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纲要(论袁世凯集团兴起原因)

论袁世凯集团兴起原因
摘要：袁世凯，虽然只做了83天皇帝，但是他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却叱咤风云了好多年。

这与他背后强大的袁世凯集团有着很大关联。

可以说，没有背后集团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他前台的张牙舞爪。

袁世凯集团的兴起，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他的个人才华离不开。

本文将从这几方面展开论述。

正文：
袁世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枭雄，也许可以和曹操、毛泽东相媲美。

纵观其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一定的展示，引起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升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是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食人之禄而谋其主，驻人之地而夺其城”，也许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概括。

有人说他是“起事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我认为，六君子之事只是他起事的契机，袁世凯集团的兴起绝非那么简单，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历史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主！袁世凯集团的兴起与国内、国际形势和其自身能力有着莫大关联。

国内形势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形势。

国内政治形势首先体现在中央集权与地方专权的博弈上。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彻底毁灭了清王朝的得意之师—八旗兵和绿营兵。

为了应付国内危机，清廷嘱地方大臣招募乡勇组建团练。

曾国藩、李鸿章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开创了地方专权的先例。

清政府不得不依靠于湘、淮这两支地方军队，“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也就形成了。

如此的格局对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令王室寝食难安。

清政府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将权力收回中央。

继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和甲午海战之后，湘、淮两军相继没落。

甲午海战后，淮系已败，清廷终于得到了改变这种权力格局的机会。

同时，淮军的没落也让清廷赖以依靠的军事力量消失，清政府实力空虚，急需组建军队增强实力以维护统治。

机缘巧合，袁世凯被推到了这个权力真空的格局中，得以以小站练兵的形式进行自己集团的组建。

袁世凯这支军队，依旧是一支地方军队(尽管清廷不希望是这样)，承袭着湘、淮军的基因与传统，因而能够更多地吸收淮军遗留下的资源。

袁世凯到小站筹建新建陆军的时候，鉴于他对新式陆军也缺乏知识与经验，他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以及时任北洋学堂总办荫昌等重要淮军将领推荐一些淮军“人才”，这对他来说可是一笔莫大的资源。

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一批重要将领就在这时与其相交相知，之后日渐成为袁世凯打江山的左膀右臂。

又因为小站练兵是应清政府之需，因而袁世凯与清政府也绑在了一起。

荣禄便是清廷与袁世凯接洽的清廷代表。

清廷有求于人，必然会事事顺着袁世凯，因而袁世凯得到了许多荣禄的庇佑。

袁世凯借荣
禄之力，多次避过了朝中权贵的攻击，得以壮大自己的集团和获取晋升之资。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袁世凯在这场中央集权与地方专权的博弈中坐收渔人之利，奠定了其军事集团的根底。

国内政治形势其次体现为清廷内部的腐化与衰落。

树倒猢狲散，自古不变的理儿。

面对如此不堪的政府，官员的离心与叛变是不可避免的。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官员们哪能不为自己谋划一个全身而退的策略呢？荣禄对袁世凯的扶植其实也是包藏祸心的—笼络像袁世凯这样有才能而无根基的汉族官僚，培植自己的势力，为自己将来的黄袍加身做好准备。

除了官员的狼子野心和众叛亲离，满汉官僚间的斗争也加剧了清政府的黑暗与腐败。

面对行将末路的事物，谁都想取而代之，袁世凯就是那样一个！
国内的经济形势也为袁世凯集团的兴起提供了可能条件。

没有一场战争是不带来经济的凋敝的。

战争使中国的农村经济饱受摧残。

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政府的苛捐杂税、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使大多数人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不外只三条出路：当兵、背井离乡、揭竿起义，而当兵则是一个更理想的选择。

这就为袁世凯集团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兵源。

同时，这也为袁世凯练兵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镇压农民起义。

同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新生的事物总是会寻找依靠的。

康梁维新派看中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而袁世凯也乐意做他们的靠山。

与这些西
方制度、思想的推崇者的接触让袁世凯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和西方社会各方面的知识，为其以后的“事业”积累了深厚的阅历和知识储备。

国内的主流思潮也为袁世凯建立军政集团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甲午海战，泱泱大国竟负于蛮夷小国，这对国民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战后，救亡图存、整军经武的呼号此起彼伏。

兴建新式军队，已不仅仅是政府的需要，更是广大民众的心声。

袁世凯抓住这一国民心理应时而动，顺民心，合民意，自然不会招致民众的非难。

国外形式主要指列强政治上对袁世凯集团的支持。

甲午战后，列强开始了对中国的疯狂的瓜分与掠夺。

同时，人民的起义反抗运动也风起云涌。

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列强极力支持中国编练新军。

袁世凯小站练兵迎合了列强的需要，受到列强的支持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而且，巨额的军费也是袁世凯送给列强的强力兴奋剂。

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的“杰出”表现—保教剿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袁世凯的中立态度更是赢得了列强的普遍好感。

在李鸿章死后列强一致要求清政府用袁代李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列强对袁世凯的信赖与支持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袁世凯集团的兴起与其个人才能有着密切联系。

历史是明智的，它不会随便挑一个人去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首先，袁世凯是一个身怀抱负、野心勃勃的人。

熟悉他的荣禄曾说过：“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地。

”其实，
从他自己的《雨花台怀古》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狼子野心：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其次，正因为他的雄心壮志，使他更加爱慕贤才，礼贤下士。

他悉心提携下士，帮助人才，接济人才，所以投奔于他甘愿为他当牛做马的人如过江之鲫。

他善于招揽人才，而且各类人才他都来者不拒。

他笼络了行政、军政、警察、财政、教育等方面的各类人才。

这些人才组成了他个人强大的智囊团，为其“事业”的如日中天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亲自制定的官员选择标准“阅历+行止+口才+批判+律例”对于当今的官员考核仍有借鉴意义。

“众人拾柴火焰高”，有如此强大的人才队伍，干出一番“事业”对袁世凯来说自是手到擒来。

袁世凯突出的政治才能可谓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

首先，他极富攀亲附贵之能事。

他辗转通过好友阮忠枢认识李莲英的弟弟，既而结交李莲英，既而巴结上权臣荣禄，为他被保举去训练新军铺平了道路，从而也与后党扯上了关系。

同时，他又满口答应做康梁维新派的军事支持，赢得了帝党的青睐。

这种“两面”方针使他在官场如鱼得水、青云直上。

袁世凯驻朝期间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外交、政治、军事经验，而且与英国攀上了关系，得到了好几个英国大使的欣赏。

这无疑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

其次，袁世凯也有较好的政治敏感性，他的每次政治选择似乎都得到了上天的祝福。

戊戌政变中他毫不犹豫地
弃帝投后，历史证明那确实是一次华丽转身。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立态度的选择又是一个明智的决定，避免了与义和团拳民和八国联军的火力血拼，从而使其军队得以在战争中保存下来。

袁世凯总是在利益权衡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只有一次糊涂—在自立为帝的选择上的糊涂，那也是一次致命的糊涂！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人类创造了历史，却始终在被历史玩弄，袁世凯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参考书目：《变革中的危机袁世凯集团与清末新政》楚双志著。