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中比较文学

20世纪日中比较文学

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是日本学者以日本文学史的发展为出发点，以中日两国文学以及两国文学关系为对象的比较文学研究。显然，无论在出发点、研究视角以及方法论上，日中比较文学研究都有一定的特色。在世纪之交，我们对二十世纪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加以梳理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温故而知新，唯其如此，才能使今后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有效，才能使作为对象国的中国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界得到一些有益的参照。

一、研究概观与时期划分

根据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史实和日本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我把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分为战前和战中期、战后期以及“和汉比较文学”期等三个时期。

（一）、战前战中期，系指甲午战争至日本侵华战争结束这一段特殊时期。在这期间，日本在军国主义者的左右下，对素有“债务关系”的中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罪恶的阴影。这应是面对二十一世纪，我们比较学者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日本的日中比较文学乃至日本的比较文学都是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

日本的比较文学，肇始于十九世纪末叶。1888年，坪内逍遥在东京专门学校开设了“比照文学”讲座，介绍波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此后，比较文学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阿部次郎、野上丰一郎和岛田谨二等一批学者都致力于日本的比较文学的建立，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比较文学专著。但是，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对明治以后的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关系的比较研究，而自古以来就业已存在的日中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成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明治以前的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被排斥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之外。这当然是战前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所鼓吹的日中“同文同种”“大东亚共荣圈”等谬论在学术界的反映。

然而，在传统的汉学界，汉学者们秉承古来的传统，对中国文学给予日本文学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扎实的研究。比如，水野平次的《白乐天与日本文学》（1930年）、林古溪的《万叶集外来文学考》（1932年）、远藤实夫的《长恨歌研究》（1934年）、宇田尚的《儒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1935年）以及麻生矶次的《江户文学与支那文学——近世文学的支那原据与读本的研究》（1946年，1955年改名为《江户文学与中国文学》）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就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日本近世以来对给日本文学以影响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出典考据的工作，并在此过程中形成

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研究方法。比如，北村秀吟著于延宝元年（1673年）的《湖月抄》就是一部探讨《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名著。它集旧注之长，采用头注旁注并用的形式，一改《明星抄》和《弄花抄》等的佛教色彩，而偏重于儒教的解释，充分反映了时代对文学的影响。因此，《湖月抄》成为在江户时代最通用的《源氏物语》参考书，从而促进了《源氏物语》的普及与研究的深入。由是观之，起源于法国的比较文学影响学派的研究方法，在日本的那种特殊土壤里早已成了无须师范的田野操作了。今天说明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以下二个设问：为什么对日本的汉文学界已是驾轻就熟的方法却没有在理论和方法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如果没有理论认识方面的障碍，方法论的形成是难乎其难的吗？其实，这些问题在前述的几本论著中都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水野平次所要说明的是白乐天与日本文学的关系，林古溪所要考据的是《万叶集》中“外来文学”的作用，宇田尚所要求证的是源于中国的儒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几多，麻生矶次所要研究的是江户文学与支那文学——近世文学的支那原据与读本的关系等等。在这些著述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最为清晰：日本文学是“日本”的文学，迄今为止她的发展是有中国的白乐天、有中国的“外来文学”、有中国的儒教、

有“支那”的原据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显然，如果没有“我”与“他者”这种最起码的比较概念，这些著述的资质都会大打折扣。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此类著述在今天乃至今后的研究中都是不可逾越的。

在战中这一特殊时期，更难能可贵的是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中国。青木正儿、盐谷温等名流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成大家风范，竹内好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也颇有成效，远藤惠秀的专著《日本文化对支那的影响》（1940年）开日中现代比较研究之先河，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上发表的论文《鲁迅与我国文坛》以及武田泰淳在1943年9月《国际文化》（第27期）上发表的论文《中国人与日本文艺》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当下”的新视角。

（二）、所谓战后期，系指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八十年代初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成立，确切地说，就是1948年日本比较文学会成立至日本和汉比较文学会成立为止的一段时期。此期的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是，研究者的学术研究和日本社会状况的不断改善以及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现实息息相关；逐渐摆脱日本比较文学仅只以研究日本明治大正文学与欧美文学的关系为正宗的成见的束缚；使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传统的汉文学界和中国文学界得到了普及和发展。1948年日本比较文学会成立，《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和《日本比较文学会报》等刊物相继创刊，虽然这些刊物大多以明治时代后日本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为主，但也发表了不少日中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1972年中国和日本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调动了研究者的热情；在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学者大都自觉地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使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在传统的汉文学界，学者们的比较研究方法日臻成熟，出版了一大批日中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金子彦二郎的《平安时代文学与白氏文集——道真文学研究篇》（第一册、1948年，第二册、1978年），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1958年）和《芭蕉与杜甫》（1978年），川口久雄的《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二册）》（1959年，1961年）、《西域之虎——平安朝比较文学论集》（1974年）、《花之宴——日本比较文学论集》（1980年）和《平安朝的汉文学》（1981年），小岛宪之的《上代文学与中国文学——以出典论为中心的比较文学考察》（上册、1962年，中册、1964年，下册、1965年）、《国风黑暗时代的文学》（全八册、1968-1998年）和《古今集以前——诗与歌的交流》（1976年），中西进的《万叶集的比较文学研究》（1963年），小泽征夫的《古代歌学的形成》（1963年）、丸山清子的《源氏物语与白氏文集》（1965年），神田喜一郎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第一册、1966年，第二册、1968年），池田利夫的《中日比较文学的基础研究——翻译说话及其典据》（1974年），益田欣的《〈太平记〉的比较文学研究》（1976年），金原理的《平安朝的汉诗文研究》（1981年），后藤昭雄的《平安朝的汉文学论考》（1982年）等，都在各自的论域内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除上述论著之外，还有一批出色论文纷纷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神田秀夫的《关于白乐天影响的比较文学的一个考察》（1948年），玉上琢弥的《〈桐壶〉与〈长恨歌〉与〈伊势御歌〉》（1955年），今井源卫的《汉诗文在〈源氏物语〉里的位置》（1959年），久松潜一的《六朝诗学与古代歌论——日本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1960），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接受方法》（1960），吉永登的《忆良的手法与游仙窟》（1962年），高田卫的《上田秋成与中国思想——从“发愤”到“放荡”》（1963年），大林太郎的《从比较神话学看日本神话——以海幸山幸为中心》（1968），白川静的《古代歌谣的世界——〈诗经〉与〈万叶集〉》（1973年），大曾根章介的《〈源氏物语〉与白话小说——近世儒者的源氏物语观》（1973年），田中和夫的《六义论—1—中国诗论与〈古今集〉序》（1977年），德田武的《文化初年的马琴读本与中国白话小说》（1978年），铃木修次的《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1978年），小峰和明的《〈今昔物语集〉汉文出典的表现手法》（1979年），辰已正明的《歌经标式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