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张十庆原载《建筑师》第64期

一、日本东洋建筑史的研究

众所周知，战后的近几十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巨人，与此同时，日本亦十分注重塑造和表现自己的文化形象。在学术文化上，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和精力，传统建筑文化的研究亦在其中。不懈的努力，深入的研究，广泛的宣扬，使得日本的传统建筑文化及造园艺术，在世界上广为人们所了解和欣赏。要让世界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文化，首先自己要深入研究自己的文化。日本正是这样做的，且卓有成效，日本的建筑史研究就是典型之例。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日本学者精勤努力，学术研究蒸蒸日上，成果斐然，这对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当是一促进和激励。更重要的是，由于日本建筑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性，其建筑史的研究，对与之关系密切的中国，无疑颇具价值，其中不乏启迪和先进之处，其成果亦值得借鉴和吸收。而中日建筑文化的比较，则更是中日建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其实，若从大处着眼，从东亚建筑文化体系的角度观之，中日建筑史的研究，必然具有作为整体的内在关联性及已知相通处。

日本的建筑史研究，在对象上有所谓西洋、东洋和日本之分，三者构成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主体。所谓西洋建筑史，指对以欧美为中心的建筑史的研究，与我国的西方建筑史类似；东洋建筑史则主要指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及东南亚建筑史的研究，且日本的东洋建筑史研究，历来是以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为最主要的内容；其日本建筑史研究，则如同我们的中国建筑史一样，是其建筑史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日本这种建筑史研究对象的划分方式，是与其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特色相关联的。这正如同其整个学术研究亦相应地分为洋学、汉学和国学一样，二者十分类似和相通。本篇所谈论的即主要着重于其东洋建筑史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日本古代建筑的发展是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充实的过程，一部日本建筑史也是相当地丰富和复杂，绝非本文这般浮光掠影的浏览所能概括的。且笔者所知亦有限，故仅就其若干方面，略谈几点而已。

所谓东洋建筑史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日本学者虽有分工，但二者的关系仍十分密切。历史上中日两国建筑文化间特定的源流关系，注定了这两方面的研究必然相互关联，甚至融为一体。在日本，研究东洋建筑史的大家，往往也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中坚。如日本建筑史学界泰斗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诸氏，皆是汉和兼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洋建筑史的研究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在这一领域上，汉和兼治，不失为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好角度和好方法，同时也是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条件。其实，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亦面临着这样一个类似的课题。近年来国内所开展的东方建筑研究、少数民族建筑研究以及建筑文化圈的探讨等，都可视为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任何文化皆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于历史上大量吸收外来（中国）建筑文化的日本而言，其建筑史的研究，必然更将溯源、影响及民族化的研究视为重要一环。事实上，日本学者也确实在东洋建筑史研究上，不遗余力，作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的东洋建筑史的研究，开始甚早，本世纪20年代初，其先驱者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即

来到中国，实地考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成果颇丰。这不仅大大促进了日本建筑史研究，同时也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其后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活动，即极受日本早期东洋建筑史的影响和刺激。

日本的东洋建筑史研究，战前尤盛；战后因种种原因，而显得后继乏人，其建筑史研究的中心转向对日本建筑史研究的精雕细琢之上。日本东洋建筑史研究，早期以伊东忠太、关野贞及村田治郎等的研究最为重要和最具代表性。其成果除大量实地考察报告和旅行纪录以外，专题研究亦不少。如伊东忠太和《东洋建筑的研究》、《中国建筑装饰》（5册，1941～1944年），关野贞《大陆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昭和十五年，岩波书店〕，《中国山东省汉代坟墓的表饰》（东京帝大纪要工科第8册第一号）、《中国的建筑与艺术》。村田治郎的《东洋建筑史》（1947年，彰国社）、《中国的帝都》（1956年，综艺社），竹岛卓一的《辽金时代的建筑及其佛像》（1944年），以及饭田须贺斯的《中国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昭和28年，相模书房）等。近年来则有田中淡的研究，如其《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著述等。

2006-3-26 15:17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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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古代建筑也是东洋建筑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历史上，朝鲜建筑对日本建筑的影响甚大。尤其是在早期。在盛唐建筑直接输入日本之前，中国间种对日本的影响，主要是同个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朝鲜是早期中日建筑文化交流的桥梁。故日本早期（奈良时代前期以前）建筑史的研究，离不开对朝鲜三国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建筑的研究。

二次大战以前，朝鲜半岛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是由日本学者进行的。其调查的重点是以乐浪郡为中心的中国墓葬和高句丽、新罗、百济等三国时代的墓葬和寺院遗址、遗构等。大型的《朝鲜古迹图谱》就是这些调查资料的汇集。作为东洋建筑史研究一环的朝鲜建筑研究，关野贞为其先驱者，著有《乐浪郡时代的遗迹》等，藤岛亥治郎著有《朝鲜建筑的研究》，皆着重于朝鲜早期古迹遗址的研究。实际上，其实质还是对中国的移植文化及其影响的研究，皆离不开中国文化这一本源。因而比较研究也必然是其研究的一种主要形式，如杉山信三的《日本朝鲜比较建筑史》（昭和21年，大八洲出版社），对于朝鲜中世以后建筑的研究，则有杉山信三的《朝鲜中世纪的研究》，近年来还有一些关于其样式做法的研究和比较，如中西章的一系列研究论文，以及关口欣也的有关论文。

二、日本古代建筑史的研究

日本古代建筑的发展，若以佛教建筑进入日本的飞鸟时代算起，那么至明治维新（1868年）止，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悠久历程，其间的发展和演变又充满生气和颇具特色，这为日本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内容。日本的建筑史研究，将其建筑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按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划分为相应的三个阶段，即古代、中世和近世。所谓古代，包括飞鸟

时代、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553～1183年）（还包括飞鸟时代以前的绳纹时代、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这一时期的建筑尚处于低级阶段）。中世纪则包括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1184~1572年）。近世则为桃山时代和江户时代（1573～1867年）。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就基本上以此三大阶段为单元而展开，相应形成了三大史的研究内容，即古代建筑史、中世建筑史和近世建筑史，这是在时间轴上划分建筑史研究的内容。若以研究对象的类型来分，则有寺院、神社、住宅、都市、城郭和茶室等等。如此，以时间为经，类型为纬，组成了丰富的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主体。

作为整体把握日本建筑发展脉络和大概的论著有日本建筑学大系（4－1分册）《日本建筑史》（太田博太郎等编，彰国社版），这是日本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日本建筑通史，自昭和32年第一版发行以来，不断修订再版，影响极大。此外，日本建筑学会还又编有《日本建筑史图集》（彰国社版），并附以图版解说，一册在手，便可概览日本建筑史大观，与前书配合，更相得益彰。对于有兴趣了解和研究日本古代建筑者，此二书当为首选。

飞鸟时代（553～644年），是日本建筑真正成体系发展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建筑虽今已不存，然所谓飞鸟样式的建筑却有留存，即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著名的法隆寺建筑。法隆寺创于飞鸟时代，然现存者却是公元670年灾后重建之构。然尽管其重建于7世纪末至8世纪初，但其技术成分和样式特征却表现出较之再建年代更早的古朴风格和特征。日本学界认为再建的法隆寺建筑，反映和再现了创建当初的样式特征，并将这一式样推定为飞鸟样式。

法隆寺是日本的骄傲，也是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日本建筑史前辈伊东忠太及关野贞等，皆极注重法隆寺建筑的研究。伊东忠太的博士论文即为《法隆寺建筑研究》，日本明治时期关于法隆寺建筑再建与非再建的学术大论争，亦成为法隆寺建筑研究上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论争中，关野贞成为一员主将，力主法隆寺建筑非再建论，其著名论文《法隆寺金堂塔婆中门非再建论》（《建筑杂志》218号），就是非再建论之力作。关野贞于该文中，以日本大化改新（645年）后的奈良时代，高丽尺（飞鸟时代所常用尺）作为常用尺的使用已经废止而转以唐大尺作为常用尺这一论点为依据，并根据法隆寺建筑的柱间营造尺度复原以高丽尺为有利这一现象（以高丽尺复原柱间尺度时可得整数尺，而以唐尺则得不到），提出法隆寺建筑应为大化改新前创建时的原构。从而否定正史《日本书记》中天智九年（670年）“灾法隆寺，一屋无余”的记载。这一根据营造尺的性质判定法隆寺建筑年代的新说，使得再建论者处于窘境。此再建与非再建之论争，直至昭和17年若草伽蓝（法隆寺前身）的发掘，再建论遂成定说。在这一论争中，关野贞所提出的根据营造尺的性质判定建筑年代的尺度论，导入了建筑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新的科学方法，并在其后日本建筑史的研究上，得到广泛的运用。从中亦可以看出，其时日本学界的研究颇具朝气和探索精神，学术论争气氛浓厚，同时怀疑文献记载、好作翻案文章，或可说是当时研究上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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