用了敏捷手段的思想，而不是使用一种几何学思想。在古希腊，占据支配地位的哲学传统将计谋智慧形式隐蔽起来了。197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却清楚地说明，希腊对这一切也绝非是一无所知。但希腊却将此让位于嗅觉、精明、佯装、警惕的注意力、投机意识。这些才智形式并不受古典希腊的器重，但相反却受到了中国人极高的好评。我们甚至似乎觉得，在中国除了某些神秘的玄机（慧）的形式之外，未曾有过高于计谋和诠释变化有关的智慧形式。由上部的“知”字组成的“智”字更好地表达了我们的“智慧”一词。然而，该术语也含有“计谋”的概念，也就是对可见世界时空的理解能力。

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研究变化的方式。正如佛教和基督教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命运的一大灾难，以向往永久的真实而设法摆脱这种灾难。这样一来，在佛教中便导致了使色界（被认为完全是虚幻）与始终存在于每种生灵身上的佛性相对立，使“无常”（anitga）与“如性”（tathdta）相对立；在基督教中，俗世间的本世之短暂考验的暂时性特征与死后的永久性对立起来了。但在哲学方面，我们则完全可以如同希腊人，特别是柏拉图（Panton）曾做过的那样。同时，我们还应该认为，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