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笔记

读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笔记

2006年03月23日11:27

1、古代中国

中国历史上看似一乱一治的循环演进和所谓的周期律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帝国时代：1，秦汉帝国，2隋唐宋帝国，3，明清帝国，中间的时期是处于上层和基层的变化的时期，加之气候，瘟疫，游牧民族入侵和民族同化等偶然事件导致帝国之间的乱局。（从三国到南北朝；元；民国）。

其实三个帝国之间和三个乱局之间的基层和上层的结构也是不完全的同质，秦汉和先秦明显存在一个生产工具的更替（铁器和青铜器）；政治组织也是不一样的（秦主水德）；封建和郡县之争贯穿于整个秦汉帝国；税制；官员选拔制度等等都反应出基层和上层的演变。从先古时期的氏族到农业时代的变化。

隋唐宋的财政政策非常积极，主营盐铁，铸钱，运输和商业也非常发达，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也保证了中国农业社会的阶层流动，市民社会雏形的形成，社会分工和雇工制度，社会基层的分化，而且唐宋的税收制度也比较先进，比如允许可以交钱免服劳役——刺激了商业和社会分工。

明清时期的后退，明朝为了解决宋的困境向抑制土地兼并，抑制商业，抑制社会分工，导致社会经济的倒退，比如明朝236年铸的钱在宋朝两年就可以铸成；明朝专求农业，放弃矿业和其他高回报产业导致在明朝中后期因缺铜不得不熔化西周的青铜文物铸钱——但是商人手中还是有铜的，他们想以铜换文物但是被拒绝。明清时期的文官制度和礼仪体制对内在方面比较成功——明朝没有一个拥兵谋反的将领。

2、近代中国

中国在抗战开始时还近于一个中世纪的国家，但是这样的国家却动员了300万到500

万兵员和一个现代国家作战8年，靠空城计和苦肉计把日本拖得进退不能，最后取得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外交上获得了一个一等国家的地位，也建立了现代的上层国家体制。这些不能不说成是蒋介石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率领中国专攻基层国家体制，一举解决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以下层革命击败了蒋介石，然后实现了国家的初步工业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发展现代经济所必需的资本积累（30年6000亿），而且毛泽东使中国核武化，确保中国国家基本安全和国际地位——以一群科技人员为主体的研究力量达到这个目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是中国历史首次以科学和技术来达到国家战略，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开始的标志。

从近代中国历史上看，曾国藩等中兴之臣，百日维新诸君子，北洋军阀，孙蒋毛等党魁，尽管表面上有激烈的对抗和斗争，但是在一个长时间尺度的历史视角看下，他们的成功之处却是一体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流血满地，壮举和愚行比比皆是，局势也纵横反复，但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的大方向没有发生变化。社会分工的扩大，统一政令，对国家数字化的管理，现代社会的法律替代农业社会的礼仪秩序。

在历史上领袖的作用往往被夸大，群众的作用往往也被过分夸大和过分缩小，卖国腐化和以及道德问题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史观中解释所有问题的通用答案。

其实，领袖举措的自由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小。

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苦于没有统一的国家财政支持，不得不向各省募钱。

蒋介石在抗战时除了兼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外，还兼四川省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农民银行理事长；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主席。蒋介石并非天生独裁狂官迷，他也知道这种兼任造成的效能低下；但是蒋建立的社会高层结构缺乏社会基层结构的支持，每当出现问题，没有可能靠制度自行解决，产生新制度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因此只能靠自己挺身而出代替组织制度不足——就像蒋介石不能解决中央大学食堂伙食问题，只好在中央大学食堂吃一顿饭来安抚学生一样。

毛泽东摒弃一切高级国家形态扎根农村，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但是他不能彻底解决农村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问题，因此不得不搞合作社，重新使农民失去产权。毛泽东打倒了官僚集团，但是他解决不了随之而来的新中国官僚化问题，甚至连自己在官僚中的地位也不能保证；毛泽东尽管怨恨官僚体制，要解放小鬼，打倒阎王，但是党委倒了，军代表和革委会又会成为新的阎王。因此毛不得不在各种派别中摇摆，在正确和错误中踯躅。

言及历史，群众力量被认为是渺小的，但是中原大战却是下层士兵“迫使”冯阎白李军阀发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了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和武力统一，要求裁军到80万。冯阎白李诸人对下属的负责和义气拒绝裁员，甚至扣留盐税和关税，造成了中原大战。

但是群众力量也不是决定性的，往往群众的盲从非常可怕，比如五四，文革等群众革命，往往很容易就突破了法制的界限。——那些想发动群众但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人往往有法制观念，往往是非常理性的。

3、中国的公共意志

中国人也有公共意志（general will），但是这种公共意志不是“扶清灭洋”也不是“民主共和”，更不是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

中国人的公共意志往往是有一个太平的环境和有享受很好生活的生活资料（从土地和家畜到现在的一个好专业好工作等等）。当然中国的公共意志也在发生嬗变，但是最底层和最

普遍的公共意志却一直是“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以及变体。这时候我们要注意中国自洋务运动而来在每个时候处于舆论顶端的口号和领导集体的意志并非是当时的公共意志。

洋务运动时的自强求富并非是普通民众所需；民国初期的“共和”和普通民众也不太相干，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也大多如此。

倒是“实业救国”和“包产到户”更加符合民间的公共意志。每个领导集团都会把集团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但是这种国家意志往往是和公共意志达成的一种妥协。

但是也有意志冲突的时候，比如抗战时，河南农民不满国军坚壁清野，手持草叉将国军成建制的包围缴械，拥护日军；又如民国初年空中楼阁般的宪法和宪政，建国后的饥馑时期社员也说过“毛主席大胖脸，社员挨饿他不管”。

从追求土地耕牛到追求“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再到“供房供车求学找工作”；中国的体制发生嬗变，当整个社会电气化后，按户计费方式取代了农业社会时的保甲制度；现在的商品房和小区物业也使村委会和居委会等基层党委体制发生变化，基层民主往往在社会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目前中国言论最自由的领域竟然是娱乐和体育。

随着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这种公共意志也比如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时候我们不可轻视一些看起来很浅薄的东西。比如追星捧角、比如肥皂剧、比如商业电影甚至网络平民名人，公共意志因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会发生嬗变。中国公共意志在长期的嬗变过程中，逐渐释放出并加强了商业精神，冒险精神，科学精神，也一定会确立民主自由精神。在这个嬗变的过程中无数的生命来过，生活过，痛苦过，血流成河，尸骸累累。但是，中国的公共意志越来越近于一个现代的公共意志。我们还处于黑暗的隧道中，但是已经看到洞口的光亮。

4、中国的政局

中国在一百年间有了好几部宪法，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宪政。

宪法的重要性在于民众对它的信任，而民众的信任完全建立在宪法能否约束政府和议会，以及维护民众的个人自由和基本权利。

中国民众从来就没有信任过宪法和法院，青天观念和息诉观念一直是中国国家和民间的主流观念。现在的信访工作也是表明了这一点，当地的法院不能保持公正的判决，只有上级的青天才能主持公道，所以底层人民一层一层的上访；上层和下层官僚处于种种考虑千方百计的息访，这一矛盾有制度和观念的根源。中国的法院极少能够给民众以信任的理由，因为它极少能够制约强权。

中国在一百年中也有了好几个议政机构，但是议员先后成为猪猡议员，野鸡议员，国大议员，和人大代表，脱离不了花瓶的地位。毛泽东在再见司徒雷登时，也训诫了民主派人士第三条道路走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