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浅议我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产阶级的内涵，分析了我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困境，提出了应对策略。要发展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改革制度，突破制度瓶颈；坚持文化引领，为中产阶级发展提供思想基础；推进社会保障，解决中产阶级的后顾之忧。让中产阶级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

【关键词】中产阶级；发展困境；应对策略；中国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民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其发展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目前，我国已进入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推进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一、中产阶级的内涵

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成为统治阶级，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共和政体是最稳定的政体。[1]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政体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卡尔·马克思较早地关注到了中产阶级的出现，“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一个站在他们中间的类似中间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

[2]在我国，陆学艺先生第一次提出中产阶级的概念后，中产阶级就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考虑到目前中国贫富差距比较大，中产阶级是指在经济和消费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阶层，有一定的技能去

获取稳定的收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闲暇过舒适的生活，具备相应的公民素质和意识，有一定的生活品位和消费能力，追求高层次的生活。从目前社会分层来看，主要包括民营、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部分国家公务员，部分专家、学者，演艺界体育界的明星，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部分“海归”等。

二、中产阶级的发展困境

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却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因素的阻碍，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究竟是能否成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这确实值得我们去反省和深思。

首先，制度安排问题。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角吹响时，一部分人走向富裕，也有另一部分人滑向社会的边缘，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开。二次分配中，财政、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尚未有效发挥，依然没有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三次分配规模小，富人没有承担起帮助穷人的义务，普通民众的自愿性捐赠还不足。此外，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还不完善。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等事件都频频反映了慈善事业出现了信任危机。

其次，阶层固化，阶层定型化问题。现在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还是教育和机会在商界、政界、学界三大领域的运作。目前，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公，依然让教育成为了一种“软暴力”，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教育权利的享有中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近年

来，“官二代”、“富二代”、备受人们关注，引发了人们的仇富、仇官心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社会上也确实存在着少数的“二代”们承蒙父辈们的恩泽，垄断了社会的优质资源，使普通人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机会也大为减少。

再次，中产阶级认同危机。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与中产阶级的崛起相比，呈现明显的滞后状态，出现了绝对贫困化与相对贫困化的现象。一方面一部分中产阶级沦为孩奴、车奴、房奴，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存在困惑，出现了“中产阶级伪幸福”。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中产阶级都会认同自己的社会地位，“比上不足”的社会心理普遍地存在，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自我认同。除了自我认同外，还包括社会认同。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上缺少自己的话语权。“如果中产阶级在扩张中，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或者阶级意识不能被上层建筑所整合，其以亚文化方式蔓延，则所导致的反弹会日趋激化。这时，政治动荡就会生成。”[3]

最后，中产阶级自身发展中的行为与价值异化问题。在中产阶级成长过程中，有不少人是通过权力寻租获得巨额财富而成为“暴富阶层”，贪污腐败见官有份，中国自古以来的“官文化”与“人情文化”使得这个腐败圈更加扩大。中产阶级的思想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除了腐败之外，还有道德蜕化与社会冷漠的问题。从“小悦悦”事件到陕西局长车祸现场傻笑，这些事件都频频折射出中产阶级的道德缺失。

三、求解我国中产阶级发展难题的应对策略

中产阶级发展的困境，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求解我国中产阶级发展难题，必须针对以上原因，促进社会制度的完善，采取相应的政策，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发展经济，推进城乡一体化

学者周晓虹认为，对于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如何解决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工业化的要求与压力也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之一。[4]目前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和城镇市民还存在着很大差距，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短缺，工资福利和养老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处在一种盲目状态，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因此，必须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入手，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产业经济，大力扶植各种致富典型，推进扶贫开发。实施科技兴农，以科技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保证农民稳定的收入。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就业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

2、改革制度，突破制度瓶颈

虽然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相对于2008年的0.491已经有了一定的回落，但收入分配原则还未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转化，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尚未得到发挥。[5]因此，在收入制度分配方面，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适当考虑用高额累进税制调节平衡，开征遗产税和物业税等，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负担，对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坚决予以打击。就户籍制度来说，

必须打破身份壁垒，消除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权利差异，保障农民工在多方面和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待遇。教育制度方面，要注重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对农村教学硬件与软件的投入，鼓励社会办学和私人办学，并予以监督，防止教育的利益化趋向。最后，在权利制约方面，对于权力勾结造成的优质资源的垄断，要强化惩治力度，对国有企业实行“去行政化”，实行市场化，逐步改善国有企业“高管高薪、工人低薪”的问题。

3、文化引领，为中产阶级发展提供思想保障

首先，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中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取向直接引导着未来社会的精神风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异化可能引起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霉变。因此，弘扬真善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深化群众性的文明创建活动，开展志愿者服务，将道德建设从小抓起，从身边小事抓起，发挥道德模范中的榜样带头作用，重视官员率先示范。其次，提高公民文化素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作用，传承社会优秀文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能量。

4、推进社会保障，解决中产阶级的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坚强后盾，要发展中产阶级的力量，不仅通过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为其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实现公平正义，为更多的人提供进入中产阶级的渠道。社会保障必须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努力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