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风流蕴藉：晋风度的文化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末年，延续至晋。“晋风度”是对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涵。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晋玄学和晋风度。晋风度是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晋风度是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晋风度与晋玄学

谈及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种超越形的束缚的情怀，使自然山水被赋予了人性化的灵性与无穷的玄趣。

正是由于“玄学”的产生与盛行，晋名士们在思想与哲学领域开启了一条自由之路，可以打破礼教束缚，追求更为本真、更为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这使得“晋风度”开始成为一种最高层次的审美追求。

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对自然的审美意识和对其艺术的表现，在中国的审美文化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晋时代是一个以自然为人生最高理想的时代。晋士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他们厌倦了政变的黑暗与残酷，更多地追求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同时，晋士人把在政治理想上的绝望转向文学艺术，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神韵”这一独特的审美追求指导下，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千百年来，晋名士那种潇洒，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残酷的社会现实促使人们重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对残酷现实的哀伤成为整个晋时代的一种基本情绪。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悲伤、颓废的感叹，实质上标志着人的觉醒，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礼教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是人自身的觉醒。

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晋风度的产生是以人的觉醒为前提的，文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自身、对自我本体的探究与追求上，从而奠定了中国文人的基本人格精神。

晋风度反映了晋时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代表了晋士人文化的发展趋势。它是晋名士人生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的具体展现，是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气质。晋时期，社会急剧动荡，巨大的变革与惨烈的政治斗争使晋名士在存活于世的安全上都没有保障，时时面临着生死选择。而另一方面，晋士人又不甘庸碌无为，他们一如既往地忧国忧民，以求济世报国。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晋名士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表现出很强的统一性，而其在人格精神与现实政治环境又极度地背离甚至对立。正是这种既统一又矛盾的表现，决定了晋时期主流文化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走向，使晋风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质成为这个时代文人文化的标识。

轻名淡利和率真自然是晋风度的精神本质与在追求，潇洒放旷和风流蕴藉是晋风度的外化表现，二者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共同体现了晋风度的全面性与深刻性。晋风度不仅在晋时期具有重要和广泛的时代意义，对后世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哲学和思想，也产生了无可名状的深远影响。

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皆为人本性的追求。晋士人对洒脱率真、放达真情的人生的倡导与追求，为后世文人们展示了人性自由真实的光芒与磅礴。晋名士们把老庄“无为”、“逍遥”的自由人格理想，通过自身在乱世中真实而坚定的实践，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感染力，融入了中国文人的灵魂深处。一方面，晋风度造就了中国文人清高的气质与清醒的思辨；另一方面，它为后世处于低谷困境的文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的慰藉与平静，并得以发展为自省与放旷的生活理念，用以追求人本质的回归、精神的解放和个性价值的真正体现。正是这些，令后世文人在面对浊世与困境时，能够以独特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绝对的自信和清醒的思辨去对待人生和社会，寄身尘世之，逍遥世俗之外，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行为激浊扬清，救治世弊。从这个意义上说，晋风度不仅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总之，晋风度是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醒时代的伟大产物。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