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论时尚

齐美尔论时尚

前言

齐美尔对时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时尚心理的社会学研究〉、〈时尚〉、〈时尚的哲学〉等短文。在其中，齐美尔对时尚进行了丰富的描述与分析，至今仍在时尚的社会学讨论中占有主要的地位(Gronnow, 1993)，然而这些讨论在论述上较不具系统性，并且也与齐美尔所关心的社会学问题缺乏比较明确的联系。因此，我在这份报告中除了要对上述篇章中时尚的概念加以诠释，也试图指出齐美尔对时尚的分析事实上构成他对现代性研究的一环。

我的讨论要结合齐美尔在其他著作中曾探讨的现代生活风格的转变，以及它们对个人主体的影响，诠释齐美尔如何看待时尚的运作方式与发展以及它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在第一部分我将回顾现代生活风格的一些重要转变。齐美尔特别关心的是在现代货币经济对生活风格造成的客观化以及以专门化生产为基础的消费扩大等现象，它们造成一种去个人化并且对立于主观个人的客观力量的增长，同时也使得人们对个体性的需求高涨。这是齐美尔在讨论时尚与时尚的快速发展时的重要历史背景，勾勒出个人主体所遭遇到的保存个性的难题，而时尚在此具有化解难题的效果。第二部份就齐美尔对时尚的分析加以诠释，并且指出时尚的发展本身如何体现了主客观文化间逐渐分歧的过程。第三部份，讨论时尚如何作为齐美尔现代性研究的一环。

一. 时尚发展的场景

对齐美尔而言，货币经济是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最基本的特点和基础，他在《货币哲学》中曾经特别关注于货币经济对现代生活风格的影响。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生活风格的客观化与消费的扩大。在现代社会这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场景中，时尚作为一种满足个体性需求的社会形式，是对抗着生活风格客观化与去个人化的力量而快速发展，并且也作为消费扩大之下商品继替分化(consecutivedifferentiation)的最佳例证。

1.生活风格的客观化

生活风格的客观性，指的是生活的无特性，“生活不再取决于特性的规定性。” (Simmel, 2004: 435) 齐美尔认为“生活状态中的这种客观性，它本身就是生活状态与货币关系产生的后果。” (Simmel, 2004 : 437) 换句话说，生活风格的客观化可以直接归诸于货币经济崛起对生活的影响。

货币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做为客观性的执行者，根植于货币本身作为通用的一般交换媒介所具有的特性，“由于货币以残酷无情的客观性衡量一切对象，还由于这样来衡量的价值标准决定了与各种对象的关系”，个人与生活中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全都可以货币的客观性价值来表达。(Simmel, 2004 : 431)“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挽回的余地。”（齐美尔，1991，265）也就是说，当我们从事物的货币价值这一角度观察和评价事物的时候，事物就不再具有自己的独特本性，它的特质转化为量的价值。化质为量，也就是化独特为一般、化主观价值为客观的、可度量的价格。货币化约了、夷平了事物与事物之间、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特殊性的区别。因此，当货币作为纯粹的交换媒介推动了交换关系的全面化、普遍化时，也就把人的行为、关系和精神生活带离了个人的主观性，进入到由货币价值反映的客观性范畴中，促进了生活风格的客观化、去个人化。

2.消费的扩大

消费的扩大伴随生产专门化而来，它们与货币经济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透过货币形式，个人的才能被评估为普遍的劳动价值，进入市场进行交换，由此促成了生产与消费中的专门化与分化。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劳动的片面化使得劳动的产品不再能够反映主体性，并且使得人们必须经由货币交易购买产品，透过消费各种商品满足生活所需，从而造成了消费扩大。

生产方式分化、专门化使得消费在质与量上有所转变。专门化的生产方式使得产品的价格下降，能为更多人所消费，另一方面，产品的质量变得划一，不再具有个性。产品的价格与质量进入了一种夷平的过程：“产品越没有个性，就越适合更多的人，并且产品必须以足够便宜的方式生产，以尽可能满足最多的需求。”(Simmel, 2004 : 455) 对齐美尔来说，在专门化的劳动分工与消费扩大造成了劳动的主体及其产品的日益疏离，以及客体的分化与增长。

在齐美尔看来货币经济与专业化生产造就出一个商品的世界，可分别就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消费扩大带来的影响加以讨论。

在私人领域中，人们大量消费专门化生产的商品，堆满生活的大量商品带来了一种“被现代生活外部事物压抑的感觉”。“这些云集在我们周遭的大量事物”，“它们产生的根源不涉及个人，而且轻易地就可以被替换”，大量的商品成为“一个互相连接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地指向带有其意愿和感情的主体灵魂。”(Simmel, 2004 : 460) 在公共领域，消费扩大的现象可反映于贸易展，来自世界的商品在展览会上出现。齐美尔在〈柏林贸易展〉一文正是以这种世界展览会为主题。各式各样的商品在娱乐的社会脉络下被展览，“迥然相异的工业产品十分亲近地聚集到一起，这种方式使感官都瘫痪了─在一种确切催眠状态中，在零碎化的微弱印象中只留有一个想法：人是来这里取悦自身的。”(Simmel, 2001a: 138) “迅即而过的印象的丰富性与多样性，非常适合使早已被刺激过度了的疲惫神经再度兴奋起来。”人工的刺激与消费娱乐弥补了生产过程的烦闷。“(生产方面的)异质印象的压力逐渐增长，刺激的变化越来越快速多样，在此之中的消费与享乐看上去似乎能够弥补现代人在劳动分工中片面与单调的角色。生活中主动面的差异性显然已为其被动面的多样性所补足。”(Simmel, 2001a: 139)

透过以上讨论，可以发现齐美尔是把时尚摆在一个现代大都会的场景中讨论：首先，货

币经济流行，个人与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关系取决于货币的客观性价值标准，抹平了事物的特殊性，使得生活风格客观化，生活中较过去产生了一股更大去主观、去个人化的力量；其次，以专门化生产与消费为基础，个人生活中的消费在量大幅增加，但在质上却无法体现个人的主观性。人们一方面寻求大量消费的多样性藉以弥补个性的缺乏，一方面，围绕在生活中的大量商品却又成为来自外部一股客观的、压抑的力量。

3.个性化的转变

齐美尔同样关心现代社会中客观化、去个人化的力量对内在生活造成的冲击，他认为“生活的一切物质内容变得越来越客观，越来越没有个性，无法被物化的所剩无几的东西则变得更为个性化。”(Simmel,2004: 381)相应于生活风格的客观化，个人对个体性与个性化的需求随之高涨。关于个人主体的心理影响，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有许多相关的讨论。他更近一步地分析了个人的精神与身体上个性化转变的过程：“首先，人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坚持个性的困难。在某些地方，个人活动的重要性与花费在量上的增加达到它们的限度，人们为了利用对差异的敏感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就会去捕捉质上的差异。最后，人们被引诱去采用最具以特定倾向的怪异，夸张的癖性、反复无常和矫揉造作。但这些夸张所具有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这种行为的内容，而在于它要“与别人不一样”的形式。”(Simmel, 2001a, : 196) 这里再一次地说明了现代社会中个人的处境，“生活是由越来越多非个人的以及取代了真正个性色彩和独一无二性的东西所构成；因此，人们为了保存他最个人的精髓而最强烈地呼唤独特性。为了仍然可以保持对自我的意识，人们不得不夸大个人因素。”(Simmel, 2001a: 198)

这也是齐美尔认为人们所面对的“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的独立和个性的要求。”(Simmel, 2001: 186)可以说是人们在自我与客观世界、个人与社会的力量之间拉扯的困境，而时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