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方言与普通话量词使用不同的现象存在原因浅探

云南方言与普通话量词使用不同的现象存在原因浅探

姓名：季晓博学号：201006424205

摘要：

云南方言和普通话在量词使用的问题上有诸多不同，本文试图以浅显的语言简要说明其中不同用法的量词的类型，以及这些有不同的用法的量词（个体量词）的由来和演变，解释我们大学学习、生活中的一些疑问和误解。

关键字：

量词个体量词产生发展流变

云南方言在量词使用方面和普通话相比有一些有意思的区别，初来云南省的人会有诸多不适，产生一些笑话。如云南方言中的：一张车（一辆车），一根人（一个人），一坨棉花（一团棉花），打了几托（打了几拳）。这些使用习惯与普通话有较大差别，有的甚至不能理解。如果简单把这些语言现象归为“地域差异”一句话，则显得太粗糙。如果想仔细探究这些日常生活中奇怪而寻常的语言现象，还是要下一番功夫的。

什么是“量词”

“通常用来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叫做量词。”

这条解释非常简单，似乎并不能说明什么，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与我们的第二语言英语比较，就会发现汉语中的量词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英语中也存在量词，例如：a dozen of apples，a pair of shoes，a piece of paper。相对应的，汉语中有“一双鞋”、“一张纸”，但是没有对应的“dozen”这个词。只不过这些和汉语中的量词并不是一个概念，如汉语中有：一个人，一辆车，一只羊。像“个”“辆”“只”这些貌似不存在也不影响意思表达的量词是英语中没有的，英语中用简单的“数+名”的形式轻松解决。

这确实很奇怪，汉语中为什么会有这些无所谓的量词存在？而且貌似就是这些“无所谓量词”在云南方言中搞鬼，才会出现“一张车”这种奇怪的说法，如果大家用简单的“数+名”说“一车”好像也没有什么歧义。

这种量词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叫“个体量词”。量词是表示事物或动作，或动作持续时间的数量单位，一般分作动量词、名量词（有的将“时量词”从中分出）两个大类。“个体量词”是名量词的一个子类，是相对“集合（集体）量词”而言的。

关于量词的范围、性质和作用大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只有个体量词才是量词,表示的是事物的种类、性质等等,应该把它和度量词(或称计量单位词、度量衡单位名词)严格区分开来。另一种意见认为量词的主要作用是计量,其他作用(如有时具修辞色彩)是次要的;量词包括个体量词,也包括度量词、货币单位量词、临时量词、集合量词、不定量词等,虽然各个小类产生有先后,性质也有差异,但它们都属于统一的量词系统,共同点是主要的。

持第一种意见的多为外国学者及部分海外华人学者,他们的母语中有度量词,利用容器名称来计量也很常见,但是基本没有个体量词。所以他们从自己语言的视角观察,发现汉语的个体量词很特别:跟其他语言相比是多出来的东西,又不像度量衡单位那样只是机械地表示数量,而是丰富多彩,带有某种形象性,因之判定这是完全不同的词类。有人并为之取了特别的名称。较早的例如日本人宫胁贤之助,认为“连结于数词之后表示事物种类性质的那种词叫做陪伴词”。国内的前辈学者刘世儒也曾持这类看法,他把通常所说的个体量词称为“陪伴词”,说“这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但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多数中国学者均持第二种意见。尽管“量词”的定名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早期的语法著作对于它能否独立于名词另成一类也有不同看法,但到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后增订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将量词正式列为一个

词类,曾用过其他名称的大家著作,如王力为《汉语知识讲话》丛书所写的《词类》一书、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都采用了“量词”之称,至此意见遂趋于一致。

关于量词的分类,中国各种权威的语法著作虽略有区别,称说也不尽相同,但都承认包括度量词在内的各种量词具有共同的语法性质。身居海外又深谙中华传统文化的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将量词分为9类,第一类是个体量词,考虑到它有一定的表类功能,故又称之为“类词”,但他仍将其他小类(如集合量词、临时量词、标准量词即度量词等)与之并列,共同归入量词的大类,说明他认为它们的共性是主要的。

不过，我们这里讨论的“量词”其实是狭义的概念，即个体量词。

量词的起源与发展

量词的起源说法很多，主要有形态补偿说、底层遗留说、记忆辅助说、表量或句法需要说、修辞说、调节音调说，很有可能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有可能不同的量词来源并不相同，或者有的量词实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形成的。例如“一汪明月”明显有修辞的痕迹。再比如，南方汉语中普遍存在着量词定指现象，并且量词定指化的程度可以构成一个等级序列，而量词定指的这一用法在广大的北方汉语中几乎难觅踪迹。对于这种现象，步连增认为与语言接触有关，即南方汉语量词系统与北方汉语量词系统没有共同的原始共同语来源。而从语言学角度也有证据表明，古汉语中“名+数”或“数+名”形式短语中两个音节之间停顿较长时间才能正确表义，所以使用量词是提高语言效率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步连增先生认为，量词产生的方式是词汇替换的方式，即原始的量词都只是“临时量词”，量词的产生、发展实质上是在某些“名+数+名”的基础上发生的词汇替换的过程。例如，商代典籍中“羌百羌”中第二个“羌”就是“临时量词”，大约同时代还出现了“羌十人”的用法。“名+数+名”的用法如何而来还有待研究，“羌百羌”和“羌十人”具体孰先孰后不可考证，但是“羌十人”中的“人”已经则已经是有代指“羌百羌”中的“羌”的意义了。“羌”是人，“人”也是人却更具有概括意义，原始的量词应当就是这种具有概括表意的词在“名+数+名”结构中互换产生的。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从“名+数”结构到“名+数+名”（“名+数+临时量词”）结构，再到“名+数+个体量词”结构，量词完成了从无到有，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词类。在先秦时期，汉语个体量词已经出现，但数量极少，而且只能用于“名＋数＋量”格式。

但是随着语序的变迁，个体量词的境遇也在改变。新产生的句法结构对于量词的产生、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量词在此结构中逐渐地脱胎。到汉代，“数＋量＋名”格式开始出现，“个体量词”作为一种语法范畴产生后，受‘数词＋单位词＋名词’格式的类推而开始形成‘数词＋个体量词＋名词’格式，并由此形成‘数＋个体量词＋名’与‘名词＋数词＋个体量词’两种语序的竞争态势，最终在唐宋以后，‘数词＋个体量词＋名词’变成汉语包含个体量词的数量结构的优势语序。”宋代以前“名＋数＋量”占优势，宋代以后“数＋量＋名”成为唯一的数量结构形式。

语序的变迁是导致汉语量词丰富的重要因素，因为量词的语法化是在“数＋量＋名”格式中实现的，“汉魏至唐，在宾语位置上出现了‘名＋数＋量’与‘数＋量＋名’两种格式竞争，量词在后一种格式中开始语法化。宋元时期，量词被语法化了，‘数＋量＋名’格式在汉语中最后建立，并且可以用于各种句法位置。”

可以相信，在汉语量词流变的过程中，不同地域之间会像语言产生时随机选择名词、动词的读音那样，选择了一件事物的不同表类特性，进而选择了不同的“名”固定下来作为“量”。正如“一辆车”和“一张车”一样，车是有两轮的，同时又是宽大平坦的，于是“辆”和“张”被分别固定下来作为车的量词，或许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辆车”和“一张车”是通行的，就像今天的“一只牛”和“一头牛”，但是在历史演进中“一辆车”占据了主流地位，于是“一张车”成了异类，变成了方言的量词。可以想见，其他的量词一定也有这样的演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