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当下意义

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原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作者简介】吴福辉(1939-)，男，浙江镇海人，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10002920世纪的中国，在不断地追寻自己的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完型中，将要走完这100年。

这种文学的形成，因为一直是与中国的革命运动相生相伴的，激进的左翼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受到相当的重视，成为研究界的焦点。

同样，这样写成的文学史，其包容量却越来越显得狭小，最后甚至仅仅成了左翼文学单线索发展的简单化叙述，使得“现代民族文学”的丰富概念名不符实。

进入改革开放的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经济的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现代文学研究在对左翼文学的过分政治化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思索，而对其他非左翼文学也开始投入大量的关注。

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度都有了相当的扩展。

这种格局，目前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动。

我认为，对以往左翼文学的深入认识，有可能成为新的热点。

因为学术界认识到，全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历史应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对在现代文坛曾经保持活跃状态的三种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应当做一合论。

包括考察它们是如何共同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独特风貌的，探究它们的成因、业绩、影响面，以及对峙和相互渗透的程度。

这种新的综合已具备条件，应当逐步进行。

而且这种综合并非是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为了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中加深对它们各自的认识。

研究历史的文学，是为了今天的文学。

我们时时都能从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文学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学模式的存在。

我们也能从汪曾祺的复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

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从文风的小说。

到1980年后连续发表《受戒》、《大淖记事》等属于京派风格的作品，被认为是京派的复出。

），从寻根文化小说的一度盛行，感觉到京派文学生命的存在。

而商业文学市场的冲击，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压力，又一再地提醒我们，海派就在身边。

历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条件下做现实的出演，并一定会延续到新的世纪。

这就逼使我们思考：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真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在情景吗？还是说它们只是一种蒙上灰尘的斑斓历史断片，有待我们追忆，有待我们于新的历史语境下作新的连接而已。

一多种文学形态存在的背景左翼、京派、海派文学的产生，是“五四”文学分流的结果。

从时间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继浮出地平线。

左翼以1928年创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学”口号和太阳社成立做为标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京派于1930年《骆驼草》创刊前，已经有了聚集的表现；到1933年沈从文执掌《大公报·文艺副刊》，同年发生京海论争（注：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学态度，同年12月苏汶（杜衡）在《现代》4卷2期发表《文人在上海》，由此爆发历时近两年的争辩。

鲁迅、曹聚仁等都参与其中。

史称“京海论争”。

），为一新的起点。

海派的兴起可用张资平与创造社决裂，带头“下海”，写出《苔莉》为契机，约是1928年。

如果从作家们的分流情况考察，也是意味深长的。

“五四”时期著名的两大文学社团，就在此时分流了。

“文学研究会”的文人，随着政治与文学中心的南移，留在北平（北京）的一部分便成为京派，集聚在上海的如鲁迅（注：鲁迅是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会成员。

此社团的宣言为周作人起草，经鲁迅修改。

鲁迅不实际参加的原因是当时他兼政府教育部的官员。

）、茅盾却变成左派作家的核心。

“创造社”的郭沫若、田汉和从日本回来的“后期创造社小伙计”（注：创造社分前后期。

1926年一部分留日左翼青年回国参与创造社的活动，他们是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被戏称为后期创造社的“小伙计”。

）是左翼，而张资平、叶灵凤却是海派的领头羊。

三分天下似乎是一个大趋势。

而分流的原因，过去多半是单纯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的。

而且从历史形成的惯性看，从来的三类文学派别互相之间也一直是这样解读对方。

比如左翼就视京派为“封建余孽”（最初把这顶帽子戴在鲁迅头上，后来曹聚仁、胡风们就将它移给京派（注：曹聚仁写过《京派与海派》、《续谈“海派”》，胡风写过《南北文学及其他》、《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蜈蚣船》，都对京派的持论更严。

）），视海派为“洋场恶少”，等同于资本主义恶瘤。

而京派把左翼看作是党派政治，将海派看得铜臭一堆。

海派只有不断地“辩诬”，它不会去说左翼拿了卢布，也不会去攻击京派的保守落后不革命，它心里或许在这样腹诽，嘴上讲的只是文学应当有趣、可读，行动上毫不犹豫地去占领社会的读书市场。

今天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可以说明三种文学形态是同30年代中国的社会情状和社会的各个侧面直接相关的。

左翼文学是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产物。

党派闹争，不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构成了不同的文学。

左翼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学。

其时还有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文艺”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但是它敌不住带有全面批判性质（批判封建宗法农业文明，批判初期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殖民主义文明）的左翼文艺运动。

我们只要看左翼文学是明确地反对当时政府的，是反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但是它却吸引了当时最具天才的文学家像鲁迅、茅盾、丁玲、萧红、张天翼、吴组缃、艾芜、沙汀等等。

国民党文学却不具备这样的吸引力。

再看上海的现代书局是一个商业性的文艺出版社，但它情愿冒被封闭的危险，接受出版左翼刊物《拓荒者》、《大众文艺》，后来为了不被关掉才被迫答应出版南京方面的民族主义文艺杂志《前锋》、《现代文学评论》，不久就停了。

它出版《现代》，打着不问派别的中间路线旗帜，还是要拉鲁迅等左翼作家的稿子。

很简单，因为左翼文学有作者，有读者。

所以，连40年代的张爱玲谈起30年代的左翼文艺，她也说：“一九三几年间是一个智力活跃的时代，虽然它有太多的偏见与小心眼儿；虽然它的单调的洋八股有点讨人厌。

那种紧张，毛躁的心情已经过去了，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艺与电影材料，值得留的还是留了下来。

”（注：张爱玲谈的“文艺与电影材料”主要是指左翼文学和电影。

见其《银宫就学记》（《流言》，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版，105页）。

）她在挑剔左翼毛病的同时，客观地指认了不可更改的事实。

而京派文学是由一个游离于主流政治话语之外的特殊文化社会造成的。

它的形成环境，就是一个遭遗弃的古都、废都。

当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南移之后，南京是它的政治舞台，上海是经济前台（上海不是单纯的工商业社会，下面将论及），北京成了它的文化后院。

一个文化旧都，不能完全不受政治斗争的影响，但它有了超脱之势，它占据了中国文化承传的重心，是当时许多人对30年代北平的印象。

它所能留下的文人一定是心仪文学、文化本身，而又厌烦政治斗争和商业炒作的。

钱钟书半开着玩笑，说出真实的情景：“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

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

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

”为什么？因为北京有“文化”！“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街和资格。

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

”[1](P21)偏偏这个旧都还拥有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北大、清华、燕京，养成了一批学院派文人作家，既懂得中华传统，又开过眼见过世界，知道现代外国的事情。

这是京派的立足之点。

海派的出现很明显。

如果没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30年代部分的资本主义商业化和都市化，老市民读者还是在读他们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哪里会有全新的属于新文学的海派文学产生呢？沈从文对“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所下的断语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2]。

鲁迅说得也够清楚：“‘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3](P43)。

都认定它是商业社会的精神产品。

三种社会不过就是一个社会的多种侧面。

只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南北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各个地区有可能在某一侧面上突出，在其他侧面反而“薄弱”。

京派的发生偏于经济发展相对沉滞的地区，而左翼、海派都集中在上海一带，那是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滞后的地带，文化沉淀要比文化转换更具优势，于是，京派面对传统文化作出反应的机会就较多。

上海不然，它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大的商埠，还是中西文明激荡之地，加上租界特殊的言论环境，出版业繁盛，报刊众多，卖文容易，才有可能成为左翼文学活跃的大本营。

左翼文学要有激进的青年学生、叛逆的一代的支持，方能存活，而到了抗战时期，上海的激进文学青年大规模地流失，就给市民通常文学让出了大块的地盘。

而本来，上海除了激进文学青年，就是时尚青年，就是一批“现代都市之子”。

可以说，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较深的、追求时髦的上海新一代的市民，是新海派的基本读者。

京派的读者则是一些“余永泽”（注：余永泽是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内的人物，典型的京派知识青年。

）式的青年，他们的文化趣味大于政治趣味，藐视赶潮流，自动退出时代青年的圈子，但也不是全然不了解世界。

中国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与读者的不同倾向的多种联结，深深作用于这三类文学形态，给它们带来不同的风貌、色彩。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性社会的时间太久，30年代转化为工商社会的机会（可能性）因阶级危机和民族危机加深的缘故而夭折。

现在引起人们思考的是，下一世纪中国社会进一步的现代转型会给文学带来些什么呢？回答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课题范围。

但是我曾在研究徐訏的时候，注意过上海、香港、台北三城与文学的关系，这是徐訏几十年文学活动和读者接受的文化环境，无一不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城市。

我注意的是，为何在40年代的上海（加上重庆）以《鬼恋》、《风萧萧》一纸风行的作家，到了50年代的香港，竟连他的学生都无力帮助他出版小说（注：徐当面问学生徐速：“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说老实话，为什么我的书卖不动，而那些黄毛丫头写的东西却有人看。

”徐速回答：“因为我怕赔钱”，“大概因为这里是香港吧”。

见徐速《忆念徐訏》（《徐訏纪念文集》，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1981年版，90至91页）。

）？倒是60年代的台北可以给他出版全集。

这是否说明，上海和台北在那个时代拥有着大致相同的读者，城市社会具有“同质”。

这种社会形态是我从一般的商业社会中再细分出来的，姑且命之为政治型的工商社会。

这种社会对于文学还要求理想主义，还要求真善美，这是徐訏的文学。

而香港，至少在徐訏的时代真正是个纯粹的工商社会，它要求的只是娱乐休闲。

文化型工商社会的香港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我还认为，中国大陆社会的前景可能是政治型的工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