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三不足”原则【摘要】春秋末年，孔夫子给奴隶制唱挽歌时提出了著名的“三畏说”，即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否则即为“小人”。

一千五百年后，熙宁变法的总导演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说”，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在“评法批儒”时代，“三不足”成为王安石作为法家代表的勋章，是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在变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安石运用“三不足”之说猛烈攻击北宋的官绅豪强大地主阶级及其所奉行的传统政策，从而推动了变法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革新“三不足”原则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变法活动中，王安石变法因其规模大，时间长，史料丰富，影响深远，毁誉不一，历来是中国古代史教学中不可回避的话题。

建国后，新中国史学界的基本观点，主张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抑制了大地主的兼并行动，对广大农民实行让步政策，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围绕王安石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及其评价的问题，史学界展开了长期的激烈的争论，迄今未能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

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原则，历史学家做过各种各样的分析，对变法本身的价值也是莫衷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文主要就是对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原则做具体的阐述，略述其在变法革新过程中的进步作用。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由此开始了变法革新之路，而关于“三不足”之说也正是由此开始流传的，想必正是王安石本人在这时对“三不足”精神特别强调，这表明他在从事“造端宏大”的变法革新之前，就开始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了[1]。

王安石清醒地认识到要变法革新，即是要改变自宋建立以来所奉行的一些政策法令，必然要损害到官绅豪强特权阶层的既得权益，因而必定要得到他们的拼死反对[2]。

为此，于熙宁二年的春天，王安石对宋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

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

[3]”这几句话，虽是劝说宋神宗的，却表明了王安石勇敢直前，敢于斗争的态度与信念，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原则，就是王安石为迎接这场战斗而提出的，用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战斗原则。

在整个变法过程中，这三个原则对扫除思想障碍，打退守旧派人物的进攻起了很大的作用[4]。

关于“天变不足畏”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思想是继承战国时期的进步思想家荀况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安石在变法之初就加以强调之，而这并非是出于一时之激，早在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丧返回江宁，服除之后，他就撰写了一篇“天变不足畏”《〈洪范〉传》，驳斥了汉儒对“狂恒雨若”、“僭恒汤若”等词语的解释。

所以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为《〈洪范〉传》所作解题，即谓此文强调“天人不相干，虽有灾异不足畏”的观点[5]。

王安石把“天人感应”文论和《洪范》灾异之说彻底地予以否定了。

这就无怪乎鲜于绰在其《传信录》中说王安石“最不信《洪范》灾变之说”[6]。

朱熹在和学生谈话时，也说“荆公又却要一齐不消说感应”，认为灾异与政事“全不相关”了[7]。

事实证明，假若王安石没有“天变不足畏”这样一个坚强的精神支柱，他的变法从一开始就会有被扼杀的危险。

因为，变法之始，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的代言人，顽固保守的官僚士大夫们，就会都拿“天变”来吓唬宋神宗，妄图以此阻止变法的进行[8]。

例如，当宰相富弼听到王安石有“灾异非人事所致”的议论时，立即说这是“奸臣”的“邪说”，并且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他还为此而专向宋神宗建议说：“方今诸处地动，灾变，宜且安静”[9]。

面对着保守派假借“天变”来破坏变法的谋划，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天变不足畏”的观点加以阐明，把它用作反击政敌的锐利武器，使政敌的计谋终于破灭。

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始终坚持这一论点，随时解除其疑点。

他一则说：“天上的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地上的山川丘陵万物之形，其变化规律都是可以通过钻研，根据数据而加以掌握的。

”（《临川文集》卷六六）再则说：“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忘。

[10]”王安石凭“天变不足畏”一次又一次把守旧派的恶意叫嚣镇压下去。

关于“祖宗不足法”王安石在嘉祐四年写给仁宗的《言事表》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当时的“法度”要大作一番“改易变革”，以适合于当前“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

在他于熙宁元年与宋神宗初次见面后所写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对宋朝建国以来所施行的有关财政、经济、军事、教育、选举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几乎全都采取了否定态度，在列举了种种弊端之后加以总结说：“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11]，不然的话，早就会发生大乱子了。

可见非变法革新不可。

既然要变法革新，当然就不存在奉守和取法的问题了。

在保守派那些人看来，王安石的这种观点和思想当然是大逆不道，是不可容忍的。

为维护其本阶层的既得权益，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王安石变更祖宗之法进行攻击。

司马光早在嘉祐六年（1061）曾向宋仁宗奏进《五规》，其中的《惜时篇》就说道：“夫继体之君，谨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败之以馋谄，则世世相承，无有穷期。

”（《司马温公集》卷一八）到王安石变法时，司马光更利用向神宗讲述西汉史事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议论。

司马光一方面歪曲汉初萧何、曹参相继为丞相所执行的政策，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也”的议论;另一方面又写信给王安石指责他“尽变更祖宗旧法”。

御史刘挚则在奏章中说王安石罪之大者，在于“国家百年之成法则刬除废革，存者无几。

[12]”这些言论在变法的过程中虽起了一些阻扰作用，但他们想借此把新法推翻的谋划却未能得逞。

“祖宗不足法”的现实政治意义，在于反对北宋王朝建立以来所奉行的传统政策，在于要对官绅豪强大地主阶层享有的特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制裁，而从其思想路线来说，则是对守旧派的“法祖”思想的否定。

关于“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的“三不足”战斗口号中的“人言不足恤”一句，在当时人的记载当中，也有写作“流俗之言不足恤”的。

例如，见于司马光文章中的，就是这样。

这两个词的换用，反映出王安石所认为“不足恤”的“人言”，并不是指朝野上下的所有人的言谈议论而言，而是专指那些流俗之见、流俗人的言论说的[13]。

王安石所认为“不足恤”的“人言”，只是那些顽固地站在官绅豪强大地主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变法的那些腐儒俗儒们的言论，对于他们以外的人们的言论，王安石不但尊重，而且是积极访求的。

例如：在制定和推行免役法的过程中，王安石向宋神宗陈述说：“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具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著为令[14]。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之一是要使地主阶级的中下层和富裕农民们免于遭受豪强并兼并之家的吞食而致倾家荡产，并使地主经济能保持正常的发展，他深刻地知道，这样的变革所宽优者皆村乡朴蠢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载取者乃仕宦、并兼、能致人语之豪户[15]。

既然如此，则在每一种新法触犯到“豪户”们的某种特殊权益等，作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代言人的官绅士大夫们，必然要反抗。

正像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说的：“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如其如此也。

”唯其是“前知其如此”，所以就在变法之前定出了“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用以排除那些来自旧派人物的议论的干扰。

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拒谏”、“遂非”、“执拗”，南宋朱熹指责王安石“违众自用”、“足己自圣”，显然都是恶意诬蔑，对于流俗之人这些议论，王安石的所谓“不足恤”，实即要从战略上予以藐视，所以尽管司马光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用孔孟之道对他的变法进行攻击，而王安石只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给他，用犀利的语言，扼要而精辟地驳斥了这封来信，斩钉截铁地表示了要把新法推行到底的决心[16]。

王安石对自己所主持的这次变法革新运动的前途，对其必能适应于当前的“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是充满了信心的。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17]”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尽管在他当政时，没有得到较大的程度的实现，但它毕竟是发扬了我国思想家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我国的思想史上增添了一笔具有永恒光辉和现实意义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1]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64页[2]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64页[3]《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青苗法（上）》[4]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64–65页[5]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103页[6]《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二七一，熙宁八年十二月丑记事转引。

[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七九《尚书》（二）洪范》[8]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104页[9]陈均《九朝编年备要》熙宁年二月。

[10]《司马温公文集》卷七二《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

[11]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50页[1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五，熙宁四年七月丁酉记事。

[13]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110页[14]《续资治通鉴长偏》卷二二四，熙宁四上三月戉午记事。

[15]《长编》卷二二七，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条[16]邓广铭，宋史十讲，[K]，北京：中华书局，2008,12（2009,3重印），113页[17]陈苏绅，张帆编，中国古代史读本(下册)，[K]，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