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中心形成的条件(详)

世界经济中心形成的条件随着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在扩大和深化，部分落后国家借助与先进国家的经济联系实现了超越性的发展，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在加剧，各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从17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世界经济中心不断转移。

所谓世界经济中心，就是指在世界经济发展运行中具有核心地位和火车头作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

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第一个称雄世界的是荷兰。

马克思曾将荷兰称为“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

地理大发现后，世界航路的改变，更加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发展。

总之，在17世纪中叶，荷兰的海外势力已大大超过了先于一个世纪进行海外扩张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殖民强国。

而英国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后，靠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并实行一系列的对内政策，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最终英国成为世界各国机器设备的供应者、先进技术的传播者、建设资金的供应者，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推动下，欧美一些先进国家，在19世纪上半叶涌进了产业革命的洪流，并在70年代以后，在德国和美国等国家出现了技术革命和革新的浪潮，这次技术革命，使美国和德国经济得到了跳跃性的发展，使落后的日本和俄国等一下列国家的得到迅速发展，逐渐出现了群雄并起的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出，世界经济中心已开始从英国向美国和德国转移。

在这里，我们先给出一些基本的条件。

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位居世界第一并占世界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的较大份额技术水平总体上说位居世界第一并对世界各国产生影响拥有一大批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库，足以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制造能力世界第一，世界主要产品生产和供应应出自本国并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运输能力、通讯能力位居世界第一并在世界各国运输能力和通讯能力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世界金融中心，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主要结算单位）综合国力包括军事力量世界第一同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资源互补、经济规模大的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甚至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中心国英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美洲则土地资源丰富，两者资源互补。

美洲与英国因而有大量的互补型贸易，经济得以迅速增长。

美洲中，美国经济规模最大，产品成本更低，国内贸易更发达，得以取代英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国。

二战后，东亚和东南亚劳动力资源丰富，与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互补，对美出口蓬勃发展，经济飞跃。

亚洲中经济规模最大并推动出口的日本、中国，先后成为发展最快的经济体。

中国国内潜在市场庞大，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美国）的贸易和自身经济有持续发展的巨大潜能。

与往日美国追超英国的情况相似，中国有可能逐步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并首先在经济总量、然后其他方面超过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中心。

不过，中国必须深化政府管理与企业产权的改革，建立统一市场、企业治理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政府良治、合理再分配与**机制以及良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维持政治稳定，鼓励科技开发和创新。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保持竞争优势和发展趋势，成为亚洲的“北美”，而不是亚洲的“拉美”。

近几十年来，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理论已为西方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该理论认为，贸易可对经济带来多重好处。

第一、出口可带动生产的扩大，提高国民收入。

贸易的结果，参预的双方生产能力上升，消费产品总量增加，国民收入增长。

贸易还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资源，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

第二、贸易促进创新、就业、储蓄、投资，提高生产力、技术、劳动技能、经营水平、创业精神，诱导民众消费。

这些影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外在效应(positive externalities)。

第三、贸易有助于外资的流入。

外来投资可利用当地的丰富资源禀赋（如廉价的劳动力），制造产品，然后出口或内销。

这样一来，生产扩大，就业机会增加。

第四、政府为了保证出口的持续增长，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减小寻租活动。

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实证研究证明，贸易较多的国家增长较快。

后进国家的贸易与增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两个国家先后主导了世界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

英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贸易最大国，而美国则从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仍是世界贸易最大国。

1830年，英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进一步下降为14%。

在上述年份，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4%、7.5%、10.4%、10.7%，远在英国之下。

在1830年到1938年间，英国仍为世界经济中当之无愧的“老大”。

1953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飞升到16%，英国只占10%。

美国一举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领袖。

英美分别为前后两个世界经济中心国，这两国主导世界贸易的时期分别为“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

当然，这里所谓的“英国世纪”和“美国世纪”是经济意义上的。

世界经济中心国往往拥有世界最大、最开放的经济体和市场。

它也是先进技术和雄厚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时，需要着眼于它们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关系。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升，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差距会缩小，与发达国家开展的产业内贸易（如以汽车发动机换汽车轮胎），会迅速增长。

规模经济对国际和国内贸易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大国从规模经济得益更多。

大国单位生产成本较低，出口价格竞争力更大；国内市场更大，国内贸易对经济推动作用明显，也易吸引外资。

因此，大国经济发展的来源更多、更有力。

进而，我们可以推出假设二：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况下，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经济中心国的贸易会更多，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贸易发展会更快，经济增长也会更快。

“英国世纪”时期的美洲发展英国是第一个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它一举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英国土地贫乏，但劳动力丰富。

这点与东亚相似。

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则土地丰富而劳动力贫乏。

1875-1889年间，英国、日本、中国、法国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贫乏的国家，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4、1.8、2.4、2.7英亩。

特立尼达、马来亚、俄国、哥斯达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5.7到8.5英亩间，居中间水平。

智利、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积在25到216英亩间，属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

从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上述假设一来看，发达的英国与发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补型贸易伙伴，可互通有无。

英国与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应当很大，而与亚洲的贸易有限。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

以1900年和1913年两年为例，土地丰富的北美和拉美，与英国的贸易来往密切。

在1900年和1913年，对英出口平均占七个美洲国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却只占亚洲国家出口的7.5%到10%。

英国的贸易数据显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国进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

北美和拉美成为英国最大食品和纤维供应地。

通过与英贸易，北美和拉美扩大了生产规模，赚取了外汇，取得了资金，获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劳动技能，从而使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在1900年和1913年间，北美和拉美主要国家的产品大量出口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

根据麦迪森的资料，在1820年和1870年间，拉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0.2%，在1870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在1913年和1913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

相比之下，英国价廉物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机器制造的纺织品），与亚洲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手工纺织品）激烈竞争。

结果.亚洲许多手工业破产，引发政治纷争甚至内乱。

另一方面，亚洲主要国家向英国出口总量有限，亚洲经济因而增长缓慢。

在1820年和1870年间、在1870年和1913年间、在1913年和1950年间，亚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分别为0.1%、0.6%和0.1%，远远落后于拉美（麦迪森，1997）。

“美国世纪”时期亚洲的发展和拉美的落伍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贸易最大国和世界经济中心。

到1990年，美国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仍远远高于另一个世界贸易大国日本。

日本只占约8%。

在1946-1949年间，美国和拉美仍是土地丰富的国家与地区，美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11.8、12、16、20、29、30英亩。

而亚洲则是土地贫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区。

例如，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人均可用于农牧林业的土地，分别为0.08、0.95、0.98、1.85、1.97英亩。

在“美国世纪”时，亚洲和拉美与世界经济中心的贸易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正如资源禀赋贸易理论和假设一所阐述的那样，资本和土地丰富的美国，对亚洲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甚大；对拉美的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则相对地小。

在1950-1973年间，劳动力丰富的亚洲国家地区，对美国出口的增长，要比土地丰富的拉美快得多。

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国巨大的潜在市场，便大力推动出口。

在1950-1973年间，亚洲经济体日本、台湾、韩国对美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5%到28%之间。

强劲的出口扩大了生产规模，带来了利润、储蓄和新技术，促进了管理和劳动技能的提高，推动政府采取合理的经济政策。

东亚丰富和熟练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

因此，东亚经济体逐渐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其比较优势和技术也逐步升级。

在对美出口的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在1953-1973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国和世界市场方面不太顺利，出口市场波动甚大。

在1953-1973年间，阿根廷和智利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别下降2.3%和0.5%，巴西、哥伦比亚对美出口也毫无增长。

此间，只是秘鲁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7%；墨西哥得益于与美为邻，对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13%。

总的来说，拉美在这个时期对世界经济中心国的出口强差人意；与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比，更是一落千丈。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拉美国家抛弃了在“英国世纪”奉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改用对外封闭的进口替代战略。

在1950-1973年间和1973-1992年间，十一个亚洲国家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增长3.1%和3.5%，而七个主要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总产值平均每年分别仅增长2.4%和0.4%（麦迪森，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