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道德

政治道德与历史真相

——解读陈炯明

班级：09应用物理1班学号：0910020114 姓名：王磊

关键词：政治手段政治目的政治道德历史是非政治原则党派与国家利益关系

主要内容：道德与政治虽都依附于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图把二者熔为一炉、直接统摄，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炮轰总统府”事件让他背上了叛徒的名声．然而，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是非

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炮轰总统府”事件让他背上了叛徒的名声．然而，如果说，孙中山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那么陈炯明就是一位坚持原则的失败者。也许，坚持原则者总是容易输给不择手段者，道德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功利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总是容易输给机会主义者。

1920年陈在闽南时，列宁密使波特波夫曾访问他，表示苏俄可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使用，陈以为革命不应依赖外力，遂婉拒之（《大翻案》，页193-194）。当时苏联更属意的合作对象是陈炯明，假使他积极争取，还轮得到孙中山吗？而国民党后来正是依赖苏联的军援，才得以击溃陈炯明部，并北伐成功的啊。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孙中山联络西南军阀，沿西江而下进攻陈炯明主政的广州。其时广州方面财源枯竭，军心动摇，前方将领多要求开禁驰赌，以赌税维系经济（《史事编年》，页715-716），而陈断然表示：“粤军可倒，赌不可开！”（陈演生编著、黄居素增订《陈竞存先生年谱》）假如陈不执意坚持他一贯的禁赌政策，其部属又何至于穷极哗变，致为外敌所乘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欲联络中国各系势力以求合作，日人影佐与陈商谈多次，陈以归还东北为先决条件，日方表示：“君但肯出面，一切均可商谈，归还东三省亦不成问题！”陈要求日方出具书面文件，终以日方不能应诺而作罢。以后影佐以个人身份赠与支票八万元，陈面辞不获，事后就在支票上画叉勾销，命手下送还影佐（康白石《陈炯明传》，页99）。如果他稍假以辞色，就算不能藉日本之力东山再起，临终前也不至于生计潦倒啊。由此可见，陈的旧属称他“宁牺牲其凭藉军事力量，而不背其对民众夙昔之诺言，虽顾目的，更择手段”（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编后语》），亦不尽是阿私之言吧。

孙视“政治为一种技术”

1)我们且对照孙中山的行事：

为了扳倒袁世凯，孙中山1914年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希望日本帮助中国革新，“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次年更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提出中日合作盟约十一条。

为了筹集北伐军费，孙1921年与美商乔治香克签订合同：香克在美为孙政府发行公债一亿金元（约合当时中国币二亿元），而未来由香克所组织开发的中国工业，生产纯利的三分之一、购买材料款项的百分之二十五皆归其所有。这实际上将使香克垄断中国的商务让予网友对吴佩孚的评价

吴佩孚一生饱读圣贤之书，人称儒帅。一生坚守三条信念：不敛财，不纳妾，失意后不进租界。这三条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后日本愿意给他提供资金枪械，扶持他东山再起，被他严词拒绝。

吴佩孚下台后生活清苦，张学良经常接济他，但张学良丢失东三省后，他依然毫不留情地大骂张学良，害得张学良从此不敢见他，以后接济老吴只是派人把钱送去，自己不敢面对他。日本在侵华过程中不断拉拢他，都被他断然拒绝，抗战爆发后他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虽然身陷日占区，但决不跟日伪同流合污，后在抗战期间病死。

吴佩孚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了晚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蕴,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政治失德,会使社会失去安宁,国家产生动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政治伦理架构的认识论基础.

2)制度道德是各种社会制度所据之建立和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规范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个体道德之别的话，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分为两个层面。制度道德是各种社会制度所据之建立和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也对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辩护。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么政治合理性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说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罗尔斯所言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都是从制度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础。制度道德优先于个体道德，政治制度正义优先于公民服从的义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权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从。正义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条件，也规定或影响着共同体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调。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种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结构”，它留给人们充分的权利和空间，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当然就政治领域来说，我们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过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对政治系统的功能发挥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量。但系统结构比系统要素对系统功能具有更大决定作用，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也只有在正义的制度条件下才有大有作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个体道德对政治的影响远为持久、重要，故我们的政治希望还是应当最终寄托于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

政治对道德也有巨大渗透和模塑作用

3)看政治对道德也有巨大渗透和模塑作用。

政治制度的正义和合理与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径让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政治意愿，是否提供充足的社会空间以使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对政治文化、社会文化都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从而影响公民的素质、个性、气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惯。这便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欲表达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为本身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有重大影响，政治的巨大强制力和强大的功能辐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动举足轻重。不谈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对公民道德的正面影响，翻开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就能对政治对个体道德的作用窥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为了争权夺利，人性中许多最本质的东西会暴露无遗，政治会泯灭人的良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恶的一面；狼与狼之间都不会互相残杀，而人类却相互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