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的新策略

叙事学术:生态批评的新策略[摘要]叙事学术是学术研究的一种表达策略，由美国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提出并实践。

叙事学术指的是将学者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性阅读经验相混合的写作方法，是在学术论述中有机地融入具有叙述性、形象性和感受性描述的写作策略。

叙事学术的主要特征有：试图在“离开与介入”或“品味与拯救”之间为批评家寻找一种平衡，并促使这两者相互强化；为文学文本的阅读提供现实世界的语境；以普通读者的接受和受众范围最大化为目的。

[关键词]叙事学术；斯洛维克；生态批评美国著名生态批评家斯科特·斯洛维克的专著《走出去思考——离开、介入及生态批评的职责》（going away to think: engagement, retreat, and responsibility，下文简称《走出去思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比通常的随笔更富思想性与学术性，比其他学术论著更富形象性与感染力。

通过将叙述性与论述性结合在一起，斯洛维克实践了他所倡导的“叙事学术”（narrative scholarship）。

在学术规范日趋完善并愈加严格的今天，这种学术表达的新策略在生态批评领域引起很大的反响和争议。

探讨这种叙述性学术的利弊得失，有助于生态批评的未来发展。

一、“叙事学术”是什么在《走出去思考》的导言中，斯洛维克写到：这里的一些论说文……使用了把个人故事与更宽泛的哲学、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技巧，在1994年的论文《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交际、联系》中，我开始把这种技巧称为“叙事学术”。

①“把个人故事与更宽泛的哲学、文学评论相结合的技巧”，这可被视做“叙事学术”最简单的定义。

概括整本著作，我们可以为“叙事学术”下一个更明确的定义：叙事学术指的是将学者个人的现实生活经验与其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性阅读经验相混合的写作方法，是在学术论述中有机地融入具有叙述性、形象性和感受性描述的写作策略，其目的是为文学文本阅读提供现实世界的语境，扩大生态批评的影响范围，使之不仅能够抵达学术圈内的专业人士，也抵达学术圈外的普通读者。

叙事学术与规范标准的学术之区别显而易见——后者重视逻辑和理性，排斥个人经验化的叙述，更忌讳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强调研究的客观性；而叙事学术的某些部分与描写个人经验的散文随笔之界限并不清晰，也就是说，它模糊了、跨越了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边界。

斯洛维克在《生态批评：讲故事、价值、交际、联系》一文里具体阐释了他的叙事学术观念：生态批评家应该讲故事，应该将叙述用做文学分析持续的或者间断性的策略。

其目的并非与文学本身竞争，而是阐释和欣赏阅读语境——也就是说，将文学文本作为以某种方式贡献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之外”的生活的语言来接受。

我们绝不能把我们的学术缩减为一种枯燥的、过于理智化的游戏，脱离嗅觉与味觉，脱离实际经验。

让世界和文学直面对方，然后报告它们的关联和交叉方式。

通过讲故事来分析并解释文学——或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然后显示与世界的接触如何塑造你对文本的反应。

（going：28）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斯洛维克把“讲故事”看成生态批评必不可少的表达策略，蕴含着他对文学研究特别是生态文学研究的多重思考。

首先，他不满于甚至反感于学术的“缩减”——脱离学者自己活生生的自然审美经验和人生经验，他为当下学院派研究变成“枯燥的、过于理智化的游戏”而忧心忡忡；他祈望新兴的文学批评类型——生态批评能够挣脱学院式研究之条条框框的束缚，与研究者自己鲜活的体验结合起来；他更希望新兴的生态批评不再只是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其话题和主张不再只是学术圈子里的风波，其隐含读者不再仅仅是学院里的知识分子，还包括最广泛的普通民众。

其次，“叙事学术”不仅要有缜密思维的逻辑力量，而且还要有美学感染力，用具有美学精致度的语言来表达学者自己的体验。

在他看来，理性语言不是唯一的学术语言，感性语言也是学术所必需的，感性话语也能铺就达到澄明的路，而且能更有效地促使普通读者理解自然的价值、意义和需要。

再次，文学研究不仅仅要直面文学文本，而且还要直面现实世界，从而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斯洛维克所说的“让世界和文学直面对方”，不仅是指研究文学文本所反映出的特定社会与自然，还主张让已存的文学文本与当下世界——研究者所体验到的世界相互碰撞，而研究者的作用就是要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联与交叉，从而在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使读者明确意识到文学文本与现实世界有着重要的关联，进而塑造和强化读者从当下现实需要的角度对文学文本作出反应，并且在文学文本的影响下对当下现实作出反应。

在《走出去思考》这本书里，最能体现叙事学术特色的文章是《“做最坏的打算”——爱、预料到的损失及环境评估》。

不妨以这篇文章作为案例来考察一下叙事学术的具体表现。

在这篇文章中，斯洛维克感人肺腑地叙述了他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打击——痛失爱子帕布罗的体验：阿纳琳达坐在黑暗的储藏室里，她的乳房仍然滴着奶，而一个月大的帕布罗再也不会去吮吸了。

五英尺外的一个有窗的隔离室里，那个无辜的小生命又赤裸着躺在了那里，被束缚在白色的床上，身上插满了用带子固定的管子，半张着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服药引起的迷离。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只能靠机器维持呼吸了。

年轻的安格林医生拉着我的胳膊，把我带到一个仍然看得到帕布罗病危情形的房间里，一系列的x光片展示了帕布罗娇嫩的肺部随着感染加重而不断扩张的白色区域。

“我们正在尽力，”医生说，“但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going：39-40）依照现有的学术规范，在学术论文里出现对研究者个人经历和体验的大量叙述，肯定是不恰当的。

然而，如果跳出现有的学术规范，考察一下这些打动人心的叙述是否有助于读者接受作者所要论证的学术观点，是否有助于更多的普通读者接受生态批评，我们或许能够给出更为公允的评断。

这篇文章在理性的文学批评之中，分段夹入大量详细而充满感情的叙述，包括作者火速赶往医院途中的心情、光线不良的病房、绝望的妻子、即将逝去的孩子以及医生的忠告等。

这一切给身为父亲的作者带来的震惊和悲痛是不言而喻的，同时也能够打动每一个有同情心的读者；而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生态批评家，他必然被现实生活带来的这种震惊和悲痛所激发，进而展开关于人生、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学、生态危机的哲学思考，于是，丧子叙事、哲学思考和生态批评就被作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儿子即将夭亡时医生说的“作好最坏的打算吧”这句话，构成斯洛维克之思考的触发点和起点。

作者在文章中提出：对于面临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的整个人类来说，什么是最坏的打算？怎样做好最坏的打算？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用的则是有着深刻蕴涵的理性语言，他向读者传达了以下生态思想：生态危机日益严峻，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愿相信，视而不见，不愿做最坏的打算？丧子之痛的叙事以人们可以感同身受的事实和真情实感，启发我们认识到：正如“我”在儿子呈现病态时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因而才无法走出丧子阴影一样；人类对待生态危机时，有意无意地回避已经出现和将会发生的灾难，回避对可怕未来的恐惧，不愿意积极地未雨绸缪，相反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忍受一日是一日，得过一天是一天。

而这样的思维惯性和消极态度具有巨大的潜在危险，足以导致地球的毁灭。

此外，人们对生态危机的麻木还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资料过于冷静、过于理性、过于数据化，没有亲眼目睹生态灾难给自己和亲人的生命造成真实可感的危害，进而也就缺乏由此而生发的强烈的感官体验和感情体验。

丧子叙事在论文中的穿插，不断地把读者从理性思考拉入情感体验之中，又从感性拉回到理性，进而避免了单纯的理性探讨所造成的情感真空，亦避免了单纯的感情宣泄所导致的思维短路。

看看作者的笔触怎样从丧子之痛的叙事转向生态问题的论说吧：你的注意力转移了吗？从那个抒情强烈的家庭故事中转移开了吗？一个婴儿死去了，一个家庭被破坏，并且不得不活在“纯真已逝去”的阴影之下。

一个学者——一个人——转而去叙述，为了揭示某种亲密东西的逝去意味着什么。

但是，这种叙述转变为某种更宽广、更具包容性的东西，那便是通过感知和抓住某种更宏大的范式来构筑自我的尝试。

我希望你，读者，把帕布罗之死当作可信且真实的事件接受下来。

这种经历发生了，正如你握紧情人的手，或者弄蓬你儿子的头发那么确定地发生了。

”（going：46）可怜的幼子帕布罗死了，由此产生的悲痛是真实的，“你”（读者）也应该能够体验得到。

有了这种体验，读者一定会明白：由此而引发的关于生态灾难的现实之痛和未来之痛的思考，不是一般的讲道理，而是在讲与你的生命密切相关的道理。

于是，作者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对一些自然书写文本的生态批评。

让怀着丧子之痛的作者所处的世界直面自然写作的文本，指出两者的关联和交叉部分，并将个体伤痛与整个人类的伤痛、地球被摧残的伤痛结合起来。

从这个出色的案例来看，斯洛维克所倡导的叙事学术，绝非体裁混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对当代学院派学术研究的反拨，他还要把文学批评引向一个新的发展方向——更加重视文学研究受众面扩大，更加重视文学研究对世界（含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思想文化）之影响的方向。

因此，批评界有必要认真地对待这种文学研究现象，不是囿于现有的批评规范，而是细致地考察其倡导者的动机、目的、文学思想和逻辑思路，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特别是对其优越性作出充分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叙事学术”的优越性将感觉经验作为理性研究著作的一部分，这并非只是斯洛维克一个人的努力，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甚至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都有学者使用这样的方法。

人类学家雷纳托·罗萨尔多（renato rosaldo）在其《文化与真实：社会分析的再造》（culture and truth: the remaking of social analysis）一书中这样说：“我应用的个人经验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我可以更直接地把伊龙格特人哀痛中蕴含狂怒的质感和强度传达给读者，而不是使用某种更与己无关的写作模式。

”①另一位人类学家特勒·萨特菲尔德（terre satterfield）在2004年出版的专著书名就是《自然价值几何？环境价值的叙述性表现》（what＇s nature worth？narrative expression of environmental values）。

生物学家约翰·詹诺维（john janovy）写了大量包含叙述性和描写性的生物学著作。

生态文学的奠基人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是一位杰出的海洋生物学家，她前期的作品既是语言优美、叙述性很强的海洋生物学著作，又是包含了客观严谨的前沿性科研成果的生态文学名作。

卡森在其大量的叙述中使用富有象征性和节奏感的文学语言；但又绝不容忍任何违反科学的描写，要求自己必须“打下不可动摇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